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兴老牌德语翻译公司 痛悼杰出的编辑家和翻译家李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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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文为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巴蜀译翁杨武能老先生痛悼杰出的编辑家和翻译家李文俊老先生的文稿，授权本平台予以全文首发。全文如下：

2、正是我南京大学的恩师叶逢植和李文俊张佩芬夫妇，让还是大学生的我轻轻松松跨进了《世界文学》的大门，未出茅庐就在这份全国唯一的外国文学刊物连连发表习作，连跑带跳地冲上了高高的译坛！

3、没有叶逢植、李文俊当年的帮助和提携，没有鲁迅创办、茅盾主编的《世界文学》和它的常务副主编陈冰夷的宽容和青睐，就没有我巴蜀译翁杨武能60多年成果丰硕的翻译人生。缅怀亦师亦友的李文俊，我可以写很多很多。在此仅附录一篇旧文——

4、李文俊与《世界文学》

5、近半个世纪的著译生涯，没少与各式各样的编辑书信往还，有意无意便留下了他们的一批手札。其中尤其为我珍惜的，是李文俊张佩芬夫妇1961至1965五年间的十多封来函。从这些信函的字里行间，不只能读出他俩的高度敬业，读出他们对未出茅庐的小译者的爱护尊重，还可窥见《世界文学》在那几年的艰难处境。

6、在我国翻译界和读书界，李文俊以研究、译介福格纳而名闻遐迩，广受赞誉；可今天却已不大有人知道：他在成为福格纳专家之前，大半生的心血都倾注在了“为人作嫁”的编辑工作，倾注在了堪称中国文学翻译家摇篮的《世界文学》杂志。

7、上世纪五十年代，风华正茂的李文俊和夫人张佩芬先后进入《世界文学》，做了这本刊物的小编辑。说他俩“小”不只是他们年轻，还因为《世界文学》的前身《译文》乃鲁迅先生创办，在他俩参加编辑时已成了中国作协的机关刊物，主编则为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的茅盾，编委也一个个都是像冯至、戈宝权、卞之琳、季羡林似的文坛泰斗和大师。

8、数十年如一日，大名鼎鼎的《世界文学》始终是一本三十二开、朴朴素素的小刊物；然而小尽管小，素尽管素，跟时下洋气又花哨以至于艳俗的流行大刊摆在一起，却只显得高雅、端庄而无丝毫的寒碜。

9、1962年大学毕业后继续得着《世界文学》和李文俊夫妇的帮助，我头两年还发表了《普劳图斯在修女院中》和《一片绿叶》等德语古典名著的翻译。可是好景不长，再往后选题怎么都适应不了多变的政治气候，就连译成待发的诸如自然主义大师豪普特曼的短篇小说，无产阶级作家魏纳特的诗歌、散文，也统统发不出来啦。我与李文俊的书信来往也一度中止，十多年之久完全断了联系。直至1978年夏末秋初，我到北京参加考研复试，面见导师冯至先生，才得顺便拜访始终心存感激的《世界文学》和它的编辑李文俊。

10、其时刊物已划归社科院外文所。刚刚落脚我便背着一小口袋四川的土产绿豆，像个进城走亲戚的农民似的一路问到了北京站附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一幢宿舍跟办公室兼容，书报与蜂窝煤杂陈的灰黯楼房里，我走进二楼一间横七竖八地摆着写字台的大屋子，站在了《世界文学》编辑部的作品组组长文俊先生面前，简单对答几句后便放下绿豆走人。

11、随后我有幸成了社科院的研究生，结束了与李文俊单纯的译者与编辑的关系，自此便见面频繁。他在研究生院任课，应该讲也是我的师长，但却不允许我称他老师，我只好叫他老李；他的夫人张佩芬呢干脆彼此直呼其名。

12、不时到老李尚在和平里的家中做客，不仅分享了那年头儿十分稀罕的大葱蒸鱼头，还感受着浓厚的文化气息。原本已不宽敞的起居室隔出了一块给小儿子睡觉，却藏有一些令我瞪大眼睛看的东西：玻璃橱里挂着大文豪茅盾和钱钟书题写给“贤伉俪”的墨宝，屋中央赫然立着一张古色古香的大书案，还有珍贵的书刊以及宜兴壶之类的宝贝……

13、凭着几十年的亲身体验，我想说李文俊这个人一如他倾注了半生心血的《世界文学》：学识渊博，品位高雅，待人处事却始终平和、实在，当编辑更是恪尽职守。也难怪十多年前他实至名归，从一名小编辑变成了《世界文学》这一老牌名刊的大主编。之后，他虽说退了下来，终于有时间、精力做自己喜爱的研究与翻译了，却仍在译协无偿地为我等“文化搬运夫”代言、出力。二十多年前他大病不死，叫译界朋友额手称庆。这之后他看上去越活越健康，我呢，则希望自己能多结识几位老李似的好人和雅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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