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德语发音？西域早期塞语

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分享西域德语发音的一些知识点，和西域早期塞语的问题解析，大家要是都明白，那么可以忽略，如果不太清楚的话可以看看本篇文章，相信很大概率可以解决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摘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者试图利用历史语言学、音韵学、民族语言学方法，对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记录的西域新疆地名进行语源的考证还原，试图解开困惑人类数百年的地名语源之谜，试图通过对早期西域地名的探源回答新疆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新疆这一民族历史问题。

[关键词]西域；新疆；地名；塞种；吐火罗；民族语言

塞种问题（吐火罗问题）是延续近一个世纪争讼至今没有完全解决的难题。我国除季羡林先生对吐火罗语原典富有开创性地解读外，经王国维、方壮猷、冯承钧、王静如、岑仲勉、周连宽、余太山、张广达、徐文堪、林梅村、黄盛璋、耿世民、王宗维、荣新江、王欣等几代学者的持续不断发力，对塞种问题（吐火罗问题）的认识也逐渐深化和明朗了。

余太山认为，塞种主要由Asii、Gasiani、Tochari、Sacarauli四部组成。Isse[dones]实即四部中的Asii，“don”似为表示场所的后缀，亦见于后世Osset语中。在希罗多德描述的时代，伊犁河、楚河流域很则可能是四部的居地，故Issedones实际上成了塞种的一个部落联合体名称。

近20年来，国内外对于先秦时期生活于西域的古代民族有了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丰硕，一个个西域的谜底被揭开。林梅村认为，吐火罗人是最早定居天山南北的古代印欧语民族之一，阿尔泰山至巴里坤草原之间的月氏人、天山南麓的龟兹人和焉耆人、吐鲁番盆地的车师人以及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楼兰人，皆为吐火罗人。他们对西域文明，乃至整个中国文明的发生、发展都起过重要作用。起源于西亚的小麦就是吐火罗人从西方引入中国的。具有千年文明史的楼兰文明，对中国佛教史发生重大影响的龟兹文明，融汇东西方多种文化因素的吐鲁番文明也是吐火罗人创造的。[1]

新疆出土的大量吐火罗语文献进一步表明，吐火罗人是讲印欧语系的语言。尽管他们主体居住在印欧语系东方语支(Satem)分布区，但是吐火罗语却具有印欧语系西方语支(Centum)的很多特点，与公元前1650—190年小亚(今安纳托里亚)赫梯人讲的印欧古语密切相关。例如：两者都用-r-作为中间语态后缀。[2]所以吐火罗人有可能是最古老的印欧人部落之一，早在印欧语系东西语支分化以前，他们就从原始印欧人部落中分离出来。

吐火罗语的发现大大深化了人们对欧亚大陆古代民族分化迁徙的认识。然而，吐火罗人究竟何时与印欧语系西方语支的赫梯人、凯尔特人、希腊人分离，他们又如何千里迢迢来到塔里木盆地迄今仍是一个谜。研究吐火罗人起源有三种意见：

一是近东起源说。早在1978年，德国语言学家亨宁就提出，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罗人就是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出现在波斯西部扎伽罗斯山区的游牧民族古提人。阿卡德人称其为“古提姆”(Gutium)，亚述人谓之“古提”(Guti)。公元前2191年古提人灭亡阿卡德王朝，后来推翻巴比伦王朝，其主宰巴比伦达百年之久。亨宁分析了《苏美尔王表》记载的古提王名，发现这些名字具有吐火罗语特征。公元前2082年古提王朝被苏美尔人推翻，从此在近东历史舞台上消失。亨宁推测古提人就在这个时候离开巴比伦，长途跋涉，向东迁徙到塔里木盆地。[3]对此，俄国学者加姆克列利茨(T.V.Gamkrelidze)和伊凡诺夫(V.V.Ivanov)深受启发，将印欧人的故乡定在近东，并从语言学角度描述了吐火罗人的迁徙。[4]

二是西域本土起源说。1990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纳兰扬（A.K.Narain)教授提出，印欧语各族本身就是在今天中国西部形成的，因为月氏人从远古时代起就住在黄河以西和中国西域。[5]

三是南西伯利亚起源说。1989年，爱尔兰学者马劳瑞(J.P.Mallory)博士提出，目前所知年代最早，分布最靠东方的印欧人考古文化是南西伯利亚的阿凡纳谢沃文化，所以马劳瑞推测吐火罗人的祖先是阿凡纳谢沃人。[6]徐文堪认为，[7]

吐火罗人和塞人进入中国应有先后之别。根据近来语言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最早进入中国的印欧人当是吐火罗人而不是伊朗语各族。余太山认为，按照年代，Guti与Tukri要早于小亚的赫梯人。这两者一起于前三千纪末离开波斯西部，经长途跋涉到达中国，部分定居，其余继续游牧，游牧者即后来见诸中国史籍之“月氏”。“月氏”与Guti乃同名异译。“吐火罗”一名则来源于Tukri。[8]

关于吐火罗东迁的时间，余太山认为，禹的年代一般认为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学界暂以公元前2070年作为夏代的始年），有虞氏、陶唐氏和颛顼的年代应该更在此前。陶唐氏和有虞氏，亦即东迁的Guti和Tukri。两者之间关系至为密切。说者据西史推定的Guti与Tukri人在巴比伦失败的时间为公元前三千纪末，认为两者从此离开波斯西部踏上了东来的路途。但我们不妨设想其东迁可能略早于此。也就是说，不能排除他们在迁入波斯西部之前已有部分Guti和Tukri人踏上东迁征途。果然，Guti与Tukri的东来与陶唐氏和有虞氏的出现正相衔接。[9]

关于迁徙路线，Guti和Tukri（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在东迁的途中，首先到达今中国四川地区，这便是传说中有虞氏始祖颛顼之由来。[10]余太山认为，大部分残存的吐火罗语资料是译自梵语等的佛教文献，年代在公元500—800年。经研究，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且有A和B两种方言，两者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相同或相似。A方言被回鹘人称为吐火罗语，其本名则为ār?i语。[11]ār?i即“焉耆”（ārgi）之突厥语译名。[12]B方言则被回鹘人称为Küs?n语。Küs?n即“龟兹”（Ku?ā，Ku?i）之突厥语译名。[13]

A种方言主要流行于焉耆及高昌一带，而B种方言则集中在龟兹，亦见于焉耆等地。亨宁认为Guti和Tukri是两个兄弟部族，在遥远的过去共同从波斯出发，后来逐步融合成了一个新的整体。因此，既可用这一个、又可用另一个名称称呼他们。余太山因此认为：既然Guti和Tukri可以分别和“月氏”与“大夏”勘同，则似乎可以认为早在他们离开波斯之前，操To?r?语之族群已经分化成两个部落。或者说这一时期To?r?语业已形成两种方言。[14]

既然吐火罗人很早就来到中国，应在中国史籍中留下印迹。换言之，他们究竟是以什么名称出现在中国史籍中的？对于这个问题，很多学者都进行了探索。亨宁认为，在任一吐火罗语方言中，u之前的g变成k，i之前的t则变成?，于是Guti就成了ku?i。这正是我们知道的吐火罗语B的故乡即吐火罗语地区西部的名称（库车）。

ku?i之名在两种吐火罗语中采用什么形式。据温特尔（Wernerwinter）教授发现，其形式是ku?i??e，伴之以orotstsewalo“大王”。在形容词形式“库车的”（“ofkui”）里，第一个音节通过力重音进行弱化，第二个辅音通过与首音的接触变成了颚咝音。结果的形式也与早已知道的中世纪突厥语称kui的名称即küs?n相似。[15]

月氏西迁阿姆河流域后，“在任一吐火罗语方言中、希腊人——人人都用这个新的名称称呼月氏，巴克特里亚本身也被叫作吐火罗斯坦To(āristān）即‘吐火罗人之地’。似乎这个民族途中改变了名称，而把月氏之名留在中国一边，到了巴克特里亚就称吐火罗人了”。[16]

而余太山则认为，其实不然，To(āristān）在汉文史籍中也有对应的名称：“大夏”。如前所述，月氏西迁，征服大夏之后，才立足阿姆河流域，月氏显然有别于大夏。简言之，Guti和Tukri在东迁后早已分道扬镳。[17]

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末至一千纪初，吐火罗人群可能来到塔里木盆地。他们在塔里木盆地的迁徙活动，可能是沿盆地南北两侧的道路迁徙的。南支经且末到达罗布泊地区，在且末扎洪鲁克和孔雀河古墓沟等地留下了活动踪迹。而其大部分则又穿过河西走廊，约在西周时期出现在中国北方。北支吐火罗人往东迁徙到焉耆至吐鲁番一带时，逐渐在库车、焉耆、吐鲁番一带绿洲上居住生活，从事绿洲农业生产兼营畜牧业，经数百年发展，在当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随着佛教传入，他们又借用一种印度婆罗谜字母斜体拼写自己的语言，从而留下了在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上极其重要的吐火罗语（焉耆-龟兹语）文献。[18]

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下半世纪，大部分河西吐火罗人受月氏、乌孙争战影响，沿天山北麓西迁到伊犁河、楚河流域一带，余部则退保南山。到公元前177年前后，月氏人在匈奴打击下西迁中亚，史称“大月氏”，其余部“小月氏”则同敦煌南山残留的吐火罗人相融合。至魏晋南北朝时，河西吐火罗人余部可能仍与“小月氏”一样过着游牧生活，并与当地羌人部落发生接触。

到隋唐时，如吐鲁番文书的Phod-kar，指活动在河西和楼兰地区的吐火罗人。于阗语文书的Gara、dūm和Ttaugara都指吐火罗人，他们曾汇聚于河西，但已经是三个不同的部族了。[19]

二、源于塞语（吐火罗语）的西域地名

所谓“塞种”应即波斯人所谓Sakā，其前身便是希罗多德所谓Issedones。迟至公元前7世纪末，Issedones已经出现在伊犁河、楚河流域、亦即《汉书·西域传》所谓“塞地”。Issedones后西向扩张至锡尔河北岸，从此被波斯人称为Sakā。Sakā原是波斯人对锡尔河北岸游牧部落的泛称。塞种主要由Asii、Gasiani、Tochari、Sacarauli四部组成。Isse[dones]实即四部中的Asii（“don”似为表示场所的后缀，亦见于后世Osset语中）。在希罗多德描述的时代，伊犁河、楚河流域很可能已是四部的居地，故Issedones实际上成了一个部落联合体的名称。这个联合体被称为Issedones，也许是Asii人占有统治地位的缘故。[20]

关于以印欧人塞种部族部落命名的早期西域地名成果，参见笔者[21]的《早起西域底层地名探源》和《新疆地名的积淀和穿越》两本专著。

（一）源自允姓（Asii）部落的地名“温宿”

允姓之戎原居瓜州（泾水上游），因受秦人迫逐，徙于瓜州之西。至迟在公元前7世纪末，因秦穆公开疆拓土，其大部遂与一些大夏、禺知人一起抵达伊犁河、楚河流域，组成部落联盟，其中允姓可能扮演了宗主的角色，因而该联盟被希罗多德称为Issedones，后因扩张至锡尔河北岸，被波斯人称为Sakā。Asii（或Isse）是取Essedones（或Issedones）（“don”似为表示场所的后缀）前两个音节的简称。Asii（Isse）和Essedones（Issedones）是不同时期或不同部族对同一部落群体名称的同名异译。Sakā在西迁过程中留在祁连山与天山之间的余种，后来发展为乌孙，进一步西走至咸海、里海以北者则为奄蔡。由于大月氏人的西迁，Issedones放弃伊犁河、楚河流域，除一部分退缩至锡尔河北岸外，其余南下帕米尔，或进入西北次大陆，或东进塔里木盆地、进入焉耆等南北道绿洲。

允姓是允格之后，允格为少昊之裔。有虞氏之祖颛顼降生于若水，盖颛顼之父昌意据有若水，该水原为少昊之居地。昌意据有若水之前已有允姓国，该国应为少昊所建。而颛顼后来又东迁鲁地辅佐少昊。凡此皆可见允姓与有虞氏关系之密切。两者也许是同部别出的关系。

温宿[?u?n/uon-s?uh（s?uk）]：《汉书·西域传》云：“温宿国，王治温宿城，去长安八千三百五十里。东至都护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西至尉头三百里，北至乌孙赤谷六百一十里。东通姑墨二百七十里。”汉温宿国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库玛拉克河及阿克苏河区域。《汉书·西域传》温宿国条，颜师古注：“今雍州醴泉县北有山曰温宿岭，汉时得温宿国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以为名。”徐松补注曰：“《地理志》张掖郡有居延县、安定县有月支道、上郡县有龟兹县，盖亦类此”。余太山认为，温宿[?u?n/uon-s?uh（s?uk）]可视为Asii之对译（按：温译自A，宿译自sii，上古汉语在译写民族语名称时有时通过加相近的元音来译写零声母词，上古的“宿”为入声，读音与sii接近）。[22]

（二）源自吐火罗（Tochari）部落的地名“大宛”“大夏”“敦薨（敦煌）”

大宛[dɑh-???n]：在部分塞种南下巴克特里亚的同时，另有一支以Tochari人为主的塞种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建立了《史记·大宛列传》所见大宛国。“大宛”[dɑh-???n]可视为Tochari之异译。[23]公元前140年左右，大批塞人渡锡尔河南下，一支进入费尔干纳（Ferghāna），一支进入巴克特里亚（Bactria），后者灭亡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他们各自建立的政权（可能均以Tochari人为主），《史记·大宛列传》分别称之为大宛国和大夏国。

“大宛”[dɑh-???n]为Tochari之对译。大宛国，其国名是Tochari的对译，其都城名“贵山”，其属邑有名“郁成”[??ut-d?i??]，贵山和郁成都是Gasiani的对译。[23]“大宛”（汉语中古音[dɑh-???n）也是吐火罗在西域建立的国家之一。据《史记·大宛传》载：“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扞弥、于阗。”希腊语与*taxwar（大宛）对应。[24]

（三）源于月氏（Gasiani）部落的地名“高昌”“姑师”“龟兹”等

居住于河西地区的塞种于公元前177-公元前176年被匈奴击败，其大部才被迫西徙伊犁河、楚河流域。史称这部分有虞氏即月氏人为“大月氏”，而将留在原地的小部分人称为“小月氏”。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人于公元前130年，又被乌孙人击败，放弃伊犁河、楚河流域，西徙至阿姆河流域。大月氏人消灭了阿姆河的大夏国，定居下来。领有大夏地后，直接统治Bactra及其周围地区，而通过所谓“五翖侯”控制东部山区。“五翖侯”均系原大夏国人，是大月氏人扶植的傀儡。五翖侯后来推翻大月氏，原贵霜翖侯丘就位，开创了贵霜王朝。公元前140年左右入侵巴克特里亚的塞种诸部之一的Gasiani为公元前7世纪末以前西迁的有虞氏。

“贵霜”[giu?t-shiang]，可视为“空桑”“禺知”“禹氏”“月氏”等的异译，即Gasiani之对译。因此，中亚史上盛极一时的贵霜帝国，可以说也是西徙中亚的有虞氏建立的。[25]余太山认为：“月氏”[njiuk-tjie]，也写作“禺知”[ngio-tie]等。《穆天子传》卷一：“甲午，天子西征，乃绝隃之关隥。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焉居、禺知之平”或在今河套东北。《逸周书·王会篇》附“伊尹朝献篇”列“月氏”于“正北”。是篇系战国时所作，所载以騊駼贡周之“月氏”可能是春秋时期的月氏，其居地当在黄河以西。月氏（禺知）可能是有虞氏之一枝，迁自晋地。晋地之有虞氏则迁自鲁地。有虞氏乃颛顼部落自蜀迁鲁之一枝。舜亡后，部分有虞氏已经开始离开晋地。可能在一枝有虞氏西迁的同时，另一枝有虞氏北迁雁门。后者西向伸张其势力抵达阿尔泰山东端，一度称霸天山南北，垄断了当时的东西贸易。西迁伊犁河、楚河流域的有虞氏等部在该处组成的部落联合体被希罗多德《历史》（I，201；IV，13，16）[26]称为Issedones；其中，有虞氏可能就是斯特拉波《地理志》（XI，8）所载Gasiani人，允姓之戎和大夏分别为Asii和Tochari。至迟在6世纪20年代末，Issedones西向扩张至锡尔河北岸，逐走了原居该处的Massagetae人，从此与波斯人发生关系，被阿喀美尼朝波斯大流士一世（DariusI，公元前521—公元前486年）的贝希斯登（Behistun）铭文称为Sakā，Sakā亦即中国史籍所见“塞种”。[27]原吐火罗人就是guti，其首音也拼作q（一个无声的舌根颚音或喉音），但拼作g是其原型。结尾的-i是名称的一部分，加上阿卡德语的格尾音，就成了Gutium等主格形式。[28]

高昌[ko-thjiang]、姑师[ka（kia）-shei]、车师[kia-shei]、危须[kiua-sio]、龟兹[khiu?-tzi?]、休循[qhu-ziu?n]等，地名有车延[kia-jian]、居延[kia-jian]、贵山[giu?t-shean]等，均与“空桑”“穷桑”“高阳”“虞氏”“鸠兹”等名称为同名异译。“高昌”“龟兹”与“高阳”“鸠兹”前后、东西相映成趣。当然，以上国名或地名中有一些也可能是有虞氏在公元前7世纪末西向迁徙时留下的遗迹。

（四）源于塞种（Saka）的地名“莎车”

《汉书·西域传》所见塞种（Sakā），应即阿喀美尼朝波斯大流士一世（DariusI，公元前521-公元前486年）贝希斯登（Behistun）铭文所见Sakā，“塞”[s?k]即Sakā之对译。《史记·大宛列传》所载张骞首次西使“身所至”的大国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以及所“传闻”大国中的乌孙、奄蔡，均与《汉书·西域传》所载“塞种”直接或间接有关，尤其与构成“塞种”这一部落联合体的四个主要部落即Asii，Tochari，Gasiani和Saca-rauli有关。公元前7世纪末出现在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塞种诸部可能迁自东方。Asii，Gasiani，Tochari和Sacarauli似即先秦典籍所见允姓[jiu?n-sieng]之戎、禺知[ngio-tie]（禺氏[ngio-zjie]）、大夏和莎车[sai-kia]。公元前7世纪末，塞种已出现在伊犁河、楚河流域；迟至公元前6世纪20年代末，塞种西向扩张至锡尔河，逐去原居该河右岸的Massagetae人。公元前177-公元前176年，由于大月氏人西迁，塞种被迫放弃伊犁河、楚河流域，部分退缩至锡尔河北岸，部分南下，散处帕米尔各地。

莎车[sua-?hia]：当为Sacarauli之前两个音节的略译。“胥鞬”[s??-kian]（疑即《后汉书·西域传》所见且固[tzia（gia）-ka]城）与“莎车”[sua-?hia]为同名异译，皆得为Sakā或Sacarauli之对译。[29]

（五）源自墨山（Massagetae）部落的地名“皮山”

塞种被大月氏逐出塞地后，南下散处葱岭各地，在西史亦有迹可循。《汉书?西域传》所见皮山国或即其人所建。另外，山国《水经注?河水二》作“墨山国”，果然，则“墨山国”也可视为Massagetae之略译。Asii等部扩展其势力范围抵锡尔河北岸后被波斯人称为Saka，不过是波斯人将原来对Massagetae人的称呼移用于Asii等部而已，而汉译Massagetae为“墨山”“皮山”，严格说来是不准确的。但是因为汉语的双音节化特点，地名往往采用略译或缩译，这样Massagetae即略译为皮山[b?iE-???n]；Massagetae又略译为墨山[m?k-shean]。皮山：《汉书·西域传》所见皮山国也可能是Massagetae人所建。“皮山”[b?iE-???n]即Massagetae之略译。另外，山国，《水经注·河水二》作“墨山国”。“墨山”[m?k-???n]亦为Massagetae之略译。[30]皮山（蒲山）：即《汉书·西域传》所见皮山国。“蒲山”[bua-shean]与“皮山”为同名异译，皮山为Massagetae之前两个音节Massa-的节译。[30]

[1]林梅村.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J].西域研究，2003，（3）:9-23.

[2]H.Pedersen.HittiteandTocharian，Language1933，(9):13-34；A.Meillet，LeTokharienIrxlo-germatschesJahrbuthI，1914：1-19；D.Q.Atlams.ThePositionofTocharianamongtheotherIndo-EuropeanLanguages，JAOS104，1984：395-402.

[3]W.W.B.Henning.TheFirstIndo-EuropeansinHistory，in:SocietyandHistory.EssaysinHonorofKarlAugustWitfogel，ed.ByG.L.Ulmen，TheHogue：MoutonPublishers，1978：215-230.

[4]加姆克列利则，T.V.等.杨继东译，徐文堪，校.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吐火罗人在古代中东的祖先[J].西北民族研究，1998，(1):51-70.

[5]A.K.Narain.Indo-EuropeansinInnerAsia，in:D.Sinor(ed.)，CambridgeHistoryofEarlyInnerAsi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152-176;445-449.

[6]J.P.Mallory.InSearchoftheIndo-Europeans:Language.ArchaeologyandMyth，London:ThamesandHudson，1989.

[7]徐文堪.评余太山关于塞种渊源的论文[J].欧亚学刊，2000：267-272.[8-10]余太山.吐火罗问题[C].古族新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4-45.

[11]E.Sieg.“EineinheimischerNamefürToχr.”SitzungsberichtederPreussischen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Phil.-hist.Klasse，Berlin，1918:560-565.

[12]王静如.重论āri、ārgi与焉夷、焉耆[C]//王静如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153-162.参见黄盛璋.试论所谓“吐火罗语”及其有关的历史地理和民族问题[C].中外交通与交流史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195-241，216-221.

[13]F.W.K.Müller.“Toχr?undKui?an(Kü??n)”，SitzungsberichtederPreussischen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Phil.-hist.Klasse，Berlin，1918：566-586.F.W.K.MüllerundA.vonGabain.“UiguricaIV”，SitzungsberichtederPreussischen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Phil.-hist.Klasse，Berlin，1931:675-727.羽田亨.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摩尼教徒祈愿文の断简[C].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言语宗教篇）.京都，1958:325-347.

[14-16][德]W.B.亨宁.徐文堪译注.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J].西北民族研究，1992，（2）：23-34.

[17]余太山.吐火罗问题[C].古族新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4-45.

[18-19]徐文堪.评王欣吐火罗史研究[J].史林，2003，（4）：116-118.

[20]牛汝辰.早期西域底层地名探源[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6.

[21]牛汝辰.新疆地名的积淀与穿越[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7.

[22]余太山.《汉书西域传》所见塞种[J].新疆社会科学，1989（1）：67-78.

[23]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30-170.

[24]李艳，李葆嘉.述吐火罗语在证明汉语—印欧语关系中的作用[J].语言科学，2011，1（6）.

[25]余太山.吐火罗问题[C]//古族新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6.

[26]内田吟风.魏书西域传原文考释（1-3）[J].东洋史研究，1970，29（1）：83-106.

[27]余太山.吐火罗问题[C]//古族新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1-26.

[28][德]W.B.亨宁.徐文堪译注.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J].西北民族研究，1992（4）23-34.

[29]余太山.《汉书·西域传》所见塞种[J].新疆社会科学，1989（1）：70.

[30]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30-170.

原文刊发在《中国地名》2019年第12期

好了，关于西域德语发音和西域早期塞语的问题到这里结束啦，希望可以解决您的问题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