全球贸易交流史中的芬兰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创世记》说上帝让人类使用不同的语言，使巴别塔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工程。 但自古以来，语言的差异并没有妨碍人类的交流和互动。 从几百年前开始，人们从欧洲出发，无论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无论天气有多寒冷，他们都通过陆路和海上向东迁移。 中世纪时，中国瓷器大量进入阿拉伯国家，进而传到欧洲：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从未中断过。 那么芬兰在这段交流历史中处于什么位置呢？ 历史上，芬兰长期受瑞典统治。 芬兰与其他国家的交往要经过欧洲大陆上的葡萄牙、法国、德国，然后经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可以说，芬兰位于欧洲大陆的中部。 在全球贸易往来的历史版图上，边缘始终处于边缘。

芬兰和中国虽然仅隔着俄罗斯，但广阔而寒冷的西伯利亚却长期阻碍了两国的交往。 芬兰和中国早期的交往是通过海上完成的。 最早研究中国的芬兰人是以色列·雷尼尔斯（ ，1729-1797），他于18世纪随瑞典东印度公司乘船到达中国。 1746年2月13日，他随阿道夫·腓特烈王太子号轮船离开瑞典港口城市哥德堡，途经加那利群岛，绕过非洲好望角，沿毛里求斯、爪哇、苏门答腊岛和中国澳门航行。 几经波折，于1747年6月12日抵达中国广州的一个港口。在广州逗留半年后，雷尼尔斯于1748年1月5日返回，同年6月27日返回哥德堡，并于9月21日返回家乡芬兰西海岸莱希亚。在华期间，他详细记录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商贸往来等情况。 次年（1749年），他向图尔库学院提交了硕士论文《中国游记》（Anmä）。 这篇瑞典论文是芬兰发表的第一篇关于中国的论文。 虽然只有47页，但作者尽心尽力地描述了中国的植物、动物、自然资源和物产，以及中国人的面貌。 ，还记录了中国之行。 虽然短暂，但中国广阔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为芬兰人对中国的想象增添了更加绚丽的色彩。 在他的记录中，已有关于大米消费的记载：在当时的帆船上，船员们的传统圣诞食品是一种用牛奶和肉桂等调料煮成的米粥——东方食材，改良西方口味。 。 19世纪，随着大米在芬兰的普及，这种习俗就被传承了下来，并沿用至今。 如今，简单煮熟的米饭是芬兰常见的主食。 此外，来自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芬兰人彼得·约翰·布里德（Peter Johan Breed，1746-1816）在1766年至1784年间曾五次逗留广州，后来他向斯德哥尔摩科学协会提交了一份关于他在中国观察到的自然现象的报告。 1779年，他还被提名为瑞典科学院院士。

随着丝绸之路沿线贸易的繁荣和货物的流通，汉语词汇也传播到了西方。 尽管芬兰语属于“乌拉尔语系”的“芬兰-乌戈尔语系”，与周边的两种语言——俄语和瑞典语相距甚远，但许多外来词仍然来自邻国的语言和文化。 如果你探索芬兰语言和文化中的东方元素，你会发现这条传播链是如此之长，以至于环绕了半个世界。 起初，欧洲人眼中的“东方”主要指阿拉伯地区。 某些阿拉伯语单词，包括阿拉伯语中的一些波斯语单词，通过葡萄牙、法国和德国进入瑞典文化，然后被借用到芬兰语中。 。 还有一些东方词汇通过芬兰东部邻国俄罗斯进入芬兰语。 语言的流动和借用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类文明的动态发展。 追溯芬兰语中汉语词语的起源，正好可以从一个角度探讨中芬之间的交流过程。

芬兰语中的“中国”（Kiina）一词最早出现在芬兰报纸上，即1820年的《图尔库周刊》（-），1822年出现“ri”（中国皇帝）。此时，芬兰已脱离瑞典语统治并成为俄罗斯的一个自治大公国，但瑞典语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中国的芬兰语（Kina）来自瑞典语（Kina）。 Siina这个词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西奈半岛。 例如，芬兰语词汇中还有（ in ），意思是研究中国语言文化，即汉学。 此外，同年6月的报纸还介绍，汉字是从上到下书写的。

芬兰语中还有很多其他单词与中国相关，比如（），原意是“中国苹果”，这个单词从荷兰传入中部和北欧语言，德语、瑞典语、爱沙尼亚语和拉脱维亚语中都有类似的同源词。 后来，很多词语也以“中国”命名，比如芬兰植物名都遵循拉丁名：（中国菜，即大白菜）、（中国玫瑰，即芙蓉）、（中国树，即，金鸡纳树）。 还有中国原产的物品：（中国炸弹，即烟花）。 在芬兰的文具店里，还有一种很受芬兰人欢迎的玩具——中国象棋（šakкki）。 这个名字也通过英语和瑞典语翻译成芬兰语。 “中国象棋”实际上是一种六角星棋盘的西洋跳棋（halma），英文称为“ ”，这种象棋与中国没有起源，而是美国人在20世纪末发明的。 19世纪。 某玩具公司大力推动其引入北欧。 最早的棋盘和包装上都饰有中国图案，所以习惯上称为“中国象棋”。 至于“”为何变成“chess”，是因为在流入北欧的过程中，由于声音和形状的相似，瑞典语将“”（）误解为“chess”（），芬兰语也误解为“chess”（国际象棋） “跳棋”为“国际象棋”（）。 “棋”。 真正正宗的中国象棋游戏“围棋”和“象棋”直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与芬兰建交后才传入芬兰。 不过，围棋和国际象棋爱好的玩家很快就在芬兰十多个城市和地区组建了自己的俱乐部。 一年一度的围棋锦标赛成为中国文化爱好者的聚会。 此时的“中国象棋”名正言顺地指的是国际象棋。

除了这些以“中国”命名的词语外，还有很多中国特色植物、器皿、食品等词语也被传入芬兰。 “缎”（Satin）作为最高级的丝织物种类，早在12世纪就已传入西方，但直到18世纪才进入芬兰。 据记载，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798年的芬兰语中，最初指的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海港城市泉州。 可见，文字的传播就像丝绸之路的不断拓展，经过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德语、挪威语，最后到达波罗的海北岸的芬兰语。 类似的词还有芬兰语中的“丝绸”一词，这是芬兰语中较早出现的有关中国的词语。 目前的研究显示，它最早出现在1820年的芬兰报纸上，来自《图尔库周刊》一篇关于土耳其的介绍文章。 本文介绍了中国蚕丝织物的起源以及如何养蚕和制作丝绸。 除了丝织物和最著名的茶叶外，还有舢舨（船）或篷船（）、胡椒、银杏、大豆（soi‐ja）、正山小种（）、乌龙（）、金橘（）等。出现在芬兰报纸、期刊或文学作品中。 随着贸易的发展，文化交流更加深入，宗教的传入和传入是并行的。 中国寺庙中常见的“塔”()式建筑也成为宗教寺庙的代名词。 它进入芬兰语并成为传统的东方建筑。 典型代表。 如今，随着中国人走遍世界，中餐馆也遍布世界各地。 也有一些与中国菜有关的词汇进入了西班牙语世界，但在芬兰语中固定的数量远远少于印度菜和日本菜。 但有趣的是，大豆这种中国日常调味品早在1756年就已跻身芬兰奢侈品之列。

当然，除了中国的植物、器皿和食物外，20世纪初，中国人也出现在芬兰。 一战期间，芬兰大公国作为俄罗斯的属地，需要按照俄罗斯的要求修建防御工事。 因此，赫尔辛基地区按照圣彼得堡海防计划修建了大量防御工事，至今仍可见。 为了修建这些防御工事，2100名中国工人于1916年8月来到芬兰。很快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使工人总数达到近3000人。 大约在同一时间，中国劳动力也被用于芬兰的铁路建设。 负责防御工事的中国劳工队被分成五个小组，分配到赫尔辛基附近的几个城镇：埃斯波、考尼艾宁、万塔、科尔索和斯波）。 这些中国人大多是来自满洲和远东的土匪和逃亡者，即所谓的“红胡子”（音译“红胡子”）——这个称号在一段时间里也成为了中国人的代名词； 顺便说一下，“Kuli”和“苦力”这样的词在战争期间也随着劳工进入了芬兰语境。 这是芬兰人第一次直接接触这么多长相、穿着、说着与自己截然不同的语言的中国人。 而且，当时的华工人数甚至超过了现在在芬兰的华人总数。 这么多华人的存在，也影响了当地。 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对于赫尔辛基的居民来说，这些中国人的行为是奇怪和不可理解的：男人们留着长发，编着清朝风格的辫子。 此外，芬兰民间还流传着一些关于中国工人的奇奇怪怪的故事。 比如，他们吃青蛙和虫子，他们用难以理解的语言交流，他们喜欢去墓地取花圈丝绸等等，这些故事大概就是芬兰人早期相信“中国”概念的原因。代表了一种奇怪、怪异、令人费解的思维方式。 “中国故事”遂成为一句俗语，指的是困难的问题和难以解决的情况。 。

文化的循环和影响就像水波，一圈圈地扩散。 需要多次重叠的波浪才到达对岸。 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传播者的想象和对他国的疏远。 随着1950年芬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芬之间的政治和文化交流日益增多。 特别是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更加直接、顺利。 芬兰对遥远中国的迷思也已被澄清，认识也日益清晰。 1953年4月，芬兰派出第一个文化代表团访华。 代表团共有17人，由时任总理夫人、作家西尔维·蒂科宁（Syl-）带队。 成员主要是文艺界人士，包括韩培（ää，1905-1955）、库伦·沙里（Kuren Shari，1907-1988）等几位著名作家。 应该说，这是芬兰文化界与中国的首次接触。 代表团于1953年4月17日从赫尔辛基出发，途经俄罗斯、蒙古抵达中国北京。 随后，他们访问了中国多个城市，包括蚌埠、南京、上海、杭州、广州、长沙、武汉等城市。 留下来，然后返回北京，6月12日返回赫尔辛基。这群文艺人士回国后，导演亚韦罗组织了中国歌剧《白毛女》的演出，作家们陆续出版了多部回忆录关于中国。 库伦萨里担任记者和编辑，是当时芬兰总统的亲密助手之一。 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回国后，他编撰了旅行日记，并于1953年出版了《中国日记：芬兰人眼中的中国》（äiväkirja：）。另一位作家韩培，当时在芬兰非常有名。他以谚语《中国故事》为书名，出版了他访华的旅行日记，讲述了当时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特别是从不同角度观察到的中国生活。芬兰代表团不仅参观了古老的长城、故宫和颐和园，还有现代化的中山陵，品尝了令他们震惊和害怕的“蛇汤”，还参观了幼儿园和农村在访问上海和北京时，他们还参观了鲁迅博物馆，唐涛向他们介绍了鲁迅的生平和创作活动，这次参观以及随后的出版引起了芬兰文化界对中国更多的关注，也为后来的翻译做出了贡献鲁迅文学作品在芬兰出版。 韩培的《中国故事》也多次转载。 《中国故事》被赋予了新中国的气息。

《中国故事》2018年再次成为畅销书。芬兰非小说类文学奖获得者马念恩继2016年在《独生子女的国家》中全面讲述了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然后在2018年以《中国故事》为题描述中国，副标题是“33个值得推翻的中国传奇”。 这33条关于中国的“刻板印象”涉及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民族、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甚至涉及芬兰人关注的中国政治新闻热点话题。 这位前《赫尔辛基报》驻华记者突破了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走进现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当下的生活，细心观察，真实沟通。 在这本书中，她用幽默的语言向芬兰人描绘了一个生动、真实、丰满的中国。 文化就像人一样，是生动的、多样的、复杂的。 正如《赫尔辛基 》特别书评所言，文化之间总是容易产生误解和刻板印象，但打破刻板印象、重新理解另一种文化却很少见。 ，所以更有价值。

如今，随着交通和互联网的发展，中芬之间的人文交流近十年来迅速增长。 微信和阿里巴巴的支付宝、淘宝和天猫越来越为芬兰人所熟悉。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也赋予了丝绸之路新的含义，出于对中国的热爱，芬兰人将其称为“新丝绸之路”。 中芬建交70周年，“中国故事”一词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 经贸互联互通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理念的交流和融合。 芬兰语言和文化中来自中国和有关中国的词汇也在不断发展和丰富。 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芬两国交往深入、互动增多的历史。 过程。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中芬文学关系研究”【】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资助【-ZD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