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德语(永远的流亡者)

这篇文章给大家聊聊关于异乡人德语，以及永远的流亡者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哦。

1、昨天，匈牙利犹太作家、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尔泰斯·伊姆莱去世，享年86岁。

2、凯尔泰斯一生经历了奥斯维辛、匈牙利的共产主义时代和改革时代，他的写作一辈子都围绕集中营一个题材，在他看来，只要有人类存在，奥斯维辛就永远不会离开，时代的转换不过是“人类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设了一个和平的废墟”。他因此被称为奥斯维辛的灵魂代言人，“永远的流亡者，世界的异乡人”。

3、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的理由是：“他对脆弱的个人在对抗强大的野蛮强权时痛苦经历的深刻刻划以及他独特的自传体文学风格。”

4、理想国去年曾先后出版过凯尔泰斯作品《船夫笔记》和《另一个人：变形者札记》（船夫日记2）。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文学翻译家，同时也是凯尔泰斯作品中文译者的余泽民老师的一篇文章，选自《另一个人》。文章不无深情地回忆了2007年在柏林和凯尔泰斯夫妇见面的经历，并穿插了自己翻译凯尔泰斯的经过以及对凯尔泰斯其人其作的理解。

5、理想国微信此前也有发布凯尔泰斯相关文章：《奥斯维辛已经远去，“奥斯维辛”从未离开》《勇敢地低下你的头吧！》，点击标题可跳转查看。

6、“伊姆莱明天上午十点要见一个人”

7、驱车驶离慕尼黑时，已经傍晚七点半。尽管我和艾丽卡很想在英国公园内的中国塔前喝一大扎啤酒，尽管浑身浸透了巴伐利亚田园让人不喝也醉的微醺，尽管慕尼黑美术馆正展出难得一遇的吉尔伯特与乔治作品展……但这座城市还是未能留住我。此时纵有千百般诱引，也不可能让我错过明日的约会。

8、从慕尼黑到柏林有两条距离相近的高速路，少说也都有580公里长。途中，可怜的“斯柯达”除了在纽伦堡城外加过油外，四只轱辘几乎一秒都未喘歇过。在加油站，跟玛格达女士通了个电话，告诉她我们今晚赶到柏林，打算在城郊过夜，明天上午可以进城。老人听了十分高兴，说她丈夫刚才还念叨：自打四天前我们从布达佩斯出发，再没接到过我的电话，担心我的行程有变。

9、“伊姆莱明天上午十点要见一个人，之后去我家附近的凯宾斯基饭店为艾斯特哈兹订房间，他周六要来柏林，如果你能在柏林多待两天，还可以见到他。凯宾斯基楼下大堂就有家咖啡馆，环境很好，我们就约好十一点钟在那里见吧。”出于礼貌，我在电话里敬称“凯尔泰斯先生”，她则亲热地直呼丈夫小名“伊姆莱”。随后，她让我记下约会的准确地址，叮嘱我们“夜里开车千万小心”。玛格达说话干净利落，亲切和悦。经过这几年迫不得已的锤炼，显然她早就习惯了自己“诺奖作家夫人兼秘书”的公共角色。

10、玛格达在电话里提到的艾斯特哈兹·彼得是他们夫妇的密友。据说2002年凯尔泰斯获奖那届，在文学奖提名的正式名单上有三位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纳道什和艾斯特哈兹。后来我不仅翻译了艾斯特哈兹的书，现在还成了纳道什《平行故事》的译者。能通过文学翻译进入几位名副其实的大师的生活，实在是我的幸运。

11、路才走一半，天就黑了，地平线上的一抹紫霞逐渐抻细，新月珠贝般的光晕均匀瓷白。汽车在越来越暗、越来越窄的天地夹缝间疾驰，我瞅了一眼坐在身边的艾丽卡，忽然想起《另一个人》中的一句话，“在克拉根福一带洪水暴发，正像圣经里所描绘的正午的黑暗，一辆像恐龙一样庞然挡在我们前面的大货车的红色刹车灯透过前面的挡风玻璃，忽明忽暗地映在M满腹狐疑、聚神凝思的脸上……”

12、两边的山林阴森如墨，迎面的车灯格外晃眼，CD机里轮流演唱的齐秦和弗雷迪·默丘里早已疲惫，可是我不仅不困，反而更兴奋，眼睛盯着永不可能抵达的道路尽头，脑子里预演着明天已期待了四年多的约会。

13、谁是凯尔泰斯？

14、2002年10月10日13点01分，是让全世界“惊喜交加”的新闻时刻。瑞典皇家文学院宣布，将200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一位名叫凯尔泰斯·伊姆莱的匈牙利作家，以表彰他以自己极具个性的文学创作，揭示了人类恐怖的堕落与沉沦，通过他的作品“对脆弱的个人在对抗野蛮强权时痛苦经历的深刻刻画”。

15、凯尔泰斯接受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十六世的颁奖

16、就在这一刻，几乎全世界人都在相互询问：谁是凯尔泰斯？

17、两周之后，远住北京的家人几经努力，帮我与作家出版社的年轻编辑朱燕和郭汉睿取得了联系，她们不仅请我推荐凯尔泰斯作品，协助联系版权，而且将翻译工作委托给我，这让我既兴奋又紧张。当时，我虽然开始阅读并翻译匈文小说，但完全是出于文学爱好和语言训练，正式给出版社翻译书还是第一次，更何况还是诺奖作品。

18、但是谁是凯尔泰斯？不要说我，就连我周围的许多匈牙利人都没听说过，他们互相询问这个让他们感到骄傲的陌生名字。戏剧性的是，另一位名叫“凯尔泰斯·阿库什”的作家的小说在书店里被抢购一空，人们后来才弄清楚：原来获奖的并不是他。

19、经过打探，我在布达佩斯二区找到了作家的空巢。那是一栋再普通不过的五层板楼，听邻居讲，作家大部分时间住在德国，只偶尔回来。邻居们知道的凯尔泰斯，是一位深居简出、和蔼平易的老人，至于写过什么，谁都没读过。凯尔泰斯获奖的消息，使这幢居民楼变了个样：楼长屋里等着请作家签字的书已堆成小山，寻踪问迹的记者络绎不绝，楼里的家家门口、楼道走廊上都摆满了鲜花，期盼作家的归来。

20、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电视、报纸、杂志，到处都能看到作家那副可以把世界融化的笑脸，可以看到那双拥抱世界的大手；到处听到的是人们谈论他的幸运和对他一夜成名的惊叹与嫉妒，甚至有自称“凯尔泰斯朋友”的人给媒体写信，指责凯尔泰斯年轻时剽窃了他的一部音乐剧……作家笑言：“我必须要站在媒体宣传和记者群中。成功也要付出代价的。”但是，不要忘了，这位72岁老人度过的，是72个寂寞的365夜；在这位耄耋之年的幸运儿背后，难道仅仅是人们看到的幸运？

21、在一次跟朋友海尔纳·亚诺什闲聊，偶然得知我在几年前就曾在《撒旦探戈》的作者克劳斯瑙霍尔考伊·拉斯洛的家庭聚会上见过凯尔泰斯。经朋友描述，我隐约记起一位满脸微笑的魁梧老人，但惭愧的是那时我既不知道他是谁，更没读过他的书，更不曾料想他与我有命中注定的文字缘分。

22、更巧的是，当时我在主编一份华文的《联合商报》，报社办公室的房东不是别人，恰是凯尔泰斯作品匈牙利出版社社长莫尔查尼先生的丈母娘！这样一来，我不仅顺藤摸瓜地找到拥有凯尔泰斯著作版权的德国代理，还搞到了作家的作品和资料。

23、1929年11月9日，凯尔泰斯出生在布达佩斯的一个并不信教的犹太家庭，祖父早年从巴拉顿附近的一个小镇步行到首都开始经商，父亲也是位并不富有的木材商；母亲那支来自克卢日—纳波卡（匈牙利语为科洛日瓦尔），1917年被罗马尼亚占领时一家人逃到布达佩斯。据作家自己回忆，他很不喜欢自己的童年，一是由于父母离异，二是曾被送进寄宿学校，他说自己从小就背负了深深的自罪感，继承了犹太人独有的沮丧和代代相传的苦痛。“我的祖父母还依照旧俗，在每个星期五的晚上点燃安息日蜡烛，但他们的名字已经匈牙利化了。对他们来说，很自然地将犹太传统视为宗教，将匈牙利视为祖国。我的外祖父母死于大屠杀；祖父母的生活则被拉科西式的共产主义所摧毁，犹太人被迫迁居到匈牙利北部边境地区。我觉得，这一简短的家史浓缩了、象征了这个国家痛苦不堪的近代历史。”

24、1944年初，凯尔泰斯的父亲被宪兵抓走，后来死在了位于奥地利境内的纳粹集中营。同年夏天，十四岁的凯尔泰斯也在一次去钢铁厂当童工的路上和几个小同伴被宪兵拦捕，先后被投入布痕瓦尔德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直到1945年被美军解放。从集中营幸存下来，他没有听从美国人的建议去西方，而是自愿被交到苏军手中，怀着憧憬回到家乡。1948年中学毕业，他先后在《光明》和《布达佩斯晚报》当了两年记者，开始了文字生涯。1951年后，凯尔泰斯先后当过工人、编外记者、自由撰稿人和文学翻译，后来他翻译了尼采、维特根斯坦、弗洛伊德、霍夫曼斯塔尔等德语哲学家的大量著作，这些作家对他的思想影响很深。1975年，他的处女作《命运无常》经过十年周折才得以出版，从此开始了孤独的思想跋涉。

25、当然，这是可以通过媒体手段了解到的、编年史上的凯尔泰斯，而当作家本人站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台上时，却坦白道出了另一个更接近真实自我的自己：“自从我登上飞机前来斯德哥尔摩领取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刻起，我就很不习惯地感觉到，有双漠然观察者的锐利目光尾随着我；在这盛典时分，当我突然变成公共视线的焦点，我却感觉自己与那位冷静的观察者更为贴近，而不是这位一夜之间拥有了全球读者的获奖作家。”

26、的确，在我着手翻译凯尔泰斯作品之前，我对他的了解也只局限于那个喜形于色的获奖作家，而那个尾随在获奖的凯尔泰斯背后冷静观察的凯尔泰斯，对我来说仍很陌生。

27、“悲观主义，是一种勇敢”

28、2002年底，我开始为出版社翻译中篇小说集《英国旗》、电影文学小说《命运无常》、日记体小说《船夫日记》《另一个人》等四部作品，之后近两年的日日夜夜，我都是伏在电脑键盘上熬过的，困了趴下打一个盹，醒了睁眼继续敲字，几乎不脱衣服不洗澡，身子平躺成了一件奢侈的事。

29、《命运无常》取材于作者少年时代在集中营的经历。在人性匮乏的世界里，主人公以单纯之心屈辱求生：将被捕当作“捉迷藏”游戏；将空袭欣赏为“圣诞树上的彩灯”；将集中营内的绞刑理解为“对违反游戏规则者的处罚”；在日复一日的“灰色工作日”里，他期盼那“最可爱的一小时休息”；他观察密密麻麻的虱子在伤口里聚餐，那痛苦的躯体似乎并不是自己的……“即使在集中营里，即使在如林的烟囱旁，也曾在痛苦暂息的时候有过某种与快乐相似的东西”。“生存即屈从”，这是凯尔泰斯阐述的、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以及所有在野蛮暴政下忍吞了无数灾难的人们的生存法则。在他的“屈从哲学”里，闪烁着现实、勇敢、顽强的生命之光。“悲观主义，是一种勇敢”，对于弱小个体来说，自我的放逐是一种求生。

30、1991年出版的《英国旗》是《命运无常》的续篇，描写了“我”在冷战初期的心灵磨难：从集中营回到解放了的祖国，结果坠入另一个不带铁丝网的集中营。无休无止的运动、批斗、逮捕、审判，“在监狱或者拘留所的走廊上，那些双手背后、脸冲着墙站立的犯人，就像细菌一样疾速地繁殖……甚至可以这样说：就连监狱之外的所有人——而且是不分男女老少的每个人——实际都是这座监狱里的囚徒，只不过是被视为‘无期假释’而已。”

31、在不允许思想存在的年代，他“游离在一个可以用语言表述的、一个可以维持自己生活现实的世界之外”，他放弃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开始了非语言的表述冒险。对他来说，“表述”不只是纸上的写作，还包括“无须表述的、哑然的生活本身”。

32、《船夫日记》和《另一个人》取材于作家60至90年代的日记。“至今为止，在这个地方谎言一直是真理；然而今天，就连谎言也不再真实了。”冷战时期，面对强暴的专政机器，他用哲学家的幽默深刻地讥讽。后来东欧剧变，凯尔泰斯经过一个兴奋、憧憬、困惑和失落的过程之后，环顾四周，发现人们正兴奋地用金钱建造一个不仅拆除了电网甚至取消了国界的新集中营，在那里，“人们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设起一个和平的废墟”。

33、柏林墙倒塌之后，凯尔泰斯开始了自由的身心放逐，《另一个人》记录的就是这段行走的生活，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行动”。他先后去了奥地利、法国、瑞士以及圣城耶路撒冷，但最终令人不解地选择了柏林，并视之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34、这种语言，我从未听到过

35、“斯柯达”驶进柏林城时，已是凌晨一点三刻。由于迷路，车子在城市的外环上转了一个小时，才确定了一个进城的路口。尚未看到城市风景，但是单从围着它驱车的时间以及在这段时间内我脑袋里所搜集的所有关于它的记忆，就足以让人感受到柏林的分量。这次来柏林有三个目的：一是拜会凯尔泰斯，二是走走柏林墙，三是看一眼电影《柏林苍穹下》中天使俯瞰人间的那座高塔。但从历史的层面讲，这三个目的其实是一个。

36、有不少人不理解凯尔泰斯：他为什么一辈子只写集中营这一个题材？移居国外，他为什么偏偏选择柏林？几个月前，当我得到凯尔泰斯约我去柏林会面的邀请时，脑子里也闪现过这个问题。我猜，他选柏林，或许由于德意志民族深刻的反省与救赎之心。要知道，作为一生控诉纳粹罪行的匈牙利作家，恰恰是在德国图书界的力荐而顶上诺贝尔奖桂冠。当然，所谓的“宽恕”是最容易拣拾、最合乎逻辑的桌面上的理由，对作家本人来说，答案绝非如此简单。

37、对我来说，翻译凯尔泰斯的作品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是一个揣着魔匣、尝试表述自我存在的心灵冒险，在这近乎自虐的过程中，我感到一种经过疲惫、费解、沉重和那种窒息后的喘息和理解后的兴奋。在自己并不能算短的漂泊中，在自己异邦生存的体验中，从未感到竟会与另一颗同在这个世上漂泊的“另一个人”的心灵如此贴近。

38、文学翻译不仅要求意思准确、语言流畅，还要不失真地传达作者的文字质感、语速节奏和情感力度。比如他在描述1956年“匈牙利革命”失败后苏军坦克出现在布达佩斯街头时写道：“每辆坦克在继续行驶之前，都要发出一发——哪怕仅仅一发炮弹，似乎要比一个万一可能浮现出来的闪念还要快，每辆坦克开炮的位置、方位和靶心都一模一样，就这样，一辆又一辆的坦克一连几天将炮弹射向同一栋年久失修了的装饰派风格居民楼一层的外墙上、窗户上和房内墙壁上，这个一天比一天逐渐扩大的窟窿，看上去就像一具尸首临死前惊惧张开的嘴巴，现在又被人逐个敲掉了全部牙齿。”

39、1956年“匈牙利革命”失败后苏军坦克出现在布达佩斯街头

40、在凯尔泰斯的作品里，不仅充满一页一个句号、读起来令人窒息的复杂长句，更充满精准深邃、触撼灵魂的哲思。他像位冷静的科学家，以上帝的眼睛捕捉、记录下散落于日常生活中的思维碎片，近乎残酷地展现了自己每个神经末梢的真实冲动。熬过两年的无眠日子，我感到如释重负的安宁，仿佛是在另一个星球里，突然听到了自己的语言——而这种语言，自己却从未听到过，更不曾使用过：

41、“不管你相信什么，你都会死掉；但是，假如你什么都不相信的话，那么对活人来说，你已经死了。

42、“也许，我们之所以能够承受生活，是因为这个生活竟如此的不真实；另一方面，因为意识总在不断地窥视所谓的真实，它渴望真实。

43、“摩登，并不是年轻时代的风尚，而是老年时代的。它不是开始，而是最终的表白……艺术就像一个胚胎，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必须经历过所有的发育形式。”

44、当我翻译完这一系列重如磐石的作品后，我恍然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一个聋哑的孩子！我突然发现：自己翻译的竟是另一个孤独的聋哑孩子的语言。

45、凯尔泰斯认为，他是作家凯尔泰斯的合著者；我作为译者，则是他俩的合著者。我对凯尔泰斯确实怀有这种感情。尤其当我一边为生存挣扎一边蹲在二十四平方米的小屋内翻译凯尔泰斯在同样窘迫中、囚在同座城市互不相望的另一间二十八平方米的小屋内写下的四部作品时，我甚至在时空中也感到一种欣喜的神契。正是这种“亲历”，最终使我在阅读自己的译文时，恍惚听到了作者的嗓音。

46、从这种意义讲，天亮后我将要拜会的并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的——或者说是我存在于别人身上的那另一部分。

47、“谢谢您翻译我的书，不容易，是吧？”

48、进到柏林城后，我落脚在遇到的第一家旅馆。让我惊喜的是，客房不仅带淋浴、空调，而且还有单独的门厅、客厅，总面积不仅比在慕尼黑的大一倍，且便宜一半！不过，从窗帘的颜色、地毯的质地、家具的样式以及墙缝里散发出的烟味判定——这里是“东德”。估计这栋楼曾是某国有企业的职工宿舍。尽管德国已经合并了十几年，但那道坍塌的墙，会像幽灵一样伴随这座城市许多年。

49、安顿好后，我下到大堂要了市区交通图，旅馆位于地图之外。服务生安慰我：这里离市中心顶多不过15公里。我问：凯宾斯基饭店在哪儿？小伙子皱着眉摇摇头，他对市区也不熟悉。不过，为了表示对游客的热情，他主动用红笔在地图上划了三条线，说那里有保留的柏林墙。根据他标的柏林墙走向，我证实了自己刚才的判断。从东德进入柏林，虽然不是计划的路线，但似乎也是“冥冥注定”。我曾在凯尔泰斯的一篇散文里知道：1962年他第一次来柏林，也是从东面接近的柏林墙。

50、关了灯，躺在床上，暗示自己快点入睡。离天亮只有四个小时，出门时我不想携带任何疲惫。四周很静，街上无车，路灯的光束投在墙上，仿佛是投自电影院的后窗。虽无图像，更无情节，但在我的视网膜上却迅速切换着一个个场景、一幅幅图片，还有老人那张熟悉的我提笔可以画下来的慈善面孔。第一次见面时我们寒暄了什么，我早忘了；但第一次通电话的内容，我记忆犹新：“您的匈牙利语讲的真好……谢谢您翻译我的书，不容易，是吧？”

51、当时我握着话筒突然不知该回答什么，应该道谢的是我，因为翻译他的作品，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借用他的眼睛，我审视生死；借用他的悲悯，我体贴世人；借用他的倔强，我任性孤行；借用他的语言，我剖白自己。阅读、翻译和写作，在我身上融为一体；表述生存，是我身体的内源光。

52、我知道，凯尔泰斯的写作也曾从哲学翻译中汲取营养；我还知道，他也曾有过漫长的潦倒岁月，他也曾译过不少对他来说无趣无味的东西以平衡平时的琐碎开销。有一回，我在多瑙河边的一家旧书店里翻到一本封面打卷儿了的流行小说，一个瑞典人写的《孩子岛》。匈语译本是1983年出的，译者竟是凯尔泰斯，我如获至宝地买下来。

53、时过不久，我在另一家旧书店又买到一个封面不同的再版版本……当时的感觉，像是跟踪自己暗恋的人。我买下它，并不为阅读，而是为纪念，用这个自己的“发现”来激励自己。

54、当我将这两本书与凯尔泰斯的著作及我的译本并排摆在书架上时，我感到一股不愿与人分享的了解的喜悦和理解的温暖。看着这些肩并肩的书脊，它们好像长在了一起。

55、因有情感的牵系，才会有细节的触动。我翻译《另一个人》时，遇到过一段老子的话，让我兴奋的是：凯尔泰斯特别标注，这段话引自汉学家考拉琼的《道德经》译本，而那个译本恰好是我与译者合作的，书中的毛笔字都是我写的。这些小事，说起来牵强，但对我来说，是与凯尔泰斯的默默靠近。我留意所有关于他的消息，对他的采访，写他的文章，他的新作、电影和行踪。

56、不久前我在国内，他托艾丽卡送给我四本有他亲笔签字的作品：一本的扉页上只有签字，另一本一笔一画写了我的名字，第三本特意加上了“爱”字，第四本的签字不仅写在小说正文的第一页，而且写的是“热烈的爱”。通过这些签字，我不仅能够想象出老人签书的顺序和场景，并能感受到他当时暗涌的温情。这四个签字，是从握手到拥抱。

57、今天就能见到他了，我该叫他“凯尔泰斯先生”，还是“伊姆莱大叔”？

58、天快亮了，可我还是睡不着。窗外车辆驶过的频率越来越密，脑子像是翻了车的车轮，嗡嗡空转。

59、“我写的书，中国读者理解吗？”

60、醒来时吓了一跳，客房里阳光四射，我以为这一觉睡到了中午，其实还不到九点钟。匆忙洗漱，收拾东西，试了几身衣服之后，决定穿一条白裤子配蓝衬衫，出门前反复照了好几回镜子。我相信老人会喜欢我的，但我仍跟孩子一样，偷偷地希望能让他更喜欢些。

61、九点半出门，我们拿着地图，事先查好了要走的路线，当时还没有GPS导航。夏日的清晨空气清爽，道路潮湿，昨夜刚刚落过小雨。汽车沿着主路前行，我脑子里演习着与老人见面的微笑、握手的力度和问好的声调，还有见面要说的话。对一位七十七岁的作家来说，他的时间比我的宝贵。

62、听说老人明年计划出两本书，一本对话式的回忆录《K档案》，一本从未发表过的短篇小说集。在我来柏林之前，凯尔泰斯的编辑哈夫纳·佐尔坦就将两篇小说发给了我，一篇是写于1967年的《世界公民与朝圣者》，另一篇是写于1978年的《长椅》。说来又是一件巧事，说话轻声细语的哈夫纳，是我1991年刚到匈牙利时就在塞格德结识的朋友，1997年我搬到布达佩斯后就跟他失去了联系，不久前才从朋友那里得知，出版社委托他专门帮助凯尔泰斯做文字工作。

63、《世界公民与朝圣者》的写作时间与《命运无常》同期，通过对《圣经》中该隐与亚伯故事的扩写，揭露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嫉妒、狡黠、残暴与憎恨的不善本性。“人的手掌强硬有力，将神攥在了手心里”，就连创造人类的上帝都无可奈何。当时作者只有三十八岁，便巧妙地借助《圣经》之口指出大屠杀是人类堕落本性的结局。凯尔泰斯发现：大屠杀也是一种文化，自人类诞生就从未中止，集中营将大屠杀发挥极致，成为艺术。

64、《长椅》写于冷战中期，当时匈牙利一场运动接一场运动，所有人都丧失了自由的权利，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小说中的长椅，比喻了惊魂不定、丧失自我的怯懦奴性，他丢开长椅，承认自己是个“赋闲的罪犯”，然后用“请病假”的方式争取有限的自由，这恰是诺奖所褒扬的凯尔泰斯式的抗争。通过这两篇早期作品，我看到一位有良知、不流俗者的坚定执著。四十年来，从他的第一部作品到最后一部，步伐从没有毫厘的偏移……

65、我就这么一路想着竟走了神，忘了拐弯，汽车径直开过了施普雷河，被堵在一个工地的街角。看了下表，急出一头冷汗——现在离目的地不仅很远，而且要穿过整个闹市区，离约好的时间只有十分钟！艾丽卡赶紧拨打凯尔泰斯家的电话，玛格达女士说，老人刚刚下楼去了饭店，她马上打手机叫他回来，并将见面的时间推迟到十一点半……但是让我难堪的是，堵车，迷路，当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从隔壁街内的停车场跑进凯宾斯基饭店大堂时，已经差一刻十二点！

66、两位慈祥的老人坐在圆形的咖啡桌后，一同起身冲我微笑。玛格达一边跟我握手，一边不无嗔怪地笑道：“能让诺贝尔奖得主等四十分钟，你也可以获个奖啦。”

67、看到我满头大汗的一脸窘相，凯尔泰斯温和地安慰我：“柏林要比布达佩斯大多了，第一次来这儿约会的人，没有不迟到的……”老人穿了件熨得平整的浅黄衬衣和白色西裤，面色红润，笑容和蔼，手掌宽厚，握手的时候沉稳有力。没等我的“凯尔泰斯先生”叫完，他就打断我说：“别叫先生，就叫伊姆莱！”

68、我说：“那我还是叫伊姆莱大叔吧。”毕竟在我面前是一位七十七岁的老人，我怎么可以直呼其名。玛格达笑着挥了下手：“伊姆莱不喜欢别人叫他大叔，感觉太老。你就这么叫吧。”

69、“书带了吗？”刚寒暄完，老人就迫不及待地问我。中译本虽然出版了三年，可是他一直还没有看到过。这次我专程赶来柏林，就为能亲手送给他。我将准备好的一塑料袋书掏到桌上，一本一本地递到他手里。老人戴上老花镜仔细地翻看，感觉是自己的作品第一次问世。“你看，封面上印了匈牙利文……还有我的签字呢。”凯尔泰斯对中译本的装帧颇为满意，凑到妻子身边指给她看，并用手摸了摸上面烫金的签字。

70、“这下面写的是什么？”他指着书里一条注释好奇地问。我回答说，由于他的作品里提到了许多中国读者不很熟悉的外国人名，所以我在翻译时加了许多注脚。他听后满意地用他粗大的左手摸着我的膝头，说他的书译成了上百种语言，只有中文版做得这么周到。

71、玛格达女士赞同地捧起《船夫日记》说：“这本书我很喜欢，可惜许多国家并没有翻，连英语版还没有，不过在瑞士很受欢迎，仅这本书就卖了三万册。”我说，这本也是我的最爱，听万圣书园的刘苏里先生说，《船夫日记》在中国知识分子圈内也影响最大。

72、“我写的书，中国读者理解吗？”凯尔泰斯认真地问。

73、我说“当然理解”，中国人在二战中经历的南京大屠杀，相当于欧洲的纳粹集中营，所以中国人也是人类堕落的见证者。在中国，不仅《命运无常》销量不错，还能买到电影版的DVD。至于另外三本书，对中国人来说更有共鸣，想来我们有过相似的历史遭遇，现在又面临同样的使命与冲击。我还告诉他，在北京书店里我还见到过《英国旗》的盗版书，我说：“盗版虽不是好事，但有人盗您的《英国旗》，至少说明您的中国读者要比我们知道的多。”老人微笑着连连点头。

74、得知我除了翻译之外还创作小说，凯尔泰斯颇有同感地说：“只有自己也写作的翻译，才可能是好翻译。对我来讲，翻译和写作是互动的。”我告诉他，我在上海的《小说界》杂志主持一个“当代外国小说家”专栏，介绍了不少包括匈牙利作家在内的欧洲作家，另外，我正翻译艾斯特哈兹·彼特的《一个女人》和《赫拉巴尔之书》……老人听了高兴地张开手臂拥抱我说：“谢谢，谢谢您！彼特这个星期六就来柏林，我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75、就在我感到老人臂膀的力量和怀抱的温暖的那一刹那，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知道“幸福”这词已被世人用得很俗，但此时此刻，我只能用“幸福”描述。

76、“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吃午饭吧？我请客。”

77、先喝了一杯咖啡，又干了一杯白葡萄酒，我们的话题越来越多。从翻译谈到创作，从匈牙利局势到中国的发展，从对欧洲文学的看法到彼此的创作计划，转眼聊到一点多钟。若不是老人感到口干，而杯底已尽，恐怕还会一口气地聊下去。

78、“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吃午饭吧？我请客。”老人在跟妻子小声商量之后，热情地向我发出邀请。我不假思索地点头应允了，不仅为能跟老人多说会儿话高兴，更激动于作家夫妇对我的好感。按照欧洲人的习惯，只有关系很近的朋友才会发出这样的即兴邀请。或许，老人不想破坏已经酝酿好了的谈话气氛，提出留在咖啡馆用餐。玛格达立即客气地跟侍者商量，想来老人是这里的贵客，这一点请求不难满足。

79、不一会儿，楼上餐厅的服务生就推着餐车来到咖啡桌旁，动作优雅摆好餐具，然后跟说天书似的用混杂着法语、意大利语的德语报起了菜谱。经过跟作家夫妇的几问几答，服务生带着恭敬的微笑转身离开……饭菜很快端了上来，但我们具体吃了些什么，我不是忘了，而是根本就没有留意。要知道，能在柏林跟凯尔泰斯夫妇共进午餐，这是我出发前没有设想到的幸运。

80、饭桌上的话题自然离不开美食。玛格达说，她在美国生活时，经常到当地的唐人街吃中餐，她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搬到柏林之后，也经常光顾中国饭馆。玛格达是一位身材结实、性情开朗的练达女人，上身套一件白色夏衫，下身穿一条蓝牛仔裤，言谈举止毫不做作。她笑着跟我抱怨说：自从她成了诺贝尔奖作家的夫人，再也不能口无遮拦，畅谈无忌。当然我明白，抱怨是女性的一种表达方式，在玛格达的话里，幸福的成分远多于抱怨。

81、生活中总有这样的巧合。就在这次柏林会面的几个月后，我由于参加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结识了一位叫佐利的新朋友，谈话中得知，他竟是玛格达的教子，刚从美国移居到匈牙利。两年后的一天，佐利告诉我，凯尔泰斯夫妇从柏林回到布达佩斯参加玛格达孙子的洗礼仪式（玛格达女士和前夫有一个儿子），约我去教堂跟作家夫妇匆匆又会了一面。佐利很喜欢中国文化，先后两次到中国访问，这都是后话。

82、在凯宾斯基饭店，我注意到，即使当着客人的面，玛格达也甜蜜地叫丈夫“我的小仙子”，而玛格达滔滔地讲话时，即便观点有所不同，凯尔泰斯也会温柔、温暖地望着她。老人坐在我和玛格达中间，一会儿用左手摸摸我的膝盖，一会用右手攥着妻子的左手。看到艾丽卡拿起相机给我们拍照，老人拉了拉我，让我靠近一些，当我亲热地伏到他肩头与他合影时，他拍拍我的手说：“这样好，就该这样。”

83、“在柏林，我找到了我生来本该享受的那种生活方式！”

84、谈话中，凯尔泰斯说：“我们搬到柏林，实际是玛格达的主意。是她发现，或许我在陌生的地方更容易获得内心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是作家写作的先决条件。最初我们只是租了套房子在这里小住，后来得到一笔半年的奖学金，半年之后，我发现自己恋上了这座城市……”

85、“为什么？”我终于有机会提出这个揣了许久的疑问。

86、“为什么，哦，”老人沉吟片刻，随后宽厚地笑了笑。显然，在我之前，这个问题已有许多人问过他。

87、“不久前，在斯德哥尔摩，就有位女士问过我：你为什么偏偏选择柏林？我当然明白，她暗指我的集中营体验。我没有直接回答她，而是说：‘那代人已经死了，我不能把他们的罪过归到下一代身上，而是应该帮助他们正视历史。’我不知道我的回答是否令她满意，但这么严肃的问题不可能在饭桌上用一两句话说清。”虽然，我们也是在饭桌前，但凯尔泰斯还是继续解释下去：“我从来没把纳粹集中营视为犹太人与德国人之间不可解除的敌意。如果那样认为，就太简单了。我之所以选择柏林，是因为我的主要读者都在这里，是因为我在德国成为的作家，我的作品首先在这里产生了影响。另外，还有我从年轻时就从中汲养的德国文化、哲学和音乐……现在，我只不过借用德国文化的工具，将艺术归还给德国人。”

88、“说心里话，我热爱这座城市。很长很热的夏日之后，秋天就像清晨的少女：清新、凉爽、充满欲望，仿佛是在策划着什么。柏林的路很宽，树很密，到处都是挤满人的咖啡座。当然，我也看到了柏林被那堵墙分割的另一个面孔……”说起柏林，老人的脸上洋溢出深情。

89、的确，柏林负载了沉重的历史，但正因如此，柏林人才有了如此深刻的自省。玛格达深有感触地说：“柏林是真正意义的世界都市，它的宽容，没有任何一座欧洲城市可以与之相比。在这里无论你是阿拉伯人还是美国人，犹太人还是东方人，这里人对你都是一样；古典艺术，先锋艺术，流行艺术，地下艺术，在这里同样都有观众和市场；同性恋在这里不但能结婚，还被柏林人选为市长……”

90、“对我来说，柏林是座文学之都，历史上始终扮演着东西欧文学的中介角色。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是先翻译成德文，才传到西方的；斯特林堡等许多斯堪地纳维亚的作家，也是从这里为世界所知。”凯尔泰斯重把话题拉回到文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卡夫卡从布拉格搬到柏林，在这里决定以写作为使命；许多中东欧作家也都是通过柏林之路，走向世界文学的。知道吗？‘世界文学’这个词是歌德发明的。在布达佩斯，在我出生的城市，许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你到底在柏林寻找什么？或许这样回答更干脆，在柏林，我找到了我生来本该享受的那种生活方式！”老人的最后这句话，道出了他为什么爱上柏林的根本理由——自由！身心的自由，文学的自由！

91、即便获了诺奖，夫妇俩还租住在一套小公寓里，没有买房，而是拿那笔奖金设立一个文学基金。凯尔泰斯自嘲地说：“我这个人不适合当房主。”

92、接着，作家夫妇为我将在柏林逗留的两天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建议我看刚刚开幕的达利美术展，看柏林墙和查理检查站纪念馆，还要看犹太街区的老屋和博物馆岛，还要去看布兰登堡大门和旁边的纪念大屠杀雕塑群……在我随身带来的柏林地图上，两位老人认真地圈圈点点。

93、准备离开咖啡馆时，已是下午三点半，若不是老人还有一个约会，我们还会聊下去。我还没来得及请凯尔泰斯签字，他先从桌上抽出我翻译的《船夫日记》递到我手里：“请在这本书上写一句话，我要好好保存它。”我当时怔怔地望着老人，心里感动得无言以对。这是伟人的平易与谦恭。我在扉页上用中文写道：“感谢您为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的人类的堕落作证。”当我讲这句话翻译给他后，老人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很好。”

94、之后，我也请作家夫妇在《另一个人》的扉页上签了字，玛格达说：“这是我第一次在伊姆莱旁边签名呢。”书已递回到我手里，又说了几句话，凯尔泰斯忽然想起了什么，又把书要了回去，翻开封面，重新拿起笔，在自己的签名下边认认真真地补写了一行：“2007，8，16。柏林。”我注意到，他患有巴金森症的手微微发抖。

95、他叮嘱我说，以后翻译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或需要什么资料，随时可以打电话找他。他说“记者的电话我可以不接，但翻译的电话我一定接”，并希望我以后能翻译即将出版的《K档案》，他说书里的对话是他自问自答，或者说，是他跟“另一个人”的对话。

96、在大堂里告别，凯尔泰斯握住我的手说：“谢谢你给了我们一段这样美好的时光！”

97、我再次被真情打动，约会柏林，竟然是老人先开口感谢我！我觉得自己的嘴好笨好拙，不知如何表达我的惊诧与感动。几乎同时，我们都从咖啡桌边站起，情不自禁地紧紧拥抱，我的脸贴到他的脸。老人挽着我的胳膊走出饭店，玛格达和艾丽卡跟在我们身后闲谈。在饭店门外，我和凯尔泰斯夫妇合了个影。老人认真两次问艾丽卡：“你看一下，照得好吗？不好的话，再拍一张。”

98、过了马路，我们再一次吻别，老人第三次将我搂在怀里，拍着我的背用父亲般慈爱的语调告诉我：“知道吗，翻译我作品的人，就是我的亲人。”

99、亲人，文字使我与凯尔泰斯成了亲人！望着相互搀扶、卷入人流的那双背影，我在心里幸福地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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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关于异乡人德语和永远的流亡者的内容到此结束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