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德语的公众号，未来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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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那些诗里的什么令人如此反感？那根本就是毁掉席勒的东西，是他在合唱曲和粉丝群中感受到的欢乐，也是他对能够在他的时代生活而持有的毫无创造性的幸福感，是他在历史上心甘情愿的自我局限，和自满的文明自豪感。”

论弗里德里希·席勒

弗里德里希·席勒，诗人、哲学家

幼稚的现代派不顾所有历史伟人的公论，对这个名字的地位妄加评论，可谓世风日下。然而，这种恐惧不应该误导人们把席勒看作一个真正有影响的人物，因为他仅仅是一位极具天才的男人和迄今为止最为勤奋的新闻人。这一评价不难证明，可详见奥托·路德维希的《戏剧研究》。

席勒唯一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彻底毁灭了悲剧：它还远没有从中得以恢复。他剧作中的主人公从来没有一星点儿内心历史，只有他最优秀的作品，也是文学史上处理非常失败的作品《斐亚斯柯》，其次《奥尔良的姑娘》，可以算作例外。他本人完全不懂得人的问题，对于怎样以某种严肃的方式运用谋杀或者爱情，认识冲动或者虚荣心，统治欲或者献身精神，来对创作提出批评，他缺乏想象，所以，他更愿意把所有罪恶中“伟大的一半”赋予“不幸的命运”。这样，他作品的命运就贴了某种标签，对他的评价已成定论。在席勒那里，命运相对于人永远是偶然，只以极端外在的方式与剧情联系在一起。

这种偶然性与悲剧性完全背道而驰，它正是喜剧的基础。所以武器碰击成为娓娓动听的席勒式英雄的组成部分，掩盖了他对截然相反的事物（即命运和偶然）混淆的事实。一个优势明显的间谍系统成为《唐·卡洛斯》的败笔，一种外表的、独一无二的罪恶毁了整部《华伦斯坦》（他为了自己的计划而利用一个野心勃勃的士兵？），这岂不可悲？该剧是最伟大的德语戏剧？如同席勒的所有作品一样，构成其动力的，不是宇宙间的矛盾对立，而是一种情节紧张的阴谋，一台空洞的外交辞令打字机。席勒的人物身上没有内心斗争的痕迹，他们所表现的客观性非常可疑，并非是返璞归真的自然本性，而是平淡贫乏的影子，似乎完全不是作者的心血之作。席勒基本上是一个诗人，而非剧作家，或者，他至少缺乏某种剧作家能够从诗人身上吸取的东西：主人公的主观性。这里，人身上不存在无限与有限的对立，不存在精神世界与感官世界的斗争，原则上只有外部世界的阴险狡诈和卑鄙下流，主人公最终陷入其中。对此，席勒在其俗套的、赞美复仇恶习的最后一部剧作《退尔》中予以控诉：“如果邻居的恶人不愿意，善人就不得安宁地生活。”人自己内心的敌人、孤独、恐惧和命运等，对席勒似乎都很陌生。《墨西拿的新娘》东施效颦模仿《俄狄浦斯王》。成就这部作品并赋予其巨大影响力的，仅仅是把偶然性融入罪恶而已。其中，主人公自愿行恶，表现出不愿解脱的最高形式的英雄主义，鄙视任何形式的忏悔。

难道人们没有发现席勒的戏剧是那样的废话连篇和缺乏形而上学意味？——人们可能反驳说：“但是，那些诗！它们难道不是很哲学吗？”

那么，究竟是那些诗里的什么令人如此反感？那根本就是毁掉席勒的东西，是他在合唱曲和粉丝群中感受到的欢乐，也是他对能够在他的时代生活而持有的毫无创造性的幸福感，是他在历史上心甘情愿的自我局限，和自满的文明自豪感。实际上，他证明了欧洲人的狂妄自大和进步市侩的虚假热情——这些特点在当今充分体现在犹太人身上，尽管他们宣称与席勒这个名字没有任何关系。席勒为深刻人士所反感。虽然他一再希望接近和理解歌德，但歌德始终与他保持很大的距离。究其原因，是他身上那种无条件的乐观主义，不是超验宗教的、要求超越时间的、完全信仰上帝的乐观主义，而是一种内在历史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十分乐见人类经历千年的发展，手舞足蹈地累加记入日历。这种乐观主义没有希望，而是已经在希望中沾沾自喜，因为，对它来说，现象不是导向象征的媒介，相反，象征仅仅是美化现象的试剂而已。因此，如果现象与思想不一致，席勒不会渴慕什么，而只是多愁善感。

他也是唯美主义真正的创造者，在现代犹太人中拥有绝大多数追随者：逃避深刻，或者故作深刻，以挽救表面现象。席勒与色情无涉，绝非孤独作家，而是彻头彻尾的家庭作家。除了炉火纯青的写作技巧，这种市侩主义的虚假辉煌，对日常生活娴熟的艺术处理（《钟之歌》），此视角之下的历史现象观察，市民田园生活的背景描写，是他浪得虚名的主要原因。

至此，席勒肖像浮出水面。他的作品、他的哲学是一元论的，他的世界观、他的悲剧作品缺乏悲剧性。他这样类型的人，只对存在追根究底，却不知道其渊有多深。席勒的康德主义纯粹是一个误解，他轻率地使义务概念变得滑稽可笑，讥讽康德伦理学的精髓，因为，对理性批判的遵从在他那里演变为内在的自满，与实证主义的犹太教义如出一辙。他曾经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不是没有原因。

我之所以称他为新闻人，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因其角色多变而在新闻领域游刃有余，先是《华伦斯坦的军营》的歌德风格，旋即又走马灯似的追捧浪漫主义、希腊精神、莎士比亚。他的一些诗和《退尔》中的许多章节都只是根据歌德关于意大利和瑞士的讲述而撰写的，这恰好成为最有力的证据来支持我的观点：他的创作不是以自己的经历为基础，而是对别人的经历进行乖巧和做作的模仿和提升。最终给他贴上新闻人标签的，是那关于一个人在背街小巷遭袭的伤感的悲情故事。那主要是他在世纪之交与最世俗的平庸市侩根深蒂固的联系。在席勒身上，新闻式的现代派只有对自己的仇恨。

奥托·魏宁格（1880－1903），奥地利哲学家，作家。魏宁格自少年时代起，就在自然科学、数学和人文科学方面显示了早熟的才能，其语言天才尤其突出，16岁时曾打算发表一篇词源学论文，内容是研究荷马史诗中的希腊语形容词。1898年进入维也纳大学研习哲学，1902年以论文《性与性格：生物学及心理学考察》的第一部份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在获得学位的同一天也正式皈依基督教。

密茨凯维奇不仅是最伟大的波兰诗人，也是最伟大的斯拉夫和欧洲诗人之一；他还是浪漫主义代表性戏剧家，亦是散文家、翻译家、斯拉夫文学教授和政治活动家。在欧洲和波兰，他被视为与拜伦和歌德并驾齐驱的人物，其影响力超越文学，覆盖文化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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