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德语女歌手 新时代的德语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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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当代德语文学中，有移民背景的作家成为不可小觑的创作力量。他们自己的族裔散居经验为他们的作品提供了核心题材与美学新意，这些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自我探索的身份意识。在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移民和难民问题成为影响整个德国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不少移民作家表现出了新的创作思路，从自传式写作走向了对自我之外的他者经验的书写，同时将自己的跨文化迁移体验融入其中，体现了一种新的全球视野。本文将以莫拉、特洛亚诺夫和多和田叶子的作品为例展示这一移民文学新动向。

关键词：德国移民文学身份书写莫拉特洛亚诺夫多和田叶子

在当代德语文学的版图上，所谓具有移民背景的作家（AutorinnenundAutorenmitMigrationshintergrund）占据着格外引人注目的一块领地。这些作家基于自己族裔远离文化母国、迁居异地的散居经验（Diaspora-Erfahrung）而创作出的作品，早就不再处于文化边缘，而是走进了核心地带，受到文学产业青睐，得到了批评界和读者的认可。由塞尔维亚移居瑞士的梅琳达·娜吉·阿本吉（MelindaNadjAbonji）在2010年连获德国图书奖和瑞士图书奖，原籍罗马尼亚的德裔诗人奥斯卡·帕斯提奥（OskarPastior）和保加利亚裔作家西碧拉·莱维查诺夫（SibylleLewitscharoff）先后于2006年和2013年获得德语区最高文学奖——毕希纳奖，都堪称当代德语文坛的标志性事件。国际学界也逐渐达成了共识：“近年来，在追问什么才是德语当代文学时，这种处于文化之间的写作形式已变得日益重要。”[1]

然而，并不是所有作家都认同移民文学（Migrationsliteratur）这样一个群体类的标签。他们之中最重要的一个代表，著名土耳其裔小说家费里顿·蔡莫格鲁（FeridunZaimoglu）在2006年的一次采访中就直接称之为“让人恶心的概念”[2]。这一过激的反应折射出文学创作者在身份感知上的复杂心态：他们不愿意遭到区别看待，不愿意被局限在人为划定的一个创作范围里，不愿意自己的作品特色总是被归结于自己的多重文化，而是渴求自己作为独立作家的文学价值得到认可，虽然他们始终无法抹除其出身带来的存在经验和审美倾向上的特殊性。这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的移民文学或跨文化写作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发生的重要转变。对自我族裔身份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表达，曾经一度是外来移民或移民后代作家的创作标志。但随着德国社会的进一步多元化，随着移民群体逐渐成为德国国民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少作家越来越强化自己作为德语作家的普遍性身份，将眼光从自己和自己的族裔移向其他描述对象，开拓出新的写作疆域。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抛弃对身份问题的探索和对迁居经验的挖掘，而是采取了新的角度，以新的材料来转化自己的生存体验。身份自觉和写作心态上的改变无疑会对文本生产与美学效果带来深刻影响。例如，从文学叙事上来看，被讲述者与讲述者既发生了分离，又保持了某种关联，同样都表现出异地生存条件下的混杂认同。从内容架构上来看，作者经历的空间移动被置换为另一时空里的文化碰撞和自我认知。在这一嬗变过程中，可以说，德语移民文学既实现了对自我的突破，也促成了当代德语文学在反映社会变迁方面的更新与创新，成为时刻保留“他者”元素的身份表述与文化演示。本文就将以具体文本为例，聚焦于这一身份书写的新动向，探讨移民文学的创作动力与创新潜力。

以德国为首的德语国家，向来并不认为自己是移民国家（虽然在历史上，尤其是奥匈帝国时期收纳了大量从东欧和东南欧移入中心区域的其他族裔包括犹太人），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后重建过程中却先后与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土耳其等国签订了劳工招聘协议，招收外籍劳工以应对本国的劳力短缺。另一方面，作为坚持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发达国家，德、奥、瑞士都以不同规模在不同时期接收了来自动荡的中东和巴尔干地区的难民。在这些因为务工或避难而从德国以外迁入德国居住的各族裔人群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出现了尝试用文学作品来表达自己心声的作家。他们发表出的文字最早被冠以“客籍劳工文学”（Gastarbeiterliteratur）之名。这是主流文化对这个群体的一种“他者化”定义，认定其为稳定的社会主体之外的临时“客居”者，拒绝给予其移入居民的身份。其实正是这种被排斥状态，激起了作家们的身份自觉，推动他们直接书写自己当下的生活处境。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两位移民作家，来自意大利的弗朗科·毕昂迪（FrancoBiondi）和原籍叙利亚的拉菲卡·夏米（RafikSchami）便旗帜鲜明地宣称：

意识形态的宣传者们将“客人”（Gast）和“工人”（Arbeiter）这两个概念挤压成了一个，虽然从来没有过什么客人会打工。但“客人”这个词表达出的暂时性却被现实粉碎了。客籍劳工事实上已经成为联邦德国人口中的一个固定的组成部分。我们在这里会继续有意识地使用“客籍劳工”这个耻辱标记词，就像二十年代人们使用无产者的概念那样。[3]

将“客籍劳工”这个身份转为自称的作家们是将文学视为了宣扬自身在德国社会中的现实存在，为自己在社会话语中谋求一席之地的重要工具。他们的作品因而大多直抒胸臆，充分在自身经历和同族经历中挖掘素材，自传色彩浓厚。正如德国的研究者所指出的：“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这些作家以文学来探讨改变了的生活境况以及社会中遭受的拒斥。是时候寻求自己的空间了。严重的受歧视经历、身份遭质疑的威胁和对自尊的持续伤害往往成为写作的触媒。写作冲动源自这种被社会排斥的存在经验。”[4]这一时期的移民文学因而是以记录遭社会排斥者的苦难生活为己任的，而记录者本人就是这些受苦者中的一分子。他们为群体这个“大我”发言，在被主流视为异类的共同经验中感知一种集体身份并诉诸文字。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政治气候的转变，德国社会对移民的态度由勉强容忍转为主动吸纳，在德国成长起来的移民第二代第三代也逐渐脱离出自怨自艾的边缘形象，展现出一种新的身份意识。他们多半已经疏离了自己的文化母国或出生地，但又与所谓本土德国人保持着隔阂，尤其在语言、宗教和婚恋观上都时刻受到两种文化的来回拉扯，往往感觉自己处于非此非彼的交界地带上。他们的自我感知因而符合后殖民理论家们所提出的文化上的“混杂性”（hybridity）[5]。

这种身份感知的变化也立刻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反映。最先敏感地捕捉到自己族裔的文化混杂特征并予以文学表达的，正是上文提到的蔡莫格鲁。他于1995年发表的纪实文学作品《卡纳克之语》被公认为土耳其裔德国人的“带连字符的身份”（Moraldo）的真实写照，记录了“复数化的生活方式与杂交的文化混合形式之间的融合”[6]。虽然这部作品由蔡莫格鲁对其他定居德国的土耳其裔的采访组成，但作家显然是以“圈内人”身份在为这个族群发声，通过直接再现破碎、杂糅、异质的“卡纳克”德语来挑战统一的纯正德语所代表的民族国家权威。语言上的挑衅，其实是对身份指派的反抗，是对主体自我的捍卫，是对文化本质主义（Essentialismus）的解构。正如蔡莫格鲁在书的前言中所说：

虽然他们可能被迫进行一个（对身份的——译注）最终抉择，但是卡纳克们并不寻求文化上的牢固定位。他们既不想从身份超市上挑拣一个给自己，也不想进入毫无差异的被迫流亡者行列。他们有自己的内在特征和非常清晰的自决观念。[7]

蔡莫格鲁采取了一个隐匿自身的旁观者/采访者的视角，让卡纳克们走出沉默来表达自我，为德国读者提供了一副土耳其裔德籍的群体自画像。这里传递出的信号是：昔日的“他者”不再愿被他人归类，而是要为自己创造混杂态的生存空间与文化身份。更多的移民作家则完全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者，依据自己迁徙、漂泊、定居、迷失或定位的生平经历和内心曲折，构造出了一个个别具格调的德语文学文本。与蔡莫格鲁齐名的土耳其裔德国女作家艾米娜·瑟吴基·厄茨达玛（EmineSevgi?zdamar）就是其中一个典范。她从1992年至2003年完成了自传体系列小说“伊斯坦布尔—柏林三部曲”，几乎完整地重构出一个土耳其女性从出生、成长、到迁居德国的三十多年人生，小说叙事的最终落足点也是对单一身份的告别和对混杂文化的认同。这样一种写作思路几乎成了移民文学中的一个惯例，从土耳其裔诗人策拉·希拉克（Zehra?irak）到叙利亚裔作家夏米、原俄罗斯籍犹太作家弗拉迪米尔·菲尔特里普（VladimirVertlib）、原捷克籍作家丽布舍·莫妮科娃（Libu?eMoníková），还包括获得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赫塔·穆勒（HertaMüller）和获毕希纳奖的莱维查诺夫，他们都将自己族裔、家族或个人的生活作为蓝本，通过文学创作来重新组装与身份密切相关的回忆、经验、感受，在德语文坛上开辟出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从自己的切身感受来寻求文学灵感，向来是文学文本生产的重要法则，但对于移民群体来说，自传体写作或家族史写作有着另一重意味：长期被观看、被描述、被界定的这类社会成员需要在公共视野与文化界话语中实现自我表达，而不是沦为斯皮瓦克笔下无法为自己发声的底层民众（subaltern）。书写自我，对有移民背景的作家们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与文化上的自我塑造。从语言层面来看，他们采用的多语种杂糅式的写作和异质多元的词汇意象也配合着混杂身份的表达，造成了新的文学景观，提供了德国社会转型的象征式素描。“这里涉及的是一种语言具有混杂性的文学，是作家生平经历与虚构出的语境的结合，人们可以借此深入观察常常变动不居的移民者身份。”[8]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随着德国社会乃至世界局势的演变，移民文学本身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移民作家们是将文学作为倾诉客居心声、释放社会压力的渠道，那么90年代的新一代作家则将文学看作演示自身混杂身份并解构单一社会固定身份设想的舞台。相同的是，两者都聚焦于自身族裔的迁移历史和生存现实，都参与着对德国当前多元社会的文学叙事。在进入21世纪之后，移民作家的创作本身也表现出更加丰富多元的发展方向，表现出“跨文化的多样性”[9]。与之前的移民文学相比，最显著的不同在于，之前占据主导地位的自传体写作逐渐让位于叙事对象和叙事角度都更复杂的写作方式。然而，移民文学向来包含的身份问题并没有就此淡出这些作家的视野，正相反，对自身移民背景的感知与反思仍然是他们创作的重要动机，决定着他们对题材的遴选与把握，而且渗透在其文本叙事的深层结构之中。

21世纪的德国，不论就社会现实而言还是就知识界的认知而言，大量外来移民的存在都已经是该国的重要特征之一。德国联邦统计局官网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至2016年底，有移民背景的德国居民人数达到约1860万，占德国总人数（逾8242万）的22.5%。[10]不少知识精英也承认德国已在事实上成为“族裔与文化异质性日益增强的移民迁入国”，而且是“欧洲范围内移民比例最高的国家”[11]。有趣的是，恰恰以此为背景，移民文学正显示出“内容与形式上的一种开放性”[12]。当移民与他们所代表的混杂文化日益成为社会常态而不是另类风景，移民作家们也纷纷开始尝试摆脱族裔代言人的角色，走出文学创作上的“隔都”（Ghetto），正如德国研究者所言，在他们的书中已不再那么关涉故乡与他乡、融合与归化的范畴，而更多地体现了在民族界限与范畴之外寻求身份与个体性的努力。他们因而已是“当代德语文学中不带偏异与边缘特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3]。

的确，从自传体写作走向更多元的创作方式，是越来越多的移民作家表现出的文学发展路径。他们最初以自传体小说引发关注，但随后便转向了对德国本土历史和移民生活之外的现实的描述，从题材上和叙述角度上都从自述身世转向了旁顾而言他。其中不少人正是通过超越自我经验的局限性而获得了卓越成就。出生于斯图加特的莱维查诺夫以带有自传色彩的《阿波施多洛夫》（2009）讲述移民后代重返保加利亚的经历而引起关注，之后又转而以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为题材写下了《布鲁门贝格》（2011）。而在21世纪才登上文坛的新星，在波黑战争中随家人流亡至德国的沙夏·斯塔尼斯基（Sa?aStani?i＇c），其处女作《士兵怎么修理留声机》（2006）描述了一个在波斯尼亚农村里长大的男孩在战争爆发后流亡至德国，战后才返回故乡的故事，也有着自传色彩。在第二部小说《节日前夜》（2014）中，他就将目光投向了德国东部勃兰登堡州的一个小村庄，发挥自己的文学想象力写出了具有童话色彩的德国乡村故事。不过，还有一些移民作家，他们不仅在创作视野上超越了德国的边界和本人本族的生活空间，而且在叙述过程中更为突出地对既有的身份叙事提出了挑战，因而尤其值得深入分析。

特蕾齐亚·莫拉（TeréziaMora）就是这样一位移民作家。她1971年出生于匈牙利，属于当地的德意志少数族裔，从小生活在匈牙利语和德语的双语环境中。1990年她移居德国柏林，一开始写电影剧本，随后开始创作小说。虽然莫拉在最早的短篇小说中也涉及了自己的迁居经历，但是从她发表于2004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日复一日》开始，她便采取了迥异于自传体的写作方式，选取了与自己的生长环境和移民经历并无直接关系的题材进行创作，收获了不少赞誉。单是《日复一日》这部长篇处女作便让她获得了2004年的莱比锡书展奖，而且行销于18个国家，被认为代表了“德语当代文学中最重要的年轻声音之一”[14]。小说的主人公是从东南欧某个战乱国家（应指南斯拉夫）逃到德国某座大城市（可以推测是影射的柏林）的难民阿贝尔·涅玛（AbelNema）。他一方面代表了在外部压力下被迫流散到故乡之外而在异国他乡漂泊不定的边缘群体，另一方面又是这个群体里极为特殊的个体：他有语言上的奇特天赋，在短时间里就学会了十多种语言，在大学里获得了奖学金，之后又从事翻译。与同样来自东南欧的流浪艺人金嘉及其伙伴、他的临时室友康斯坦丁不同，他不需要为基本的生存而奔波流窜。但是他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之间却丧失了归属感，无法确定自我的生存坐标，无法维持任何持久的人际关系。这尤其体现在他和德国女子梅赛德斯的关系上。他是为了取得德国护照而与梅赛德斯假结婚，梅赛德斯却是有意与他结成实质性的人生伴侣，然而根本无法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可以说，这是一个无法用简单的融入与否来描述的移民故事。涅玛是个在精神上被自我放逐到人世间之外的畸零人，失去了任何身份特征。正如小说开头以他人转述来点明的：“他所说的一切，我该怎么说呢，都看不出地域；他说得那么清晰，简直前所未闻，没有口音，没有方言，什么都没有——他说起话来就像是没有来处的一个人。”[15]

在叙事层面上，小说在绝大部分章节里都是通过角色化叙事来侧面展现这个与周边世界格格不入而且沉默寡言的男人，让人无法直接了解他的内心情感变动，是一种典型的疏离化的描写方式。唯一的例外是以“神志昏迷”为标题的一章。这一章整个是涅玛的内心独白。作者第一次整段整段地用第一人称“我”来讲述，但这个自我并不是以作者自己为原型，而是凭借其想象力虚构出的非现实的零身份或反身份形象：

我像变形虫那样生活，一种有反抗力的、经济的生存形式。我在地球上占有的位子，不比我的脚跟更大……我养活自己是靠一份挣得少但是挺正当的工作。我将一种语言里讲给我听的话在任一门语言里重复出来。为此，我的头大多数时候都夹在两个身体之间，在街上这种姿态也还见得到，但是许多人说这就是台环绕立体声。[16]

在语言之间生存，在不同文化的夹缝中间生存，除了重复别人的话再没有自己的心声可以表达，除了工具化的肉体存在再没有自己专属的世界。这种自我感知是与任何独立个体的宣言背道而驰的，是主体塑造的反面，表现出一种近乎虚无的人生态度，透露出对过分追求身份政治的一种疲惫和柔性的抵抗。然而，这种对身份归属感的主动放弃，并非作者自己的另一种身份主张，而只是一种极端化的想象。小说的结局也颇有意味：涅玛在一次事故中丧失了语言能力，最后只恢复了部分母语，他与世界的关联由此真正失落。作者显然有意将这场反身份的想象结束在一个具有寂灭色彩的终点，表现出一种冷眼旁观的抽离态度。换言之，她塑造的不仅是一个与所有身份要求相抵触的社会他者，也是一个她自己的他者，被她观看，被她讲述。

如果说莫拉在《日复一日》的难民故事中讲述的是略显奇异的身份缺失状态，那么另一部新世纪德语移民文学的经典之作则以历史人物传记的形式展示了身份替换的文学想象。这便是伊利亚·特洛亚诺夫（IlijaTrojanow）在2006年发表的令人瞩目的全球畅销书《搜集世界的人》。出生于保加利亚的特洛亚诺夫，先后在德国、肯尼亚生活过，在慕尼黑上完大学后又先后迁居至孟买和开普敦，最终落脚在维也纳，一直用德语写作。他的第一部小说《世界之大，拯救随处来临》是以自己及其家人从保加利亚逃难到意大利和德国的流散经历为基础的。在创作第二部小说时，他将目光完全投向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时空，创造性地记述了具有传奇色彩的英国探险家和翻译家理查德·弗朗西斯·波顿（RichardFrancisBurton）于19世纪晚期在印度、阿拉伯半岛和中非进行的冒险之旅。波顿是英殖民帝国子民中的另类，甚至可以说是文化上的叛逃者，他总是试图学会各个殖民地当地人的语言，了解以至修习他们的宗教和文化，最终潜入人群中去麦加朝圣，去探寻尼罗河的源头。特洛亚诺夫在小说开始不久就让波顿在印度所雇的仆人这样描述他：“我于是明白，他认为他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举止、自己的衣着、自己的语言一样，可以像换披风似的从一种换为另一种。”[17]这种从外而内的切换，在特洛亚诺夫的笔下，并非是出于间谍目的的乔装打扮和角色表演，而是与自我感知和集体归属相连的身份重构：“他开始妄想，他可以像我们之中的一员那样思考、观看和感觉。他开始相信，他不是在假扮自己，而是在转变自己。”[18]自我在这里再不是恒定的、单质的，而是可以在不断更换的文化环境中通过行为、创作尤其是语言而进行改造与重塑的。这显然是一种理想化了的身份想象。

在主角的设定上，特洛亚洛夫与莫拉似乎南辕北辙，但在叙事层面上，他们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搜集世界的人》中，也只有少量篇幅是主人公以第一人称叙事者的方式说话，在其他部分，作者大胆采用了复调式的多角度叙事，分别让印度的仆人和书记官、奥斯曼土耳其的官员和阿拉伯调查官、非洲当地的导游自己登场，以对话或告白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波顿的见闻感受以至猜忌怀疑。正是这种写法，又打破了围绕波顿钩织起来的身份转换神话，让各个种族、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尖锐的殖民冲突构成一种对冲，显示出身份问题的复杂和严酷。从殖民帝国派遣来的波顿，不论如何努力地试图融入他身处的异文化，在受到殖民威胁的族群看来，他就是个危险的“他者”；他获取另种身份的行为，并没有消除其他人对他的他者感知，反而加深了他这种混杂性所带来的不安。由此可见，特洛亚诺夫塑造波顿这个形象，与其说是虚构了一种可以自由调换身份、重塑自我的愿景，不如说是揭示了身份难以真正改换、文化冲突难以避免的困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可以读解为一部“指涉当前全球化危机与文化差异的寓言”[19]。

莫拉和特洛亚诺夫的创作让德国的移民文学有了不一样的广度和深度，增加了叙事上的层次感，也带来了新的表达效果。他们颇可以代表21世纪移民文学发展的新动向。然而并非只有新一代作家才会讲述不一样的故事，早已在文学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老辈”作家也积极实现自我超越。多和田叶子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这位日本女作家在1982年到德国求学，随后开始用德语和日语同时进行创作，在90年代就已经成为移民文学中最耀眼的明星作家之一。她所写的许多探讨文化、语言和身份关系的散文、诗歌和小说都包含了“一种自传虚构的微妙游戏”[20]，将自己特有的欧亚跨文化生存经验转为了文学创作的契机、题材和轴心。但进入新世纪之后，她也开始探索新的写作路径，将目光投向自己生活境遇之外的人生。2004年发表的《裸眼》就是这样一部“转型之作”。实际上，单从叙事角度来说，这部小说还是延续了多和田叶子的女性讲述自我的主观视角，全书都是以第一人称来叙述的。但这个主人公的自我感知和流散经历却包含了多和田叶子此前作品中罕见的暴力因素和政治话题，并且形成了一种拒绝融入西方主流文化的反移民叙事，在当代德语移民文学中显得独树一帜。

《裸眼》讲述的是一个来自越南西贡的女中学生在欧洲的奇遇：“我”被学校选中赴东柏林的姊妹高中进行演讲，却被西德波鸿大学生约克偷掳至他的故乡波鸿，在经历一段并不安稳的同居生活后，“我”企图爬上一辆途径波鸿的“莫斯科—巴黎”火车潜往莫斯科，却被带至巴黎。在那里，“我”寄居或流浪于不同收留者之间：性工作者玛丽、在火车上认识的“同胞”越裔法籍女子艾芳和她的法国丈夫扬、通过电影院认识的政治避难者越南男孩佟留。而大部分时间，“我”都将自己流放在电影院里，因为它是“像一个中国妈妈”,“在黑暗中保护我免受他者的目光侵扰”[21]。然而最终“我”被约克找到，重新回到了波鸿，最后变成了一个陷入失语和自残后“在黑暗中舞蹈”[22]的影子。这个越南少女是因为偶然因素而被抛置到西方世界中，她的难民身份是外力所施加的而不是她的主动选择，她也从来不将融入西方主流视为自己的求生法则，而是一心期望回归故乡。当约克试图说服她学习德语归顺主流文化时，她感受到的是一种驯化和征服，觉得对方是想让自己“自动地成为他亲密环境的一部分，就像一件新买的，质地坚硬的衬衫随时间慢慢进化成如同第二层肌肤那样的柔顺”[23]。她的出逃和流浪都是在对抗这种征服。她因而是在异质文化之中无以安身的拒绝者与反叛者，代表着一种在后殖民时代拒不服从西方文化霸权的抗议姿态。身份感在这里显示为对个体的捍卫和对霸权的警惕。这或许也是小说标题“裸眼”的寓意所在：暴露在异文化之中的一个孤独个体在毫无集体庇护的条件下对观看他的周围社会回以直接凝视，这是一种他者之眼，既有拒绝归顺的自我坚守，也有冷观主流的局外立场。

而多和田叶子也正是通过塑造这个角色走出了自己的边界，得以书写日本和德国之外的欧亚文化冲突，以格外尖锐的方式来质疑西方社会既成的身份规范和归化的强制压力。在此过程中，她自己和莫拉、特洛亚诺夫一样，睁开了重新观看德国乃至世界的他者之眼。

在当代德语移民文学中，莫拉、特洛亚诺夫和多和田叶子都是特色鲜明的杰出代表，都以自己的写作开辟了新的方向。他们的非自传体作品都打破了之前以本人本族经历为核心题材的局限，体现了一种对世界的开放性，也实践着新的叙事方式：讲述人与被讲述者此时发生了分离，小说角色的遭遇并不是作者人生经历的直接投影，叙事角度因而显得抽离和多元。不过，他们并没有因此完全脱离出移民文学的范畴，并没有放弃探索移民现象带来的认同问题。正相反，他们以更加深入和更具艺术性的方式继续推动着身份的书写，只是不再急于表达自我，而是将自我提炼、转化为了叙事的内在因素：

首先，他们写作的整体框架依然是移民文学向来关注的文化身份的动态建构。地理空间中的迁移打破了身份与地域及语言的一一对应，让自我认同出现了变换更迭。而文学正是要捕捉这种变化在个体心理上造成的影响。新一代移民作家都自觉接受了后殖民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就流散族裔提出的非本质论身份观：

从主观视角出发，文化身份根本就不是固定的本质，即毫无改变地置身于历史和文化之外的东西。它不是我们内在的、历史未给它打上任何根本标记的某种普遍和超验精神。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是我们可以最终绝对回归的固定源头。……文化身份就是认同的时刻，是认同或缝合的不稳定点，而这种认同或缝合是在历史和文化的话语之内进行的。不是本质而是定位。[24]

德语区的移民文学长期以来都是在记录移民群体所进行的艰难的自身定位，而新一代移民作家虽然为群体代言的写作动机大为减弱，但是依然关注认同时刻，也关注自己族裔之外的移民个体在物理和心理层面上的双重漂移。不过像莫拉、特洛亚诺夫和多和田叶子这样的作家，他们更注意文化混杂状态中依然没有消除的身份危机，包括拒绝认同的极端反应，也对过于天真的身份转换表达出质疑。正是这样的清醒态度与观察视角，让他们的文学作品有了新的力度和批判性。

其次，21世纪的移民作家的写作依然得益于他们自己在文化夹缝中生存的经历。这种经历显然不再是创作的唯一来源，也不是强势的题材选项，但是却让他们始终保持着身份问题上的敏感，而且让他们对文化他者形象有着持续的关切和同情的再现。在具体文本中也不难观察到作家如何将自身在德国社会的他者体验转化为了另一种情境里的他者叙事。莫拉本人是德语—匈牙利语翻译，也频繁出入两种语言之间，故而能感觉到语言变换对自我认同造成的冲击。涅玛作为语言奇才却失去文化归属感，正源自莫拉对语言与身份关联的极端想象。特洛亚诺夫自己在亚非欧迁徙往返，并且也皈依伊斯兰教，去麦加朝过圣，因而他与自己笔下的波顿并非毫无关联。毋宁说，他是基于自己的人生经历来体会、想象乃至重构波顿的冒险生涯的，而且也将自己观察到的多文化碰撞冲突的当下处境投射到了19世纪。多和田叶子与《裸眼》的主人公的关系更为复杂，但是越南女孩在德法异乡表现出的对亚洲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浓浓依恋和情感寄托，无疑包含着漂泊异乡的日本女作家自己作为当地文化他者的生活体验。这些作家与他们讲述的对象之间因而有着隐形的纽带，有着投射与反射的经验转化关系。

更重要的是，移民作家的这一类创作形成了与西方主流有本质区别的他者叙事：他们以他者来写他者，融他者于他者，既以感同身受的细致描写塑造了另一种他者的内心世界，也以冷眼旁观的外在目光审视了西方的所谓多元社会和全球化时代的身份难题。研究者就特洛亚诺夫的《搜集世界的人》所做的评论其实也可以用来概述这一类作品的倾向与意义：“特洛亚诺夫，作为移民与世界主义者，能够在一部形象直观又引人入胜的小说中将复杂的殖民化经验展示给德国读者……他的叙事方式要求读者不断弱化并质疑欧洲看待世界的视角。”[25]可以说，在这些作家不断对身份问题进行探索的文学叙事中，他者再现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东方主义话语生产，而是超越自我—他者二元对立的身份书写。

最后要指出的是，当代德国移民文学的这一发展方向绝不是该文学的唯一面向。前文中提到的阿本吉就是凭借自传体小说《鸽子飞起》而获得了德国和瑞士2010年的图书奖。而伊朗裔作家舍尔克·法塔出版于2008年的《黑暗船》也是以自己族人的流亡经历为基础的。所以，自传体的或关注本族移民的小说创作并没有被完全取代，而是与上述这些作品并行发展，共同汇入了当代德国文学的斑斓画卷，而这里的多样性也正映现出变化频仍、日益复杂的德国社会乃至我们共有的世界。

作者简介：李双志，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德语系青年研究员，代表作：《语言、身份与写作——试论卡夫卡、策兰和赫塔·穆勒创作的文化背景》,《当代外国文学》2010年第2期；王凡柯，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德语系博士研究生，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讲师。

[1]Anne-BittGerecke,K?nnenBücherwandern?ZurinternationalenVermittlungvonGegenwar-tsliteratur,in:LiteraturderMigration—MigrationderLiteratur,KarinHoff（Hg.）,Frankfurta.M.:PeterLang,2008,S.113—122.HierS.116.

[2]参见：SteffenRichter,EchteinEkelbegriff?BlickeaufdiedeutscheSzene:EinanregendesText+Kritik—HeftüberMigrationsliteratur,FrankfurterRundschau,15.08.2007,http://www.fr.de/kultur/literatur/echt-ein-ekelbegriff-a-1191766，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9月10日。

[3]FrancoBiondiundRafikSchami,LiteraturderBetroffenheit.BemerkungenzurGastarbeiterlit-eratur,in:ZuhauseinderFremde.EinbundesdeutschesAusl?nder-Lesebuch,ChristianSchaffernicht（Hg.）,Fischerhude:AtelierimBauernhaus,1981,S.94.

[4]JoannaFlinik,Sindsiezufremd,bistduzudeutsch.Zurgegenw?rtigendeutschsprachigenMigrantenliteratur,in:EntwicklungeninderdeutschsprachigenGegenwartsliteraturnach1989,CarstenGanselundElisabethHerrmann（Hg.）,G?ttingen:Vandenhoeck&RuprechtUnipress,2013,S.177.

[5]参见：HomiK.Bhabha,TheLocationofCultur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4,pp.55—56.

[6]HansgeorgSchmidt-Bergmann,VonderGastarbeiterliteraturzueinerneuendeutschenLiter-atur.MigrationundIntegrationinderdeutschsprachigenGegenwartsliteratur,in:BitburgerGespr?cheJahrbuch2010/1,München:C.H.Beck,S.104.

[7]FeriduZaimoglu,KanakSprak/Koppstoff.DiegesammeltenMi?t?nevomRandederGesell-schaft,K?ln:Kiepenheuer&Witsch,2011,S.104.

[8]JoannaFlinik,Sindsiezufremd,bistduzudeutsch.Zurgegenw?rtigendeutschsprachigenMigrantenliteratur,S.183.

[9]KlausSchenk,Migrationsliteratur.SchreibweiseneinerinterkulturellenModerne,Tübingen/Basel:Francke,2004,S.VII.

[10]参见：https://www.destatis.de/DE/PresseServic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2017/08/PD17_261_12511.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9月10日。

[11]HelmutSchmitz,Einleitung:VondernationalenzurinternationalenLiteratur,in:VondernationalenzurinternationalenLiteratur,HelmutSchmitz（Hg.）,Amsterdam/NewYork:Rodopi,2009,S.7.

[12]HansgeorgSchmidt-Bergmann,VonderGastarbeiterliteraturzueinerneuendeutschenLiter-atur.MigrationundIntegrationinderdeutschsprachigenGegenwartsliteratur,S.107.

[13]Anne-BittGerecke,K?nnenBücherwandern?ZurinternationalenVermittlungvonGegenwar-tsliteratur,S.116.

[14]Anne-BittGerecke,K?nnenBücherwandern?ZurinternationalenVermittlungvonGegenwar-tsliteratur,S.116.

[15]TeréziaMora,AlleTage,München:btb,2006,S.13.

[16]TeréziaMora,AlleTage,S.404.

[17]IlijaTrojanow,DerWeltensammler,München:dtv,2013,S.107.

[19]GregorStreim,DifferenteWeltoderdiverseWelten?ZurhistorischenPerspektivierungderGlobalisierunginIlijaTrojanowsRomanDerWeltsammler,in:GlobalisierungundGegenwartsliteratur:Konstellation-Konzepte-Perspektiven,WilhelmAmannetla.（Hg.）,Heidelberg:Synchron,2010,S.80.

[20]MichaelHofmannundLulia-KarinPatrut,EinführungindieinterkulturelleLiteratur,Darms-tadt:WBG,2015,S.147.

[21]YokoTawada,DasnackteAuge,Tübingen:Konkurs,2004,S.138.

[24]〔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17页。

[25]MichaelHofmannundLulia-KarinPatrut,EinführungindieinterkulturelleLiteratur,S.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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