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德语版本？中译本的底本与翻译特色研究

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资本论德语版本，以及中译本的底本与翻译特色研究对应的知识点，文章可能有点长，但是希望大家可以阅读完，增长自己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可以解决了您的问题，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摘要：《资本论》是一部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资本论》在我国的翻译和传播至今已历经120余年。在民国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资本论》各种中译本竞相问世，实现了《资本论》从碎片式摘译、分卷节译到三卷全译本在中国的出版和传播。然而，由于所依据的原文底本、翻译目的和标准有所不同，因此这一历史时期《资本论》的中译本也各具特色，风格迥异。本文从描写翻译学的研究视角深入考察和研究民国时期《资本论》中译本的原文底本、翻译风格和语言特征，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研究。

关键词：《资本论》；民国时期；中译本；原文底本；翻译特色

《资本论》是一部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正如恩格斯所言，“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1972：269）。《资本论》详细阐述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解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马克思2004：34）。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自1899年《万国公报》首次提及其名，马克思的《资本论》从零星译介、部分节译到全译本的出版，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内容也越来越丰富。《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至今已历经一百二十余年。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资本论》的汉译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本文将简要追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资本论》在中国的早期译介与传播历程，重点考察和研究20世纪30年代所出版的《资本论》中译本，从描写翻译学的研究视角深入分析这一历史时期《资本论》中译本的原文底本、翻译风格和语言特征，积极推动和促进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研究。

1前译本时期：清末民初《资本论》在我国的译介与传播

马克思和《资本论》最早出现在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1899年2月，《万国公报》的第一百二十一号刊载了由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蔡尔康合译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借用中国典籍的“大同”概念来译介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颉德（BenjaminKidd）《社会进化》（SocialEvolution）的理论。在这篇文章中，首次提及马克思，“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李提摩太、蔡尔康1899a：13）。《大同学》的第三章“相争相进之理”也提及马克思及其《资本论》，“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李提摩太、蔡尔康1899b：16）。这两章中所说的英国人马克思和德国人马客偲实际上指同一人，而“主于资本者”所指的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

《万国公报》是近代中国重要的中文报刊之一，为林乐知、丁韪良、李提摩太等近代来华西方传教士于1868年在上海所创办，积极向中国民众传播西方思想和学说。由于《万国公报》这份中文报刊在晚清社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李提摩太和蔡尔康合译的《大同学》使马克思和《资本论》第一次出现在了中国读者的面前，在客观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译介和传播。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有了更迫切的要求。在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李达、李大钊等人对《资本论》在中国的初期译介和传播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陈独秀曾在《新青年》上发表《马克思学说》，文中强调《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学说。李达曾主持初创人民出版社，在短期内出版了一系列马列著作和入门读物，其中包括《工钱劳动与资本》等（张旭2020：8-10）。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该文的上篇中，李大钊详细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指出马克思“那名著《资本论》三卷，合计二千一百三十五页，其中一卷是马氏生存时刊行的，第二、第三卷是马氏死后他的朋友昂格斯替他刊行的”（李大钊1919：521）。他在下篇中则主要译介了马克思《资本论》的核心思想，并将其归结为两个要点：“余工余值说”和“资本集中说”。在担任《晨报副刊》主编期间，李大钊特意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积极宣传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相关学说。1921年11月，在李大钊的主持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专门设有翻译小组，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

在清末民初时期，我国对《资本论》的译介与研究多是零碎的、片段式的摘译和节译。虽然这一历史时期还没有完整的中译本出现，但是对于马克思及其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仍然起到了非常有益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译介和传播，促使一大批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投身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解放事业。

2从节译本到全译本：民国时期《资本论》中译本的相继出版

民国时期，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思想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已经越来越广泛。1920年10月，费觉天翻译的《资本论自叙》刊登在上海出版的《国民》月刊第二卷第三号上。该文译自马克思的《资本论》德文第一版第一卷的序言。20世纪30年代之前，马克思的《资本论》一直在中国都没有全译本出版。然而，1930—1938年，陈启修的《资本论》第一卷节译本，潘冬舟的《资本论》第一卷续译本，侯外庐、王思华的《资本论》中译本，吴半农、千家驹的《资本论》中译本，郭大力、王亚南的《资本论》三卷全译本相继出版，可谓是《资本论》各种中译本竞相问世的繁荣发展时期。

2.1陈启修与《资本论》的节译本

陈启修，后改名陈豹隐，四川中江人，1905—1917年留学日本。从日本归国后，陈启修曾任教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在这一期间，他曾参与了李大钊主持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指导学生翻译《资本论》。1927年12月，陈启修在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在日本期间，他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1930年3月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发行。这是在中国发行的第一个中译本。

该译本共翻译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三章内容。此外，该中译本中共有47条译者注释，其中3条为地名注释，其余44条均为有关专有名词和术语翻译问题的论述。《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原文的脚注中提及一位中国人“Wan-Mao-in”，那么马克思所提及的这位中国人到底是谁呢？他的中文姓名是什么呢？这是翻译《资本论》的每一个译者都无法避开的难题。陈启修的中译本将“Wan-Mao-in”译为“万卯寅”，并加上一条译者注释：“原文是Wan-Mao-in，我曾托友人到清史馆查此人的原名，现在还无结果，这里姑且译为万卯寅，等将来查明时再改正罢。日译本译成‘王猛殷’或‘王孟尹’，那当然是因为日人不知道中国罗马字拼音法的缘故，却也未免差得太远了”（马克思1930：193）。

该中译本有“译者例言”，并附录有四篇的“《资本论》旁释”。陈启修在“译者例言”中指出，“翻译的原本是考茨基国民版的第八版（1928年版，由柏林J.H.W.Dietznachf.G.m.b.H.发行的德文版）”（陈启修1930：1）。同时，陈启修指出，除了主要参考河上肇和宫川实的《资本论》日译本外，他的中译本还参考了“（一）J.Molitor的法译本（Paris,AlfredCostes发行，1924年版）；（二）SamuelMoore和EdwardAveling的英译本（Chicago,CharlesH.Kerr&Company发行，1921年版）；（三）高畠素之的日译本（东京，改造社发行，1927年版）”（同上：2）。而其附录四篇“《资本论》旁释”的原因是“译者为谋中国读者的便利起见，特辑了几篇关于《资本论》的文章，定名为《资本论》旁释，附在译者序文之后，以便读者于读《资本论》的原序，原跋并正文以前，先由这个《资本论》旁释得到一些在读《资本论》以前应该知道的知识”（同上：2）。陈启修中译本附录的四篇“《资本论》旁释”包括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河上肇的《“资本论”在马克思经济学说上的地位》和《“资本论”第一篇在“资本论”上的地位》等文章。

2.2潘冬舟与《资本论》的续译本

在陈启修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分册之后，潘冬舟接着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分册和第三分册，由东亚书局分别于1932年8月和1933年1月出版。第二分册包括《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和第三篇第四章至第九章的汉译文，第三分册则是第四篇从第十章至十三章的汉译文。潘冬舟所译《资本论》两个分册目录前均附有“译者言”，书末则附有“译者附录——本书专用名词中西文字对照表”，这是在《资本论》的中译本中首次添加“中西文字对照表”。民国时期翻译到中国来的外文书籍，对专有名词和术语的翻译比较混乱，尤其是人名。例如，李提摩太和蔡尔康在合译《大同学》时，就称Marx为“英人马克思”和“德国人马客偲”，而并未明确表示二者实为同一人。此外，关于Marx的译名还有“麦喀士”“马克司”“马尔克”“马陆科斯”，等等。因此，书末附有中西文对照表，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便利。

在第二分册的“译者言”中，潘冬舟详细说明了其续译《资本论》的原因，指出“《资本论》中文译本，为陈启修先生所开始，可是第一分册在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以后，至今三年，尚未续出。但这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界所非常迫切需要的，因此，我现在愿意继续翻译这一著作”（潘冬舟1932：1）。潘冬舟从《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分册开始翻译，计划将《资本论》完全译出，分八个分册出版，每三个月出版一个分册，两年内完成出版（同上：1-2）。事实上，潘冬舟所译的《资本论》两个分册，出版时间前后相差约5个月。然而，《资本论》第三分册出版之后，潘冬舟就接受了北平特科的委派，担任张学良的秘书，并同时为中国共产党搜集情报。然而，由于被叛徒出卖，潘冬舟于1935年不幸遇害，因此他的《资本论》翻译计划不得不从此中断。

2.3侯外庐、王思华与恩格斯版《资本论》中译本

侯外庐，曾用笔名玉枢，山西平遥人。1927年，侯外庐前往巴黎大学留学，1930年回国。侯外庐于1928年开始翻译《资本论》。王思华，又名慎明，曾用笔名右铭，河北乐亭人。王思华曾就读于北京大学，1926年赴法、英两国留学，1930年回国。侯外庐、王思华起初计划译完《资本论》全三卷，但最终只出版了第一卷。1932年9月，侯外庐、王思华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上册出版，当时二人署名侯外庐、王慎明，由国际学社出版。侯外庐、王思华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上册，共包括《资本论》第一卷前七章内容，书中附有“译者的话”“第一版序”和“第二版序”。1936年6月，侯外庐、王思华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译者署名为玉枢、右铭，由世界名著译社出版。在该中译本中，比《资本论》第一卷上册增加了一篇“写在译后”和附录一篇“关于本书第一句译文的商榷”和一篇“正误表”。

侯外庐、王思华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所依据的底本是由恩格斯修订的德文第四版。在此之前，陈启修、潘冬舟所用的原文底本均为考茨基的国民版。因此，侯外庐、王思华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是第一部以恩格斯修订的德文第四版为底本的中译本。他们认为，恩格斯修订的德文第四版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定本；相反，考茨基的国民版虽然在校勘上多有贡献，却尚未成为国际公认的定本。他们在“译者的话”中明确指出：

我们的译文是根据恩格斯的德文第四版。理由是，考茨基的平民版，虽然有些地方在校勘上实有不少的贡献，但是否有如第四版成为定本的价值，现尚未为各国所公认。故最近各国的译本，仍多根据第四版，如Moliter的法译，EdenandCedarPaul的英译。现在各国译本根据考茨基版翻译的，除俄文外只有日译第一卷前十二章。复次，我们因原文需有各国文字比对的必要，所以在技术上亦不能不根据第四版。（玉枢、右铭1936a：1）

侯外庐、王思华依据恩格斯修订的德文第四版翻译《资本论》，但同时也参照了考茨基国民版对中译本的一些单字进行校对。在《译者的话》，他们承认还参考了英、法、日等多种外文译本。

MooreandAveling的英译本，虽为恩格斯所校阅，后来又为Untermann按照第四版所修正与补足，然而与原文仍有出入；EdenandCedarPaul的新英译本，有些地方虽较忠实，然亦不免有失原意处。Moliter的法译，在各国版本中为最忠实的通畅者，然遗字漏句误笔，时有所见。但对于以上三种译本我们都酌量参考。日译本中高畠本，是根据第四版译的，我们自然也要参考。但对于河上宫川译本对高畠本的改正处，以及二氏最近改造社版对于岩波文库版的自己的许多改正处，我们亦斟酌采用。（玉枢、右铭1836a：2）

关于《资本论》原文脚注中所提及的唯一中国人“Wan-Mao-in”，侯外庐、王思华专门向从事财政史研究的崔敬白求证。侯外庐和崔敬白一起在《清史稿》中查得“Wan-Mao-in”指的是清朝户部侍郎王茂荫，这是对这一问题的最早确证。侯外庐与王思华原本计划翻译《资本论》全三卷，但在第一卷出版之后，王思华就转而从事其他事务，侯外庐开始独自翻译《资本论》的剩余两卷。1937年，侯外庐将完成的译稿托人带去延安，但是后来不幸毁于战火之中。

2.4吴半农、千家驹与英文版《资本论》的中译本

吴半农，原名吴祖光，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929年毕业后到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千家驹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32年毕业后进入北平社会调查所。由于志气相投，吴半农与千家驹开始合作翻译《资本论》。吴半农曾指出：

翻译《资本论》的念头是在我执笔译述EdwardAveling的《学生底马克思》时起的。但是等到《学生底马克思》出版不久，陈启修先生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前三章即已与我们见面。我这个念头于是遂无形打消。事过一年，陈先生的译本仍然停滞于第一卷前三章；而察观形势，陈先生似乎也没有续译下去的意思了，于是我的宿念复炽，决心重新译述这部伟著。（吴半农1934：1）

吴半农和千家驹对《资本论》的翻译工作进行了分工，由吴半农翻译《资本论》第一卷，千家驹翻译《资本论》第二卷，两人互相校对译稿。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得到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提供的出版资助。吴半农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于1934年5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译本共包括第一篇的三章和第二篇的一章等四章内容，目录前附有一篇“译者底话”和一篇“校者底话”，书尾附有“资本论正误表”，此外还有“德文第一版原著者序”和“德文第二版原著者序”。

在“译者底话”中，吴半农写道：

译文所据版本是恩格斯最后订正的第四版之英译本，即一九二八年出版的Eden&CedarPaul之新译文；同时并参照了SamuelMoore与EdwardAveling的旧英译，J.B.的前九章英译，高畠素之的日译，以及河上肇与宫川实的新日译。陈启修先生的前三章中译，我当然也参看了。自己的德文程度不能使我根据原文译述，这是这束译稿的缺点；对于这个缺点的弥补便是千家驹先生根据德文恩格斯版（1922年的第10版）与考茨基通俗版（1923年的第7版）的校阅。（吴半农1934：2）

在“校者的话”中，千家驹也提及了使用恩格斯的德文版和考茨基的通俗版来校对吴半农的中译本，以弥补了该中译本没有参照德文原文翻译的缺陷。此外，吴半农在“译者底话”中还对历史学家吴晗公开致谢，感谢他帮忙查找和核对资料，在《清史稿》和《部院大臣年表》找到了《资本论》原文脚注中提到的“清户部侍郎王茂荫奏请试行钞法的记录”，解决了《资本论》汉译中长期存在的一大难点。随着吴半农于1934年赴美留学，吴半农、千家驹两人的合译工作也从此终止。

2.5郭大力、王亚南与《资本论》的第一部中文全译本

郭大力，江西南康人。1923年考入厦门大学。在大学就读期间，郭大力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理论，并自学德语，立志将《资本论》翻译到中国来。1928年，郭大力寓居杭州大佛寺，开始翻译《资本论》。王亚南，湖北黄冈人，曾赴日本留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学习德语和日语。1935年冬，王亚南回国，开始与郭大力合译《资本论》。由于郭大力此前的译稿已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炮火中被毁，两人的翻译工作只能从头开始。经过将近三年的辛勤耕耘之后，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终于在1938年8月由读书生活出版社正式发行，此后第二卷、第三卷也相继在上海出版。这部《资本论》全三卷的中译本是我国出版的《资本论》第一部中文全译本，也是1974年以前唯一的中文全译本。

郭大力、王亚南翻译《资本论》所依据的底本，是1932—1934年由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校订过的最新德文版，并参照了两种英文译本和两种日文译本（余信芬、郭宝璘1983：102）。在翻译的分工上，《资本论》的第一卷由郭大力翻译序文、跋文和第一篇至第四篇，王亚南翻译第五篇至第八篇；《资本论》的第二卷由王亚南翻译序和第一篇，郭大力翻译第二篇和第三篇；《资本论》的第三卷由郭大力翻译绝大部分，王亚南仅翻译第六篇中的第三十七章至第四十章。两位译者在保证译文准确的前提下，尽量保持了原著的风格和特色，而且文字流畅，通俗易懂。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全三卷超越了其他民国时期的各个中译本，更加接近目前最成熟的中央编译局译本。据统计，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中译本曾出版了十多次，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和赞赏，可见其社会认可度之高。

在郭大力和王亚南之前，《资本论》的各位中译者都曾经计划将《资本论》全部翻译到中国来，但均未完成这一目标。陈启修翻译完《资本论》第一分册之后，再无下文。潘冬舟接替陈启修的翻译工作，然而后来不幸遇害，导致翻译工作中途而止。吴半农与千家驹由于付梓的部分译稿未能完全出版，加之后来吴半农赴美留学，两人的合译计划也悄然而终。侯外庐原计划译完《资本论》，但王思华在与其合译完《资本论》第一卷之后，转而潜心其他事务，此后，侯外庐开始独自翻译《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由于译稿在战火中被毁的缘故，侯外庐最终也放弃了《资本论》全译的念头。郭大力、王亚南两人合译的《资本论》中译本的出版，使马克思这部伟大巨著第一次完整地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这不仅是我国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和出版史上光辉的一页，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

3民国时期《资本论》中译本所依据的原文底本与翻译特色

在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1930—1938年，《资本论》中译本在中国竞相问世。在不足十年的时间内，实现了《资本论》从碎片式摘译、分卷节译到三卷全译本在中国的出版和传播。然而，由于翻译的标准、目的以及所依据的原文底本有所不同，因此民国时期《资本论》中译本的翻译特色也不尽相同。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物色译者时，也曾提出过翻译的标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翻译或校订著作的要求很严格，从马克思校订《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态度以及《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与德文版的不同，即可见一斑。马克思曾对《资本论》法译文评价道：“约·鲁瓦先生保证尽可能准确地、甚至逐字逐句地进行翻译，他非常认真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正由于他那样认真，我不得不对表述方法做些修改，使读者更容易理解”（马克思2004：24-27）。关于《资本论》的翻译，恩格斯认定的标准是“忠实而流畅”（马克思、恩格斯1974：190）。恩格斯认为，《资本论》的译者既需要对德文有深刻的了解，又要具有深厚的政治经济学功底。这一要求，预设了以《资本论》德文版为原文底本的前提。恩格斯校订的德文第四版乃是国际通用的定版，力求忠实于马克思的原著，相比之下，考茨基修订的国民版则更考虑读者的便利。因此，考茨基在修订《资本论》时，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用的非德语，一概改为了德语，这样无疑使《资本论》的原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在《资本论》的中文译者中，考茨基修订的国民版也曾被用作翻译的底本。

在民国时期，《资本论》各个译者所依据的原文底本不尽相同。实际上，《资本论》的中译本，并不都是以德文版为底本的，而亦可能通过其他文字版本转译。在《资本论》的中译本中，转译问题，尤其是中译本与《资本论》日文版的关系，颇需加以注意。侯外庐、王思华在谈及翻译《资本论》时，曾经说“在中国译书界不采用日译用语的，实在鲜有，驯至大多数专门用语，都已日本化了”（玉枢、右铭1936a：2）。陈启修根据考茨基修订本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是《资本论》的第一个中译本。陈启修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功底，且语言功底深厚，通晓德、日、英、法等多种外语，兼具深厚的汉语文字功底，并且对《资本论》有着深刻的了解，曾亲自讲授过《资本论》。尽管如此，陈启修的译本依然被人评价为“文字艰涩，仅成其一二，未见终篇”（夏炎德1948：181）。陈启修说自己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所用底本为考茨基修订的德文国民版。侯外庐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认为陈启修的译文是“根据河上宫川二人的译文翻译的”，有很多日译文的痕迹，甚至是从日文转译而来的（玉枢、右铭1936c：3）。千家驹在回忆20世纪30年代翻译《资本论》的经过时，也认为“陈先生的译本好像是根据河上肇的日译本重译的，我们看了质量不高”（千家驹1983：88）。

潘冬舟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分册和第三分册，所用的底本与陈启修相同，均为考茨基修订的德文国民版。在第三分册的“译者言”中，潘冬舟说，有人评价其译本有“迁就中文，伤害原意”之处（潘冬舟1933：1)。潘冬舟对这一评价的回应是，译文的第一要务，应该是“使中文读者容易了解”，并对“硬译”与“直译”的翻译现象表示不满（同上）。正是出于方便中文读者阅读的考虑，潘冬舟不惜以“分句”或者“增字”的方式进行翻译。潘冬舟与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皆以考茨基的修订版为底本，从考茨基对《资本论》中非德语的德语化来看，其译文至少在注释上无法达到忠实或通达流畅的标准。在侯外庐、王思华1936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译本的“写在译后”中，两人曾评价潘冬舟的译本“信笔增删，以非定本自解，以期免脱自己误译的责任”（玉枢、右铭1936b：745）。

侯外庐、王思华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是第一部以恩格斯修订的德文第四版为底本翻译的中译本。因为恩格斯修订《资本论》时，格外尊重马克思的原文，尽可能忠实地将原文加以呈现。侯外庐、王思华在“译者的话”中表示，他们的中译本就是“力求忠实”（玉枢、右铭1936a：2），这首先就体现在他们对翻译底本的选择上。此外，在翻译实践上也是“力求忠实”于原文。然而，潘冬舟曾在“译者言”旁敲侧击地对侯外庐、王思华的译本加以抨击，认为其译本存在着“直译”与“硬译”的缺陷。他写道，“我对于侯、王先生的译本虽然尚未仔细研究，可是，我认为无论我的译本，或是侯、王先生的译本，严格说来，在现在都只是一种‘译稿’的作用”（潘冬舟1933：2-3）。潘冬舟认为：

《资本论》之正确的绝对担保的译文，不仅要求各种外国文字的了解，而且更重要的，还要求对于整个经济学说以及历史上各种学派理论的认识。这必须要有赖于多数专家的合作，而同时还要有完全便利的客观条件。这些都还要决定于整个中国社会科学思想发展的程度，而为目前中国所万难做到的事。我个人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注意这一历史著作的翻译，在我们相互的比较，参照，以及取长舍短地多次修订中，我们不仅必然要产出完善的最终的译本。并且，我们能以推动中国整个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运动。（潘冬舟1933：3）。

吴半农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是唯一以英译本为底本翻译的中译本。由于该中译本在校对上博采《资本论》法译本和考茨基修订版之长，因此在注释方面颇具特色。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的末尾，恩格斯曾在正文中加进一段注释，表示商品必须具备为人的劳动所生产和经过交换等两个条件。考茨基在修订版中，将恩格斯加的注释从正文中移到了段尾。陈启修依据考茨基的译本，将该注释放在了段尾。吴半农的译本同时参考了恩格斯和考茨基的版本，认为将该注释放在正文当中，并不妨碍行文的连贯，最后将该注释放在了正文当中。

郭大力与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所依据的原文底本是经过当时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校订过的最新德文版。郭大力与王亚南为了翻译《资本论》，曾通过翻译古典经济学著作的方式，以增进自身的经济学素养，王亚南曾特意留学日本和欧洲，学习和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此，郭大力与王亚南的翻译在经济学背景、语言水平和翻译功力上均不成问题。恩格斯所提出的“忠实而流畅”的标准，既要求译者不能背离原文风格，又要求译者处理好“信”与“达”的关系。总体而言，郭大力与王亚南的《资本论》中译本相对比较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翻译标准，尽量避免弄错文句的原意，同时行文也通达流畅，比较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和表达习惯。

4民国时期《资本论》第一卷首句的中译文比较与分析

民国时期《资本论》的各个中译本可谓各具特色，风格迥异。关于这一历史时期《资本论》各译本的翻译特色及其优劣异同，或许可以通过比较《资本论》第一卷首句的中译文来略窥一二。《资本论》第一卷开篇的首句德语原文如下：

DerReichtumderGesllschaften,inwelechenkapitalistischeProduktionsweiseherrschtersecheintalseine“ungeheureWarensammlung”,dieeinzelnewarealsseineElementarform.UnsereUntersuch,ungbeginutdahermitderAnlysederware.(Marx1867:1)

Thewealthofthosesocietiesinwhichthecapitalistmodeofproductionprevails,presentitselfas“animmenseaccumulationofcommodities”,itsunitbeingasinglecommodity.(Marx1909:41)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行着统治的诸社会里面，牠们的财富是当作一个非常巨大的商品集成，出现着的，各个商品是当作那种财富的始基形态[这是Elementarform的译语，也有人译作要素形态，基础形态，原基形态，等等；照后面的说明看来，商品这东西，一方面是历史上的最始形态，一方面又是论理上的基本形态，所以似乎始基形态几个字较妥些——陈]，出现着的。（陈启修1930：1）

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所于以支配着的诸社会之富，呈现为一个“庞大可惊的商品辐辏”。个个商品，呈现为此富的原基形态。（马克思1932b：1）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所支配的社会之财富系以一“庞大可惊的商品之聚积”而表现，而其基本单位则为个别的商品。（马克思1934：1）

资本主义生产方法（KapitalistischeProduktionsweise）支配着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集”，而以单个的商品（Ware）为元素形态（Elementarform）。（马克思1938：1）

关于《资本论》第一卷开篇第一句的翻译，我们将从翻译的句式、词语等方面来对民国时期《资本论》第一卷各个中译本加以分析。从翻译的句式来看，陈启修的中译文唯一使用了“在……里面”的句式，并将原文引号略去未译。此外，陈启修在译文中连用了两个“出现着的”。从陈启修的这一句译文来看，意译的成分远大于直译，但其在意译之后，也并未达到行文流畅的结果。在译词的方面，德文原文中的kapitalistische一词，英译文为capitalist，其意义既可表示“资本主义”，亦可表示“资本家”。而在以上的中译本中，仅有侯外庐的译文将该词翻译为“资本家”。侯外庐回忆《资本论》译读始末时，曾指出“从马克思所籍以表达的意思理解，‘Kapitalistische’并没有‘资本主义的’含义”（侯外庐1983：74）。他认为，把“资本家的生产方式”译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更改了马克思的原意，而且人为增加了理解的困难（同上）。虽然陈启修的译文受日译本的影响比较大，甚至是直接自日译文转译的，但是陈启修在这个词汇的翻译上，与日译本并不相同，并且在翻译Elementarform一词时，还专门添加了一条注释，解释其采用“始基形态”，而不用日译本中的“原基形态”和其他译词的原因。就Elementarform一词的翻译而言，陈启修虽然最后采用了“始基形态”一词，但是他和侯外庐的译词一样，都可以明显看出受日译词的影响。吴半农将Elementarform译为“基本单位”，尽管比较通俗易懂，但依然不如郭大力所译的“元素形态”更加忠实原文。对于Warensammlung一词，侯外庐认为，“商品集成”“商品总汇”等译词都有待商榷，建议借鉴《汉书·叔孙通传》中的“人人奉职，四方辐辏”以及“财源辐辏”等汉语表达和说法，将其译为“商品辐辏”，表示商品从各方面集合的意思。在他看来，用“辐辏”这个古老的汉语词汇来翻译，“可以兼顾到一个有机的组织体似的。具体讲来，诸劳动生产物都源源而来，归为商品”（玉枢、右铭1936c：4）。陈启修相应的译文是“非常巨大的商品集成”，侯外庐的译文是“庞大可惊的商品辐辏”，吴半农的译文是“庞大可惊的商品之聚积”，郭大力的译文是“庞大的商品堆集”。从此处可见各位译者对于《资本论》这一关键词的不同理解和表达。

由中共中央编译局全译的《资本论》是现今比较通行的《资本论》中译本。中共中央编译局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设立《资本论》译校组，经过对《资本论》的集体性研究学习之后，于1963年开始翻译，1975年出版，2004年再版。中共中央编译局的全译本体例完善，在各卷的卷末均附录有注释、人名索引、著作索引、名目索引、计量单位和货币名称等相关参考资料。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的这两版《资本论》极大地推动了《资本论》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研究。在此不妨以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的《资本论》作为对照，为《资本论》民国时期各中译本的比较提供一个侧证。2004年版中共中央编译局译本的首句译文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马克思2004：47）。相较于中共中央编译局中译本的译文，正如前文所言，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文比较贴近，无论在译词、译句上都明显超越了民国时期《资本论》的其他中译本。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著作，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阐述了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论证了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自1899年以来，马克思的《资本论》思想和学说逐渐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开来，极大地激励了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投身革命解放事业。

在民国时期，尤其是1930—1938年，马克思《资本论》各种中译本在短短不足十年的时间内先后问世，从陈启修的《资本论》第一卷节译本，到郭大力、王亚南的《资本论》三卷的全译本相继出版。《资本论》各个译者所依据的原文底本不尽相同，展现了风格各异的独特翻译特色，积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研究。

OK，关于资本论德语版本和中译本的底本与翻译特色研究的内容到此结束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