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德语 才子之乡的迷幻色彩

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以下的问题，关于自贡德语，才子之乡的迷幻色彩这个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本文作者：欧阳美书，登载于2006年《中国西部》ISSN:1008-0694

2、恐龙是自然的造化，而盐与灯，是人类创造的产物。当我们对自贡的文化与历史深入到人的层面，即创造者的层面，自贡所展示给我们的，却是另一幅也许更具价值与意义的画卷了。

3、“进士”生产流水线

4、从宋至清，自贡(富顺、荣县)历史上一共出了有名有姓的“进士”385人，这对于地处西南腹地的自贡而言，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奇迹。

5、有一个人，至今仍被自贡的文化人记得，他就是太常博士周廷俊。北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仁宗皇帝派太常博士周廷俊到富顺县作知监，这是一个尽职尽责的政府官员。他上任后，大力倡办学校和书院，下功夫培养人才，并亲自给学生们讲课。8年后，即1042年，他的努力有了回报：富顺学生李冕，首次通过朝廷考试，成为县内第一个进士。由此，也大大激励了官民的办学积极性。此后，由于部分知监重视教育，在北宋、南宋的三百年间，富顺共考中进士67人，首次出现了一个才子群体。这与今天的中学生考名牌大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只要某中学有一个学生考进了北大、清华，那么这所学校的校长、老师，包括县长、书记，都会兴奋不已，而会想出很多办法，以望来年再考上几个北大、清华的。

6、太常博士周廷俊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兴修富顺文庙。在李冕考中进士的两年(1044)后，周知监决定把富顺监学扩建成文宣王庙，既可教育培养学生，又可祭祀孔子。在他的倡导下，富顺官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很快就将占地10余亩的富顺文庙修建起来了。富顺文庙位于富顺县南中心(现为南门)神龟山下、西湖之畔，系仿山东曲阜孔庙而建。此后近千年，富顺文庙又经历了数十次大的维护与修缮。富顺文庙是目前我国保存最完整的29座文庙之一，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可以说，富顺文庙就是“才子之乡”的标志，富顺历史上的知名才子，绝大部分都是从富顺文庙开始走向全国和全世界的。上世纪80年代后，部分人在文庙周边乱拆乱建，留下了一些遗憾。新任县委书记王剑明上任后，拨乱反正，根据“富顺文庙博物馆陈列总体设计方案”，正在努力恢复富顺文庙的本来面目。

7、到了明代，富顺的教育事业更加发展，除办有县学外，还在明世宗嘉靖四年(1525年)兴办了一所西湖书院，全县重点集镇先后办了6所社学，私塾和蒙学则遍及全县乡村。这种规模，几乎与今天的教育相当。在明代的四川乡试中，富顺中举人的就有474名，特别是明朝中后期的四川乡试中，富顺学生的成绩成为官场、教育界和社会注目的焦点和议论的话题。整个明代，富顺举人考进士的成绩也是相当惊人的，就像今天的“流水线作业”一样，全县共考中进士134名，占四川进士总额的十分之一左右，居全省之冠，“其人才之盛，声誉之隆，便为巴蜀他乡所不及。”从此以后，“富顺才子内江官”的说法开始在民间流传。

8、关于“进士”，文化人、青年作家聂作平讲的一个故事颇有意思。他说他曾到广元昭化，那里的友人向他说，昭化历史上曾出过4名进士，非常了不起，颇有炫耀之意。聂作平是富顺人，他告诉朋友，他的家乡富顺历史上有名有姓的进士就有238名。4名与238名，不在一个档次，朋友便只有劝酒、喝酒的份了。

9、北宋的富顺虽有67名进士，但却无著名的“才子”。而明代，教育的普及与文化的昌盛，不仅在科举考试中拔得了头筹，更涌现出了一批有成就、有影响的学者。“明初，富顺有晏铎、李本领路，继之有熊过、熊敦朴、李长春直上，后有杨述、杨过程、熊师旦发扬光大”，这些人物，共同组成了富顺的“才子”方阵。其中：晏铎，明成祖永乐十六年(1418年)进士，被称为“景泰十才子”，事列《明史》;熊过，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他以学术研究、诗、文扬名四川和全国，与内江赵文肃、成都杨升菴、南充任少海并称“西蜀四大家”，又与陈来、王慎中、唐顺之、赵时春、任瀚、李开元、吕高等并称“嘉靖八才子”，其在诗文、经学研究上有独特建树，他的《周易旨决策》、《春秋明志录》、《南沙文集》等著作，均被收入了《四库全书》。清代易学大师段玉裁对熊过更是推崇备至。

10、对富顺才子颇有研究的刘海声先生认为，明代的富顺，由于有才子群体的形成，知识群星的出现，标志着富顺的教育事业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晏铎、熊过的成就，使富顺声誉雀起。有人把宋代的眉州(今眉山)因有“三苏”而被人称为“人文之乡”与明代的富顺相比，也就称富顺为“才子之乡”，这种社会舆论，事前并无达官显宦封赠，但却经过辗转相传，终于得到了社会的确认。

11、明末清初，富顺地区遭受严重兵祸，人口基本灭绝，只得依靠“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来增补。但从知县钱绍隆起，钱经绅、刘上驷、朱缁衣、熊葵向、段玉裁、宋廷桢等知县，皆能注重教育，培养学生，因而富顺的文风再次昌盛起来。在整个清代，全县中举人的有237人，中进士的有34人。这个“高考率”虽不及明代高，但全县公、私办学之盛，却非明代可比。清代中后期，每届岁、科两次考试，到县城赴考的学生、秀才常在两千人左右，知县宋廷桢为了改善考试条件，发动乡绅集资修建了一所考试院，规模广阔，考棚中的座号就达“二千二百有奇”。可惜的是，这个比阆中市古街上规模大得多的考棚，已经被开发为住宅小区了。

12、如果以“学历”“读书”而论才子，自贡市首任市长曹任远(1893年12月12日出生于自贡市自流井檀木林街)乃是当之无愧的“状元”了。曹任远4岁启蒙，5岁入私塾，入过4所小学、1所中学、1所中专、六所大学、留学三国，学会三门外语，最后取得博士学位，一读就是28年。这六所大学分别是日本东京私立农业大学、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美国密歇根大学、芝加哥大学、威士康辛大学，最后在一所德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关于自贡“才子”的记载中，论读书，曹任远应该是天才中的天才。

13、曹任远未满12岁，便考取了富顺县立中学，而大的学生，已经娶妻生子;入富顺中学不久，成都商矿实业学堂招生，1800多人报考，只招90名，并规定必须年满15岁才可报考，曹任远当着“玩儿”考了一回，却奇迹般地位列第89名被录取，成了一个年仅12岁的中专生;1908年，曹任远15岁，四川劝业道考选20名公费留日学生，但全川仅录20名，其竞争这惨烈可想而知，曹任远去报名参考，幸运之门再次为他洞开;到日本后，按规定，入大学本科前需修两年预科(学日语)，但如能提前考入本科，仍全数发给两年预科的学缮费，曹任远仅用8个月，就学会了日语，考入了东京私立农业大学，赚了一年多的学缮费;1917年，张勋复辟，曹任远在岳父谢持安排下到美国读书(避祸)，三年时间，学会了英语，读了三所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并自学了德语，准备到德国攻读博士学位，至此，27岁的曹任远已经是通晓三门外语的人中尖子;1924年，曹任远因为发现一种新型化学染剂(可染阴丹士林布)的配方，并获得专利，其毕业论文通过鉴定，获得博士学位。1924年以后，曹任远怀抱着“化工救国”的理想，先后在广东大学、北京大学、成都大学担任教授，1939年被任命为重大大学校长，但由于卷入派系斗争没有上任，四川省政府只得安排他去新成立的自贡市担任市长;至1949年，曹任远先后参与民盟、加入中国共产党、组建民革川康地下武装，新中国成立后，曹已无心政治，到北京工学院当了一名教授，为新中国培养高级化工人才。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80年平反后回到北京，是年已经87岁了。

14、群星璀璨的“风水”

15、自贡井盐业的兴盛为“自贡才子”的成长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重视文化、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尊重读书人是自贡的优良传统。

16、清末，自贡才子就开始在全国和全世界舞台上展示他们眩目的光彩了。从“戊戌六君子”刘光第开始，出现了“近代士林之鹤”、文化名人赵熙，教育家、革命家、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辛亥革命革命先驱龙鸣剑、谢奉奇，“四川报业第一人”宋育仁，“南社”诗人雷铁涯、张光厚，“厚黑教主”李宗吾，毛泽东早期军事搭档、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彭德怀入党介绍人、红三军团参谋长兼红五军军长邓萍，革命文艺运动骨干王余杞、孙瑜、柳倩、巴牧、李石锋，“希腊文学奖”得主、国际知名学者罗念生，《战国策》杂志创办者、著名剧作家陈铨，著名剧作家、《抓壮丁》导演陈戈，斐声海外的戏剧家张英，著名学者毛一波，被称为“民族魂”的共产党人江竹筠，同盟会员曹笃，国民党元老谢持，民国军长但懋辛，川剧泰斗张德成，《人物季刊》主编王森杰，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北京市首任佛教协会会长、著名佛学大师正果法师。

17、上世纪50年代到今天，“自贡才子”活跃在文化、艺术领域的著名人士有剪纸名家余曼白，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教授郑必坚，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陵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谢韬，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楠森，诗评家朱先树，作家、青海省作协副主席白渔，诗人张新泉、李自国，文化人伍松乔、聂作平等。

18、被媒体称为“青春实力派作家”的著名网络写手郭敬明，中学毕业于富顺县二中，亦是原汁原味的自贡人。在自贡工作过或与自贡有血缘关系的人还有著名剧作家魏明伦，著名作家李锐。

19、中华大地，人才辈出。但一个仅三百余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从古自今出现了这么多的人才，实属罕见。自贡的才子不但数量空前，而且品性高洁、学问深厚，当之无愧是自贡“第四绝”。

20、在文化昌盛、“才子倍出”的背后，经济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自贡盐业经济的繁荣，培植和推进了这一地区文化、教育、艺术的发展。人杰地灵、人文荟萃的自贡，被历代史家称之为“温温乎礼义之邦”，“习俗知礼逊”，“淳厚守礼”、“善邑也”。荣州州事、诗人陆游也称赞这一地区“其民简朴士甚良，千里蔚为诗书乡。”有史记载，从宋至清，整个自贡地区共出了385名进士，这在西部腹地，是甚为罕见的。对自贡历史颇有研究的宋良曦先生在《南国灯城》一书中认为：自贡盐业经济的繁荣，使这里成为“熬波出素”、“商旅辐凑”，“饶沃衍润，过于他郡”的井盐之都。在19世纪中叶，自贡便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手工业工场，亦出现了当时全国最大的手工业资本集团……数以10万计的盐井工人，数以千计的盐商及相关行业，其富裕豪华不亚于宫庭，其排场奢侈不亚于官府。1888年，美国学者弗吉尔·哈特惊奇地感叹道：“这个帝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地方。”与之相关的金融、竹木、蔑制品、牛骨制品、皮革、酿酒、制糖、餐饮、娱乐业以及运输、修理、土陶、织布等都成为较为发达的行业，商品经济十分活跃，百里盐场，一派繁华。有了这一雄厚的经济基础，便必然会催生出灿若繁星的历史人物、文化名人，精美绝伦的龚扇、扎染、剪纸，声闻中外的川剧、杂技、民间歌舞等文化艺术。

21、自贡作为中国的“盐都”，几百年来盐业兴盛不衰，不只是经济财富与采盐技术的积累，更是推动文化良性发展的动力。一方面，是盐商直接把自己的子弟送去读书，接受教育，造就了一批人才，另一方面，盐商也喜欢和尊重有文化、有知识的人，热心教育事业，是“自贡才子”的追星族。如果说当年“杨州八怪”靠达官贵人包括妓女的追捧而成名，那自贡的才子成长的背后肯定有盐商的大力资助。

22、1944年夏，全国国民献金总会会长冯玉祥将军到自贡动员捐款抗日，盐商余述怀慷慨献金1000万元法币，声动朝野，并受到蒋介石的接见。余述怀本是四川威远人，1883年出生，自幼家贫，少乃文盲。1902年前往自流井商铺学徒，1903年独立经商，以其绝顶聪明、好学上进、处事圆滑，历二十余年，成为一代盐业巨富。由于他从小家贫没能上学，所以在他看来，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积财莫如集德，积德莫如兴学”。1930年，余述怀与金灿如、宋俊成、江伟堂、曾申之、刁德孚等人筹资创办贡井育才学校，其中的黑版桌凳，教具文体用具，则由余述怀个人捐赠;1938年，余述怀又与宋俊成、何德芳、胡少权、黄学周等人创办自贡旭川中学，学校建好后余又不断捐款，使旭川中学成为当时自贡有名的中学;1946年，刘文辉秘书王森杰主编《人物季刊》，请余述怀出席刊物茶话会，余想既然请我去总得表示一点意思，便赠金10万元，其慷慨豪爽让常年跟着刘文辉的王森杰也在心中大呼“肥佬”;王森杰得了钱正在偷着乐，四川大学校长黄继陆又请余述怀赴宴，在参观校园时，黄继陆委婉地告诉他准备叫上面拨款修工学院试验馆，余问要多少钱，黄说四百万，余述怀当即一拍胸脯：“既然只有四百万，我包了。”

23、余述怀只是自贡盐商的一个缩影。他们在生意上，绝对是算计精确，拼命敛财，但暴富后也出手大方，广结善源，广集善果，捐资助学更是踊跃积极。盐商们捐资助学的“慷慨”，对自贡教育水平1000年来“才子”辈出，一直领先西部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广集善果、捐资助学，这也许是中国传统产业人士的一种美德吧。

24、周开岳，现年72岁的富顺县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48年从二野军医大学医校毕业，50年代初来到富顺县卫校工作，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著述颇丰。在他看来，“才子之乡”的称谓自明代就有，它不是富顺人自封的，而是邻近县、市对富顺(现指整个自贡)的肯定和赞誉。

25、做人做事气节冲天

26、近百年来的自贡才子不但其诗文、学术建树堪称蜀中翘楚，其不媚权贵、刚直不阿，坚持真理，舍身成仁的品格更是可歌可泣。

27、江姐，原名江竹筠，自贡大安大山铺人，其最后学历可能是中国公学附中毕业，就学历而言，也许够不上一个“才子”;但她的名言“上级的名字我知道，下级的名字我也知道，我就是不说。”(小说《红岩》语)却让多少英雄好汉、才子佳人感慨万千。当时，江竹筠的被捕完全是因为她的几个主要上级领导成了叛徒，这些叛徒分别是刘国定(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冉益智(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涂孝文(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等人。因为这些叛徒的出卖，上百名共产党员被捕，其中有很多江竹筠的同事和战友。换了任何人，看到这种情况也会心灰意冷，意志力也会大打折扣，进而经受不起刑讯逼供的。但江竹筠在狱中的坚强表现连她的对手也一筹莫展，不愧为我们的“民族魂”。江竹筠，不仅将做人的“气节”升华到了顶点，更为自贡才子的“革命者”形象增添了光彩。

28、刘光第，1859年出生于富顺县赵化镇，家道贫寒。刘光第4岁开始被父亲送入乡塾，刻苦用功，19岁时中秀才，23岁乡试中举，24岁中二甲进士，授刑部主事。在京中，为官清濂的程度竟需其伯父接济才可勉强度日。中日甲午海战前夕，写出著名的上奏《甲午条陈》，后又与康、梁一起，成维新变化之中坚。1898年9月28日，与谭嗣同、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人，被清廷行刑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世人知晓刘光第大名，多与“戊戌六君子”有关。然而，在刘光第39年的人生中，“不事媚上，不与他类虚与应酬，不谋权术”，“醉心于诗文”，其诗文造旨不亚于当时一些著名人物。梁启超在评价“戊戌六君子”时说，“戊戌六君子中，刘裴村(即刘光第)尤醇粹严肃”，“诗在韩(愈)杜(甫)之间”，“吾昔所为传，未能表扬其学行十一也”。现代学者胡先彇说：“刘光第诗为戊戌六君子之冠，近世亦鲜有过之者。”钱仲联先生则说：“刘氏诗主要以唐人为宗，其佳构上追李白。”大学者们的这些评语，让我们感到，如果不是被清庭杀害，刘光第也许会成为近代最出色的诗学大家。然而，历史不容假设，在内忧外患、国难当头之时，任何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都不可能置身事外而独善其身的。正因为“戊戌六君子”的舍身成仁，才让国人看到，温和的改良是不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进而引发了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

29、与江竹筠、刘光第“性格”相近的著名人物，就是赵熙。赵熙出生于自贡荣县宋家坝，这位比刘光第小8岁晚9年考中进士的“自贡才子”被誉为“近代士林之鹤”。在川南，富顺因出数百名举人进士而享有“才子之乡”盛誉，而荣县则因多出俊才墨客饱学之士而被谓之“诗书之乡”。赵熙的祖父、父亲都读过书，赵父还中过秀才，开设私馆授学，可谓书香门第。赵熙中进士为翰林，继为翰林院庶吉士，先后官至国史馆协修、篡编、江西道监察御史;并先后担任荣县凤鸣书院山长、重庆东川书院山长、泸州经纬学堂监督、荣县文学舍长。赵熙多才多艺，为我国近代著名诗人、书法家、教育家，“赵熙书法，初法颜柳，后步苏、黄、米、赵、欧，溶各派为一炉，渐自成一体，独创一家。”(曹德权语)人称“荣县赵字”，世人临摹成风，川中各界名流、军政要员均以求得赵熙一字为荣;其诗作3000余首存世2000余首，皆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珍品，被称为“当世之岑参”，钱基博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则称其“学术文章，超越时流”;其戏曲画品、亦颇不俗，为世人称道。梁启超有诗赞赵熙：“诗撼少陵律，笔摩昌黎垒……谏章留御床，直声在天地。”

30、“谏章留御床”，是指赵熙在担任江西道监察御史之间，连出7本奏章上书弹劾亲王大臣。江西道监察御史，相当于今天江西省监察局局长，但赵熙弹劾的官员有庆亲王、首席军机大臣奕劻，肃亲王、民部尚书善耆，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四川总督赵尔丰，吉林巡抚陈昭常，湖南巡抚柏文定，湖北布政使巡抚杨文鼎，这7个人，任何人都比赵熙位高权重。赵熙敢于为民请命，不顾个人后果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贪官们恨他又怕他，一时间京师正声回响，朝野震动。但行将灭亡的清政府哪里听得进一个下级官员的进谏，很多奏章亦不了了之。赵熙去世后，县人挽联评其“幸有文章名海内，愧无功德在人间”，这其实是对历史的误读。曹德权说，清政府的官史制度，与我们今天的制度有些类似，只要是在朝官员，任何人都可以参奏、弹劾，是为官的职责所在，何况赵熙还是堂堂的省监察局局长。佛说，心中有佛即是佛。只要做了，就是功德。

31、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赵熙与刘光第的友谊。赵熙中进士时，刘光第已在朝中为官，二人属自贡老乡，又志趣相投，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刘光第写好《甲午条陈》后，交赵熙征询意见，赵熙非常佩服刘光第的见解与胆识，但两人心中都明白，条陈出奏，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条陈出奏受阻，刘光第气愤交加下又写了感言诗30余首，连同《甲午条陈》交由赵熙保管。刘光第殉国时，其子长述才9岁，赵熙便将长述收归为门下弟子。刘长述学成后，于1906年加入了同盟会，并于1915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松岗小史》，被评为我国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时期的第一部代表作品而收入《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算是史有留名。

32、赵熙的另一大成就是兴学。由于赵熙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诗文书法名满天下，无论他在何处兴学，求学者均是纷纷云集。在赵熙的弟子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或著名人物，如吴玉章(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杨庶堪(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谢持(国民党元老、同盟会四川主盟、大元帅秘书长)，曹笃(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四川国医馆馆长)余中英(24军旅长)，其余在军政各界担任要职或成为孙中山同盟会早期革命党人的还有江庸、向楚、萧秋素、冉方倩、黄复生、刘长述、黄方、肖湘、冉慈、曾言枢、龚秉权等，让世人不得不赞佩其育人有法。以致连饱学之士梁启超也对赵熙执弟子礼，常送诗文请予法眼一识。

33、1912年，赵熙回到荣县家乡，正值壮年的他先后拒绝袁世凯、段祺瑞的邀请，婉谢过蔡锷将军的礼聘，拒绝过刘湘的以诚“借重”，在多事之秋，虽然生活靠友人捐赠，但还是洁身自重，保全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

34、1886年的进士宋育仁早年领旨办商，后成为“四川报业第一人”，于1897年10月创刊了《渝报》，后迁成都又办《蜀学报》。《渝报》是当时四川的第一份报纸，发行量达2000余份，在当时，是一份影响非常大的报纸。因“深感国势危急，书生报国无门，慈禧专权”便“放胆”鼓吹“兴论变法，倡导西学”。文风“大明泼辣，直指时弊”。宋育仁在他最著名的《时务论》中提出：“保朝鲜，惩日本，而大治军旅重边防。”宋育仁认为日本久有举兵犯我之野心，提出“保朝鲜，惩日本”的战略，一时间成为维新变法的喉舌。后来，国人在赞扬宋育仁有“先见之明”时，对清廷的腐败更加切齿痛恨。

35、因演《龙凤剑》、《一品忠》、《双金丹》等闻名梨园的川剧泰斗张德成，建国后先后担任四川省川剧院、重庆市川剧院院长，其名著《川剧内影》、《川剧高腔乐府》等被誉为伶界宝典。张德成长期以郭沫若等交好，重庆谈判期间，张主演《将相和》对和谈寄以厚望，和谈结束时，主演《渔父辞剑》为中共人士饯行，同时担保释放被国民党关押的共产党人，凡此种种，惹恼了国民党特务。只要是张德成演戏，就有特务和地痞流氓捣乱。为此，张德成十分气愤：“前方打内战，后方搞破坏”，张德成于是便回家赋闲，对国民党装点门面的礼请演出，一概拒绝演出，直到重庆解放。

36、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中国近代史上几宗有名的“暗杀案”都与自贡人有关，足见“自贡才子”的性情之刚烈。国民党元老、党务部长谢持曾经密谋剌杀袁世凯;李宗吾与自贡的同盟会人一起参与了刺杀四川总督赵尔丰的行动;黄复生(赵熙学生)和汪精卫一道剌杀摄政王载沣失后被捕，赵熙和吴玉章积极奔走参加营救。

37、盐成百味，盐乃百味之王。自贡的才子似乎从小沾了盐气，所以自贡才子其味之精、味之纯、味之怪、味之奇是其他地方才子所无可比拟的。

38、一些思想家，他们的奇思异想、学术观点或研究成果也许不为主流哲学所注意，但其对事物的认识往往可能更深刻、更本质。“厚黑教主”李宗吾就是这类“剑走偏锋”的思想家的典型代表。面对如此众多的艺术成就和中外闻名的艺术大师，除了赞叹一声“确实绝了”之外，更让我们感觉到了那种迷宫一样的“迷幻”色彩。

39、顾城有一首名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来寻找光明。”用这首诗来表述古今中外思想家的心路历程可能会非常贴切。从孔子、苏格拉底以来，再到现代的尼采、弗罗伊德，思想家的一生，都是在黑暗中寻找真理和光明，寻找更本质的人。一些思想家，他们的奇思异想、学术观点或研究成果也许不为主流哲学所注意，但其对事物的认识往往可能更深刻、更本质。“厚黑教主”李宗吾就是这类“剑走偏锋”的思想家的典型代表。

40、李宗吾，原名李世全，1879年生于富顺县自流井(今属自流井区)，1907年毕业于四川高等学堂，在校期间加入同盟会。自1912年起，李宗吾以一部惊事奇书《厚黑学》震惊华夏，享誉世界，由此自称“厚黑教祖”，人称“厚黑大师”，并奠定了他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名列“影响中国文化的20大奇才怪杰”。《厚黑学》与此后陆续面世的《厚黑丛话》、《我对圣人之怀疑》、《中国民族特性之研究》、《心理与力学》、《制宪与抗日》、《社会问题之我见》、《政治经济之我见》、《考试制度之商榷》、《中国学术之趋势》、《迂老自述》、《我的思想统系》等著作一道，历数十年之久而一版再版，长盛不衰，并以各种译本传遍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甚至成立了《厚黑学》研究会。台湾著名作家、《丑陋的中国人》的作者柏杨说，李宗吾的一生，“直可惊天地泣鬼神”!

41、李宗吾小时顽皮异常，邻居皆称其“人王”。然而读书作文，却常有奇思妙想，深得老师喜爱。1903年，李宗吾考入四川高等学堂，“此时的李宗吾，已是学贵独悟之人，对传统的儒家思想，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批评态度，常有惊人言辞，甚至声言宗法孔子，不如宗法自己!于是将世全之名，断然改为李宗吾。”(曹德权语)1909年，李宗吾升任富顺中学校长，教书主政之余，常陷入长久而深远的思考，为什么封建统治如此黑暗?为什么官场如此丑恶?刨根问底的结论，竟发现自“三国旧事”之载，即盛行“厚黑”丑行，悟至终端，即为“厚黑”二端，遂发现世间一切之丑恶，其核心在于“厚黑”。在官场上，如非彻底的厚颜与黑心，就不可能成为大奸大雄。

42、找到了“厚黑”根源，李宗吾一直想把它写成一本书，但直到1912年，他才动笔，并开始在《公论报》连载。书稿一经发表，读者争相传阅，无不视为奇作奇论，视作者为奇人奇才。但李宗吾的《厚黑学》一面世，就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类大声叫好，一类是绯议和误读，甚至将《厚黑学》视为异端邪说。

43、遭此误解，李宗吾内心的“孤独”可想而知。但他在稍事沉寂之后，拿起笔来继续阐述他的思想与主张，于是乎，短短的十多年，又成就了前文所列的十数种振聋发聩的名著。

44、1939年3月，李宗吾发表六十寿辰征文，征文写道：“鄙人一介匹夫，崛起为厚黑圣人，于儒释道三教之外特创一教，这可算真正的特点;然而其事为众人所共知，其学已家喻户晓，并且许多人都已身体力行，这种特点，也无须赘述。”这一下，李宗吾的“嬉戏狂放”终于招惹到了国民革命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先生了。1939年前后，抗日战事繁忙，前方吃紧，蒋先生正忙得焦头烂额，本不大关心文化人中的事事非非，这时，偏偏有人向蒋说《厚黑学》如何如何，蒋找来看了，非常恼火，将李宗吾视为“堕落文人”，认为此书道德败坏，危害人心，应依法严禁，并下令通缉李宗吾。好在当时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对《厚黑学》大加赞尝，听说蒋发了通缉令，便在蒋介石面前说情，蒋碍于“吴老”的情面，才心有不甘地放过李宗吾。了解蒋介石的人都知道，蒋介石是最优秀的“权术专家”，《厚黑学》剥开了他的画皮。

45、魏明伦，这个被称为“巴蜀鬼才”的“自贡才子”本属内江人，但他在9岁时就开始在自贡市川剧院登台演出，据魏说是“生净末丑”样样在行，排戏、演戏之余自修诗词歌赋。当然，也兼修剧本。1981年，40岁的魏明伦以一部新派川剧《四姑娘》剧本开始引人注目，《易胆大》、《巴山秀才》紧随其后，开始由“三尺戏子”转为“一介书生”。1987年，魏明伦以一部新派川剧《潘金莲》引起广泛讨论，并开始走出戏剧界，成为“文化名人”。《潘》剧，魏注入了他所理解的现代精神与现代理念，是对传统观念、文化的一种突破。对“潘金莲”的评反，最早始于剧作家欧阳予倩，只是魏明伦走得更远罢了。当然，魏明伦所处的时代与环境，是有所不同的。中央电视台热播过的《水浒传》，其中潘金莲的形象塑造是否受到过魏明伦观点的影响，记者不得而知。但记者可以肯定的是，魏有文字功底、美学素养等，必须受到过自贡文化人的深刻影响。

46、以《审判余秋雨》而奠定文坛知名度的作家聂作平，也具有这种“剑走偏锋”的批判精神。他的读史随笔《历史的B面》、《历史的耻部》以及长篇小说《自由落体》无不体现着这种对传统历史文化的“审视”与反叛。青年评论家何三畏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聂作平的价值将会得到更多的体现。

47、什么样的人才算“才子”?当我们逐步解剖自贡的“才子”时，不断的提出这个问题。在民间传统的意义上，会诗文、书画的人可以被称为才子，范围扩大一点，做学问的也应该是才子，然而，这应该不是才子的全部涵义。在自贡，除了“三绝”之外，还有“自贡小三绝”，这就是龚扇、剪纸和扎染。与此同时，川剧、杂剧、民间歌舞等早已声闻中外。面对如此出众的艺术门类和中外闻名的艺术大师，除了赞叹一声“确实绝了”之外，更让我们感觉到了那种迷宫一样的“迷幻”色彩。

48、我们在谈到人物时，常喜欢用“心灵手巧”对其进行赞美。然而，当记者了解到龚扇家族和剪纸名家余曼白的传奇故事后，其“心灵手巧”的程度可谓叹为观止。

49、龚扇，自其创始人龚爵武开始，至今已五代传人。他们分别是第二代传人龚玉璋，第三代传人龚长荣、龚玉文、龚淑清、龚淑华，第四代传人龚菊芬、龚道勇、龚道义，第五代传人候鑫、龚旭、龚倩、龚瑶妤。关于龚扇，有两则传奇故事足以说明龚扇这一举世无双的工艺精品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50、清光绪16年，四川劝业道台周孝怀在成都举办劝业赛会，龚爵武携带一笼仅几两重的竹丝蚊帐和一把竹丝团扇前往参赛，当场就被评为金奖。周孝怀为了展示劝业赛会的成果，特将竹丝团扇送给慈禧太后，慈禧两眼凝视扇面图案良久，大悦：下旨，赏金牌一面，对蜀地龚扇，赐名宫扇。1928年，云南督军唐继尧想给英国女皇送一份礼，便找到了龚玉璋，重金订做一堂长三尺宽七寸的四画面《四季花》。英国女皇看着《四季花》，又不断用手抚摸屏面，这到底是锦锻还是竹子编成的?当她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仍觉得不可思议：为何东方会有这种智慧之光?民国时期，蒋介石、刘湘等人物，对龚扇都珍爱有加。1950年后，龚扇代表中国工艺美术界先后参加过苏联博览会(1952)、莱比锡博览会(1953)等，均被评为最高奖，1974年后，龚扇先后赴美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展出，被国际友人称为“中国第一扇”，1995年，龚扇被评为“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品十绝”之一。

51、自贡的剪纸艺术从余曼白时代开始全国有名。余曼白本不是自贡人，1918年出生于湖北省竹山县，两岁无娘，六岁父亡，与祖母相依为命。读过两年私塾后自学成才，青年时期先后在竹山县、万县等地任公职，1947年“漂流”到了自贡，其篆刻、书画已具相当功力。1949年后，余曼白也想谋份公职，但想到当年在伪政府里干过，怕被清算，只得作罢，遂决定以卖艺为生，这期间，他开始迷上剪纸艺术，并很快掌握要领，一些作品在报刊刊出。1954年，余曼白的剪纸作品受到北京中国工艺美术服务部的关注，开始向他订购剪纸作品。1955年，余被安排进入自贡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被吸收为中国美术家协会重庆分会会员。这一时期，余曼白的创作势头非常好，其作品《英勇胜过赵子龙干劲赛过穆桂英》是余曼白艺术创作道路的里程牌，获得了建国十周年全国美术创作奖，四川人民出版社一次印刷就达340万张，《亚非团结》和《各民族大团结》是余曼白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剪纸作品，深受中外妇女的喜爱。这时，余曼白的剪纸艺术更臻化境，逐渐成为自贡的“小三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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