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爱沙尼亚德语(红军爱沙尼亚老兵威廉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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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叫瓦伦丁·约翰内索维奇·威廉索（ValentinJohannesovichWillemsoo），出生在爱沙尼亚哈留县库萨卢教区科达索村。我爸爸是村里的铁匠，母亲是家庭主妇兼挤奶工。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除此之外还有个弟弟和妹妹。

2、我八岁那年在科达索村上小学，然后进入塔林的古斯塔夫·哈塔尔夫中学。我中学毕业之后进入师范学院，在41年战争爆发前完成了一年的课程。

3、问：您还记得爱沙尼亚加入苏联时候的事情吗？在您那个村里大家都怎么看待？

4、答：我当时17岁了，所以还记得些事情。我记得当时没有人特别反对加入苏联，工人阶级会认为这是进步的，所以我没听过村民或者家里有什么特别负面的言论。

5、另外，我父亲参加过一战，当时他曾经是叶卡捷琳娜团的一员，参加过对德作战。在我们家里，父亲的意见经常会主导大家对某件事情的看法，因此他曾经是沙俄军队士兵。这也是父亲尊重俄罗斯人民的原因之一。

6、问：当时是否预料到了可能和德国爆发战争？战争的爆发是否让人惊讶？

7、答：在所有师范院校中，准备应对战争都是最基本的教学任务。1941年春天，我们开始放假，当时上级通知我们，让我们去参与各种少先队的活动与组织，培养教学技能。我参加了当地的少先队的工作，为此我必须立即加入共青团。在入团之后我马上在当地的七座小学开始了工作。可后来就不行了，因为6月22日战争就爆发了，我甚至到现在都没拿到那时候的工资呢，我记得大约是250卢布。

8、总的来说战争的爆发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可以说非常意外。我从没想过有一天会打仗，我们都不太相信。当然了，总是有比较清醒的人，但是我们这些学生当时一心想的只是读书上学。

9、那天是夏天的一个周日，我们当时正在打排球，然后下河游泳。等玩够了回家，在路上镇党委副书记告诉我们说：“小伙子们，赶快回家吧！战争爆发了！”

10、我们当时都知道欧洲爆发了战争，德国占领了法国，可现在战争就来到了身边。每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我到家的时候广播里已经传来了莫洛托夫的讲话，父亲的俄语相当好，他告诉我说：“听吧，儿子，战争爆发了”。

11、因为我是共青团员，所以有人来通知我：“瓦伦丁，快去镇委会，那里需要你们”。我马上到镇党委去，作为志愿者我干了不少工作，比如骑着自行车去各处传递命令，晚上值班守电话。

12、当时我还没有被动员入伍，因此没有军人的证件。镇委给我发了一张证明文件，写明我是镇委工作人员，可以不必遵守宵禁命令，每天晚上我去送文件的时候，遇到检查拿出这个证明就没问题了。

13、情况逐渐紧张起来，镇委办公室里各种文件堆积如山，总是有各种电话、动员命令。有消息说有民族主义匪帮袭击党员积极分子，镇上已经有个团员遇害了，当时我也挺害怕的。

14、7月初德军从南边入侵爱沙尼亚，当时有传言说德军已经突破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边界。我当时对德军进展之快相当惊讶，那时候到处都是小道消息，在战争期间没有确切的消息来源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15、问：塔林的防御准备是何时开始的？

16、答：我不是太清楚这个事，只能根据战后的出版物来了解。7月10日德军抵达距塔林40公里的迈尔亚马（M?rjamaa）。我不知道塔林城防司令部具体是如何部署的，但是他们一度将德军赶回了派尔努。从这个时候开始保卫塔林才算是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而在此之前，恐怕没有人认为需要保卫塔林。我曾经看过一份1960年为了纪念塔林保卫战而披露的档案材料，记载了当时举行的一次会议，参谋长潘捷列夫在会上指出：“我们当时认为塔林绝不会失守。当时大家都没有意识到塔林会遭到来自陆路的威胁，所有防御措施都是为了应对来自西边，来自海上的攻击。这时候大家都蒙了‘怎么办’”

17、答：7月3日，一个公安局的警察找到了我，他当时是负责作战的专员，他给我看了征兵名单，告诉我说:“你已经被动员入伍了，从现在起不得擅自离开此地”。确切地说7月3日我就加入红军了。当时我们还没有发武器，不过已经进入营房集中居住了，但吃饭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还是会回家吃饭。

18、总的来说大家都觉得德军不会进攻塔林，出于各种原因，所有人都认为德国人会直接向东进攻，我在学校里了解到苏联有两亿人口，而德国只有七千万，难道还对付不了法西斯分子吗？当时这样的想法在我的脑海里打转。

19、我觉得高级指挥机关可能想得和我一样，因为他们也没有做好准备，比如说利耶帕亚，这个地方没几天就失守了。

20、德军抵达迈尔亚马是在7月9日，当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准备好，锁好办公室，去塔林”。镇委有一辆小卡车，我们把东西都装了上去，锁上办公室。上级还让我骑自行车回了趟家和家里人告别，我跟家人说：“不用挽留我，我肯定会回来的”。

21、我从家里回来之后，卡车已经准备好了，司机、镇委书记和其他工作人员都在等我。我们抵达塔林之后先是去已经撤过去的哈留县委报到，然后前往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所在地，所有来自爱沙尼亚各地党委的工作人员都在这里集合。最高苏维埃所在的大楼现在是爱沙尼亚总统官邸，当时第20迈尔亚马工人歼击营就住在地下室。他们虽然号称一个营，但实际上只有46个人。我们在这里领到了武器，是老式的莫辛纳甘步枪，枪身特别长，涂满了油脂，要想用的话得先清洗一番，但是大家手头都没有专门的擦枪布，只能各自找办法。

22、我在上中学以后就接受过相当水平的军事训练，所以我知道怎么操作步枪。在清理完成之后又试射了15发子弹。我没有领到子弹带，所以只能把子弹装在衣服口袋里。除此之外也没人发军服和靴子，所以我们只能穿着自己的便装。

23、吃过午饭之后，塔林上空出现了德国飞机，我们的高射炮向它们开火，德国飞机冒了好多烟。然后我们藏到地下室，不过德国人并没有轰炸塔林，他们甚至没有炮击市区。有些地方遭到了德国人炮击，港口附近有些油库被击中起火，这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24、大约5点左右，我们乘车前往纳尔瓦，有一辆卡车，另外还有几辆轿车，具体要去哪儿干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后来我们在距离塔林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上级命令我们下车休息。战争结束之后我才知道当时我们的任务是阻击德军可能的登陆，但是我们的行动太慢了。当时大家对前线战局一无所知，许多人因此流血牺牲。可当时战场就是这么个情况，那时候秩序非常混乱，我们无能为力。

25、我们在这里又待了一晚，当天晚上我奉命放哨，其他战友就在街边露宿，睡在哪儿的都有，有的就直接躺在地上。我们看到一直有人从迈尔亚马撤离，然后从塔林向纳尔瓦撤退。整整一晚上不断有车经过，直到早上才安静下来。我不知道车上都是什么人，等到战争结束之后我才知道，这是从塔林撤下来的各个机关单位，共和国和党的领导人，各个企事业单位的人员等等。但是他们很快又上路了，一车车地从纳尔瓦继续撤退。

26、在我们下了车之后，就以某种固定的编制展开行动。当时我们不得不与边防军一起行动，但后来他们又和我们分头行动。我们的任务是肃清森林地带，搜捕破坏分子。为此我们离开公路钻进森林，不过并没有遇到什么破坏分子。在路上我还犯了个错，稀里糊涂地碰上了边防军。他们大喊“我看见你了，我要开枪了”。但是我也有枪啊，有个上尉冷不防一把就把枪从我肩膀上抢了下来，我没有办法只能举起双手。他们从我口袋里找到了证件：“哈，团员证和士兵证，行了把手放下吧”。他们让我跟他们一起走。那个时候真是挺危险的，他们不认识我是谁，我身上穿的是便装，没有征兵办公室的证明文件，也没有证明身份的红袖标—这些东西都还在营里没发下来。

27、在德军稍稍后撤的时候，镇委工作人员又回到了镇里继续开展工作，这时候歼击营的兵力更少了，只剩下37个人。接下来的工作是动员青年加入工人歼击营，主要是来自乡镇和工厂企业的共青团员。乡镇各个工厂逐渐都停工了，因此工人、党务工作者、工厂干部纷纷加入歼击营。有些人加入歼击营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一来就不会被征入红军了。当时有种观点是认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只要在这里等一段时间，就不用跟着正规军到处跑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快所有人都被动员上了前线。还有些人跑进了森林，直到德国人来了以后才出来。

28、问：您所在的歼击营是何时、何地参加的第一次战斗？

29、答：那是塔林的T?nism?gi区，就是现在德国大使馆所在的那个街区，组建了爱沙尼亚第1共产主义歼击团（1-йЭстонскийегерский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полк）。这个团大约有300人，另外还有一部分在另外一个地方组建。最初的战斗我没有参加，当时我的任务是保卫弹药库，第二天我就奉命护送弹药撤退。唉，那仗打得，我们手里只有步枪，根本应付不了德国人。我们只能化整为零钻进树林，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成功突围活了下来，战后我也没弄清楚。接下来两天大家都崩溃了，一群人穿越沼泽和森林，遇到了一群红海军水兵，我们当时又累又饿，衣衫褴褛。水兵们怀疑我们的身份，把我们都控制了起来，好在指挥员会说俄语，跟他们解释清楚了具体什么情况。两批人合兵一处，他们想立即让我们进入防御阵地，但是被指挥员拒绝了，因为现在我们根本没有战斗力可言。

30、我们在森林里还遇到了一个上尉指挥的一个76毫米炮兵连，他还问我们：“你们到底是谁，你们这是往哪儿跑”“为什么你们跑到森林里，为什么你们有弹药”。那是我当时第一次看到大炮。这个炮兵连长搞不清楚状况，士兵们也什么都不知道，就在那里无所事事。

31、我们后来又找到了车，想回到塔林去，休息一下，洗个澡，最重要的是吃顿饱饭。可是我们乘车经过一个墓地附近时，路边又冒出十几个人，其中两个人拿着机枪在最前边，他们以为我们是逃兵，差点开枪，真的是一团糟！我们只能开车又折返回去，在教堂附近停下来，这时候这里又陆续有几支部队撤了下来。当时这群散兵里有一位挺著名的情报军官，我记得他曾经有战功，拿过勋章。这个人要求找三个人来配合他，指挥被包围的部队突出去。

32、由于很难突围，我们只能折返回塔林，回到塔林之后我们吃了顿饭，在卡车上睡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回到了阵地上。这是我第一次在战场上看到构筑完备的堑壕工事，有步兵隐蔽壕和机枪火力点，甚至还有为坦克挖掘的隐蔽阵地。

33、当天晚上大家就在阵地上休息，一夜过去之后，第二天一早10点，德国人的大炮响了起来，那真的是相当凶猛的火力。我身上多处被弹片击伤。有个拉脱维亚老兵不慌不忙地给我简单包扎了一下，告诉我说：“你到市郊区，那里有个急救所”。但是我根本过不去，道路已经被敌人的火力封锁了。我只能沿着路边匍匐前进，找机会又钻进了森林，最后终于找到了包扎所，那里已经有几个伤员了。包扎所里也没有什么绷带和药物，医生一脸惊讶地看着一身便装的我：

34、“战场上下来的，我被送到这里的”

35、后来有卡车把一批批伤员轮流送到塔林的医院，我被送去第21中学，那是个临时医院，我们在这呆了两天，然后接到的命令，要乘船撤到列宁格勒。

36、27日一早我们被送到港口，可以自己走的伤员被送上车，由一名医护人员陪同直接前往码头。到码头的时候有一艘大船刚刚停靠上来，我记得那是艘帆船，上边有不少伤员，甚至连船桅上都站着人！我当时就想这要是上了船可坐在哪儿啊，但是这艘船并没有系泊，很快就出港了。

37、所以我们抵达码头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没有船了。港口现在已经被军队接管了，负责护送的医护人员找到负责人，大吵了一架。我们看着她气鼓鼓地回到车上，告诉我们说：“没有空位了，上不了船”。车上的伤员们闻言议论纷纷，大家都知道必须得撤下去，因为他们是军人，塔林已经被包围了，没有其他出路。绝望的人们渐渐不再出声，我们只能返回医院。

38、后来我才得知为什么没有船进入塔林港，因为德军已经占领了塔林湾东侧的匹利塔地区，用火力封锁航道，这些船上还运了燃料，因而担忧会在港口里被击中。

39、等到我们乘车回去的时候，医院已经瓦解了，所有医护人员都逃之夭夭了，迎接我们的是爱沙尼亚的女高中生。我留在学校里，另外还有一半伤员没有下车被送到了别的地方。一个半小时之后，那个负责我们的女同志告诉我们上车，这时候只有10到15人伤员。这辆汽车载着我们前往渔港，那里停着一艘游船，没有顶棚，侧面有座位，整条船大约有无轨电车那么大。没打仗的时候，夏天会有乘客乘坐这样的游船，从匹利塔前往塔林湾入口处的奈斯岛游览。

40、我们的车停在舷梯附近，船上也有个护士，又和我们的这位负责人争论了一番。尽管我听不懂俄语，但猜也能猜到，他们肯定是为这些伤员的去处争吵。最后的结果是只有13个可以自己行走的伤员能上船。

41、我们上了船以后走到船尾，所有地方都躺着伤员。我们的位置在储煤仓，有人把木板放在煤堆上，上边铺上床单和枕头，已经有伤员躺在上边，有些伤员要给我们腾出点位置来。我记得当时我已经穿上了军大衣。我们这13个人都在煤仓里藏身，能看到有的伤员绷带正在向外渗血。船上有人在哭闹、呻吟、喊叫。在27日到28日夜间，我们这条船在港口过夜，不断有撤退的人员分别登船。

42、28日早上天气晴朗，看上去是美好的一天，但是在海面远处风雨骤来，恶浪滔天。港湾里已经没有地方停泊了，这里到处都是船，大船、小船、帆船、轮船，总共得有200艘。后来我们被转移到一艘拉脱维亚大货轮上边，我记得这艘船的名字叫“卡尔帕克斯（Kalpaks）”号。

43、28日午饭以后，德国飞机开始空袭。我们乘坐的船在船队的后方，我就呆在传话筒附近，能听到船员说话的声音。大约六点钟左右，听到了指挥员的声音“2架飞机、3架飞机”，接下来能听到枪炮声，然后是炸弹爆炸。整条船都在摇晃，船舱也在晃动，能感到有炸弹在船的前后左右落下。敌机在白天一直在空袭，到了晚上终于暂时停了下来。

44、第二天天刚亮飞机又来了，再次向我们投弹。大约中午时分，有个少校跑了过来，他戴着眼镜，袖子上有袖标，这个人岁数比较大，帽子和衣服却挺新，显然是个刚刚从军的政治工作者。他是专门来给我们做思想工作的。我的俄语不是很好，只能听个大概，他说的意思大致就是我们已经胜利一半了，红军飞机很快就会赶来支援，晚上我们就能到喀琅施塔得。他的这番谈话确实让人轻松了一点，船上的人们开始互相攀谈起来。有个人说有人在列宁格勒等他，另外一个人再说他以后想做什么。还有个人说“我的腿都没了，我还能干什么?”之前在船上人们根本无心交谈。

45、一般来说伤员是不许上甲板的，除了上厕所。有的人伤势在逐渐好转，但有的人却死了。我旁边躺着一个上尉，是个立陶宛人，俄语说得很好。他呼吸的时候伤口一直在往外渗血。另外一边是个爱沙尼亚人，叫Kilme，他是在我后边的那辆汽车上的伤员。

46、那个政治工作者看我们的情绪有所振奋就离开了。可很快就又有飞机临空，“2架，3架，5架”大家兴奋起来，这是红军的飞机，这时候也听不见高射炮的声音了。但这时候又有敌机从后方追过来。我们能听到机枪和步枪的射击声音，接下来又有炸弹落下来，接着船身发生剧烈的晃动，舱体上方的铁锈纷纷掉落。炸弹应该是在船内部的某个地方爆炸，我们感到船正在倾斜，船尾在慢慢升高，尽管主机仍在运转。很快又有一枚炸弹落下，有人高喊“会水的赶快自救！”我没有犹豫，脱掉靴子、外套，也没时间思考了，赶快跑上甲板。我看到甲板上有个妇女躺在那里，身下还有个孩子，她的眼睛在向后看，怀里还抱着孩子。甲板上到处都是流淌的鲜血，特别滑腻。我拆掉一块木板扔进水里，然后跳了下去。

47、我已经忘了当时是怎么决定跳下去的，反正就是从船上跳了下去。旁边有溺水者伸出的手，但这时候没有什么情谊可言，只有逃生。我还年轻，身体强壮，游泳也好，我曾经跑过25公里，还经常滑雪、游泳。

48、德军空投的第二枚炸弹击中了船上的手术室，里边的伤员全部牺牲。而我和另外一些人跑出了舱室，这才设法幸存下来。

49、我突然看到那个刚才给我们做工作的少校，他穿着大衣跳了下来，显然他并不会游泳，很快就沉了下去。另外还有个受伤的水兵，他和自己的战友吻别，双双赴死。一个妇女抱着孩子从船上跳下来，风吹动裙摆，像芭蕾舞演员一样入水。船尾继续高高翘起来，能看到两个螺旋桨，其中一个已经停止转动，另一个则在慢慢转动。能听到船上传来女性的尖叫。

50、船员一直在船上坚持到最后，有人上了救生艇，船长一直在大喊，告诉他们怎么放下绳索。德国飞机俯冲下来用机枪扫射。结果绳索被打断，人们纷纷从救生艇掉进海里。另外一条救生艇终于被顺利放了下去，那上边其实还有空位，但已经占据了位置的人们不让其他人上船，径直划走了。事后我得知这艘救生艇划到了附近的一个小岛上，其实那个小岛离得不远，就在海平线上能看到。

51、周围海面上到处都是妇女、伤员还有船员，他们找到了一些漂浮的木板，聚在一个妇女旁边，把她的裙子撕成一条条绑住木板。有人在水里大喊“救命！救命！”喊了几声就用尽力气消失在水里。

52、船上有个盥洗室，高2米，长4米，宽3米，现在就在水里漂着，包括我在内有5个人仅仅扒在这个东西上边。海面波涛汹涌，我们都必须竭尽全力才能抓住它。有两个人坚持不住被海浪卷走了，只剩下我和另外两个水兵。

53、德国飞机飞回来，瞄准落水者扫射，还有架飞机扔了一枚炸弹，但可能是因为高度太低，炸弹没有爆炸。我们甚至能看到低空飞行的Ju-88轰炸机的飞行员，还有机身侧面芬兰空军的蓝色万字标。离我们不远的一个人被子弹击中，能看到他嘴里吐出的鲜血在海水里渐渐散开。

54、太阳开始西沉，可以看到水面上人们的影子越来越长，直到阳光消失，看不见影子，也看不到人。我们爬进盥洗室，在那里一动不动，两腿蜷缩在胸前。我当时还挺年轻，这天晚上的风浪很大，我们紧紧抓住可以抓的地方，随波逐流。远方某个地方能听到电闪雷鸣，如果海面刮起风暴，那我们就完蛋了，幸运的是天亮以后一切都归于平静。

55、现在只能剩下我们3个人。老实说，我当时很害怕他们俩为了保护自己把我弄死，所以我在找能够浮在水面的木板，以备一旦有什么意外可以救命。今天谈到这个话题确实让人不太舒服，但说实话我真的看到过逃生的水手，有个人向他们的救生筏游过去，结果被他们用桨一顿乱打。那个人大叫着消失在水里。在这种情况下可没什么“互助”的观念，人完全变成了野兽，被兽性支配着。我后来看到过德国人的记载，击沉了我们的潜艇，那场面基本上一样。一艘满载的救生艇，哪个人游过去脑袋上就会挨一下。多一个人也别想上船，否则大家都得淹死……

56、早上，随着太阳从云层中露出头，能看到远处有个岛。我当时就在想，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阳光了吗？海面上一览无余，能看到这里有几个人，那里有几个人。我看到有个人，腰露出水面，脑袋却在水里，两条腿漂了起来。当时的情况非常绝望，我们三个人坐在盥洗室里，突然看到左侧的岛上升起三股烟柱。我当时想“那是谁?德国人还是芬兰人？其实都一样”，但又转念一想：“自己人终归会来救我们的”

57、事实证明这真的是自己人，救援船只正在路上，他们开始将落水的人们捞起来。每一条船都有自己的航线。我们被一艘鱼雷艇救了起来。被救起来的时候我的腿都伸不直了。水兵们把我的衣服脱掉，在我的背上抹什么东西，我觉得可能是酒精。他们还让我喝一口酒，但是被我拒绝了。等到身体逐渐缓过来之后，我就被带到一间舱室里，那里有个妇女躺在被窝里，据我所知她应该是没穿衣服的。在去喀琅施塔得的路上她一直在哭。

58、后来我上了甲板，发现这艘鱼雷艇上只有20个人，他们只救了我们这三个人和那个女同志。不过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救不了更多的人，因为我看到他们在投掷深水炸弹，这意味着他们在附近发现了潜艇的踪迹。

59、他们把我的制服和随身携带的文件贴在烟囱上烘干，给了我一条水手的长裤和浸满了机油的大衣，我就穿了这么一身衣服抵达喀琅施塔得，衣服就留在了鱼雷艇上。

60、抵达喀琅施塔得港之后，我们被送上救护车直接前往医院，港口里到处都是被救上来的落水者，有的人身上只穿着一条内裤。

61、我在医院终于有张干净的床，还吃到了粥，毕竟我已经三天没睡觉了，吃完饭以后倒头就睡。

62、睡到晚上我突然被叫了起来，有个戴眼镜的老大爷跟我说话，我听不懂他说什么，他在我脑袋上腿上比划半天，我说：“你要看什么？你需要什么？我要睡觉”。这个老头转身就走了，不过过了15分钟他就回来了，量了量我的身材。第二天一早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床边上有一套军服，这一天是1941年8月31日。

63、让我第二天回到船上去？我连船都看不到。又有很多伤员被送了下来。有趣的是，我还看到了不少波兰人，他们穿着便装，船进港的时候他们在船上唱着歌。这些波兰人具体是从哪儿来的我也不知道。当天晚上我们抵达列宁格勒，大家躺在担架上被送到医院，被护士搀扶着进了病房。

64、后来我被转移到第二炮兵学校医院。在十月革命之前，第二炮兵学校还叫米哈伊洛夫斯科耶炮兵学校。革命之后这所炮校一度被解散。一战期间，我父亲在第三次负伤以后，由于他受过教育，还懂点俄语，就被送到这里参加炮兵课程。也就是说我住院的地方是我父亲24年前上学的地方。可惜战后我没有再见到父亲，他在战争第一天就去世了。

65、我在医院只住了两个礼拜，手臂和胸口的伤很快就好了。9月中旬我被送到某个过境点，9月8日我亲眼看到巴达耶夫粮库遭到轰炸之后燃起大火，在夜里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那里的火光。当天晚上我被分配到第36疗养营，可到了那里之后我的手又开始溃烂，因为伤口进了海水和污泥，不得不一直住院到12月5日。

66、我和你说，住院的时候有几次挺糟糕的时候，我几乎被洗劫一空。有一次我们去吃晚饭，回来以后发现床垫、大衣都丢了。带队的干部气的手舞足蹈。还有一次我的面包也被偷了。疗养营有个医生曾经在爱沙尼亚服役，所以他对我格外照顾，我也很感谢他，他帮我找到了被窃的面包。他经常检查我的伤势，询问我的情况，总的来说对我特别好，但也有问题，就是我听不懂俄语。

67、我们这批伤员的管理者受到的教育水平高一些，十年级毕业懂英语和德语。爱沙尼亚当地的教育水平非常不错。战争结束以后，1947年我作为走读生通过了高等教育考试，当时我只需要学马列主义史和苏联历史就可以了。

68、当时我们没有被派到前线，因为已经下达了组建爱沙尼亚师的命令。最开始组建了一个爱沙尼亚营，所有爱沙尼亚人都经由这个营前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组成爱沙尼亚第1步兵营。

69、我在列宁格勒一直待到4月份，这也让我有机会感受封锁下列宁格勒的饥荒。当时给我们的供应标准是后方部队级别，每天只能吃300克面包和汤。到10月的时候，肉、脂肪和糖的供应彻底没有了。每天只能吃到300克面包和清汤寡水的汤。湖面结冰之后补给运了上来，每天能多吃100克面包，还有香肠和罐头食品、饼干，偶尔还能喝到巧克力。

70、我们奉命清除有轨电车轨道的积雪，特别是10月到11月初。基洛夫工厂还在开工，所以有轨电车也在运行。我们这些人一般步行就能到指定地段，但没有工具，只能用手脚清理。这时候轨道上能看到饿死的人。虽然很尴尬，但是我承认，曾经用脚把尸体从铁轨上踢走，没有办法，这就是我的工作。

71、问：您在列宁格勒的时候，这座城市是否遭到了猛烈轰炸？

72、答：10月份轰炸比较多，11到12月比较少，因为这个时候列宁格勒雾比较大。那时候德军炮击比较猛，有一次我在瓦西里耶夫斯基岛上的学院大楼里值班，正好有一发炮弹落了下来，爆炸之后所有窗户都被震飞了。

73、问：您所在的营是怎么从列宁格勒撤走的？

74、答：前后折腾了三次，2月底发了口粮，宣布要把爱沙尼亚营疏散到后方。我们每个人领到了三条咸鱼，三条面包，黄油和一碗粥。我把黄油存放在一个小盒子里，放在裤袋里，面包放在胸口。我们从那天起就一直省着吃东西。有一天我们从列宁格勒的芬兰火车站（列宁格勒市内连接芬兰铁路的起点）出发，但是火车只开了一半就不开了，又过了两三个小时返回列宁格勒。第二次我们抵达拉多加湖岸边，这里和海边一样，什么都看不到。一列开着大灯的汽车向列宁格勒驶来，另外一列车相向而行。妇女儿童被优先疏散出去，我所见到的妇女都很苍老。在岸边能看到许多等待疏散出去的人，他们用钢盔煮马肉，还有人在用铲子从死马身上切肉。

75、我们这一行人总共有500人。幸运的是赶上了有一队空车，我们在黑夜中启程。我感觉车速可能连每小时十公里都不到，每辆车有两个司机，开车的时候不关车门。一路上有帐篷搭建的营地，汽车维修店和医疗所。夜间的冰上营地还挺热闹，路上还能看到那些不幸出事故的卡车，半个车顶在水面，半拉车身在水下。

76、第二天早上我们毫发无损抵达拉多加湖对岸，但很快就要迎来另外一场考验，就是怎么吃饭。我按照三天路程分配自己的口粮，每天一片面包，一条鱼加一勺粥，这是我的特点。许多人不会分配口粮，拿到以后就一口气全吃了，剩下三天就饿着，而且还有个问题，这些人一下子吃得太饱，结果引发了腹泻。等我们抵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时候不知道车上有多少人死于腹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话，那只有死路一条。

77、我们经过了季赫温，然后抵达沃尔霍夫。季赫温当时刚刚被解放。我们在车站换乘客运列车，然后在军队转运点第一次吃上热饭，接下来每天都能正常吃饭了。在基洛夫和彼尔姆我们都能吃上热饭，包围圈之外的饮食要比里边好得多。

78、我们最后抵达波罗日诺。从那里步行两三公里，第二天我们领到了自己的口粮。早上是喝粥，午饭是汤，然后还有粥，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天堂。

79、但最开始我们还是面临着一些问题，特别是日常训练。我所在的步兵第27团第3营第7连组建的时候，包括我在内有几个都是从列宁格勒疏散出来的人。最开始我们受到特别的优待，比如说我的午餐定量是两人份。当时有一些操课内容我没赶上，而且身体力量也不足。不过到7月份的时候，我终于完全成了一名正式的军人。

80、答：战术学、射击训练、步枪、手榴弹的使用，班、排、连级战术训练。每周训练七天，每天从早上到午饭间是正常训练，吃完午饭以后去教室学习。我们从三月份开始加了晚间课程，一直持续到九月。我们总共进行了六个月集训，这是对爱沙尼亚人的特殊照顾。而这是党组织所要求的，你知道俄罗斯士兵一般训练多久吗？三个礼拜，顶多一个月，然后就得上前线了。只有坦克兵、炮兵等专业兵种会进行三个月专业训练。对我们来说，六个月训练时间是战前标准。

81、答：爱沙尼亚语。当时爱沙尼亚第7师组建的命令已经颁布，命令中特别指出了用爱沙尼亚语进行“日常课程和教育工作”。我们部队九成都是爱沙尼亚人。

82、我上过中学，所以引起了指挥员的注意，当时让我给大家念《红军士兵》报，并且要进行一些点评。总的来说我的水平确实比五年级毕业的士兵要高一些。他们总是会说让我来念一段，我俨然成了士兵中的政治指导员。后来在连队进行政治学习时，我和党组织委员、团组织委员以及连队文书一起都在指导组。可以说我就是连长的左右手，如果没有分组搞政治学习，我们就给连长当通讯员跑来跑去。好在我的身体是比较好的，尽管挨了一段时间的饿，但毕竟底子还在。由于总是在军官旁边工作，我感觉和普通士兵略有些不同。

83、5月份的时候我们师接受了领导视察，当时准备了整整两天时间，所有人都做了准备。伏罗希洛夫元帅来到这里视察，还给我们讲了话。接下来又是日常的训练、上课。直到9月份，我们奉命前往叶戈里耶夫斯克。在叶戈里耶夫斯克有松木搭建的木屋，我们在附近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里住了一个月。我们在个农民家里住了两周，在这两周时间里我们会帮女主人干活。接下来我们又乘坐火车前往托罗佩兹，在防空壕里住了两个礼拜，接下来奉命开往前线。

84、9月份的时候政治教育指导组被解散了，我被任命为军士，但是我拒绝了，因为我不太想指挥作战。但因为我接受过教育，也受过训练，所以被派往通讯排。我学了一些诸如电子设备、电话机的知识，还有如何与上级打交道，如何作报告等。我刚去的时候还是普通士兵，因为许多接线员牺牲了，上级要求我承担更多的职责，到最后我一直干到连长职务。

85、问：您还记得在前线第一天的情况吗？

86、答：我记得我们班长，他曾经作为国际纵队的一员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我们经常和他攀谈，不幸的是他在大卢基战役牺牲了。

87、那时候我已经了解如何在战斗中行动的诀窍。命令当然必须执行，但是也不能鲁莽行事。我得弄清楚敌人如何射击，在哪里开火，目标是什么，即使周围是一片雪野，也要能找到隐蔽的地方。这一切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当然，我还是会心存恐惧，但是和41年已经不一样了，因为我的经验比较丰富了。如果听到子弹的声音，那一般来说就它不会打中你，如果有地雷或炸弹的呼啸，你也不必害怕，只需要隐蔽好就行，这是通过实践获得的经验，必须要记住。

88、我在大卢基前线前后参战30天，在战役还有6天结束的时候我受伤了，腿部被弹片击中。至今我仍记得爱沙尼亚部队高昂的斗志和勇气，尽管缺乏火力支援，军官也没什么经验，但普通士兵的表现相当出色。

89、我现在已经很难记清，传递了多少不实的情况，指挥员下达了什么难以理解的命令，有时候战斗任务必须要付出代价才能完成。有一次我们营一天之内就有30人伤亡，为什么呢？就因为指挥员缺乏指挥能力。不幸的是我总会想起这样的事情，当时我就在战场目睹这一切。

90、问：能不能说说通讯兵在战斗中的任务？

91、答：我要负责的是从营部指挥所到观察哨和下级各连指挥所之间的通讯畅通。指挥所和观察哨中间相距不到一公里，有时候只有三百米，有时候甚至更近。连长一般距离营部五百米，这个距离不近，但一般来说中间没有什么遮掩，随便一枪就能打穿。我们通讯兵执行任务的时候，要背着线轴、电话机、步枪、子弹，另外还有背囊和军帽。在开阔地我们只能匍匐着前进。在战壕里一般会给通讯兵留一个隐蔽所或者一块地方，我要在这里连接电话线，检查通话情况，然后报告。我们一般要好几个人一起布设电话线，这个活儿一个人很难干。通话总是时断时续。有时候我们已经铺设了三四百米电话线，结果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断了，就得有个通讯兵回去查线，他也得带着电话机回去检查，找到线路故障的地方再报告。

92、答：就没有没断过的电话线。德国人的炮弹就不说了，我们的坦克也会添乱，电话线会钩在履带上。我记得在巷战中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因为在城里没法埋电线，或者地面被冻上了，只能找别的办法把电话线盖上。

93、我们的电话线都是单线，而且还不够用，所以大量使用缴获的德军军用电话线。我们的电话总是嗡嗡作响，甚至连铃声都听不到。德国的电话就没这个毛病，他们的电话外壳不像是我们的木制材质，容易因为进水而失灵，这些都是我们技术上的缺点。德国人的装备比较好，不同兵种的电话线颜色还不一样，蓝色、黑色、红色等等。

94、答：匕首、钳子、胶带，这都是不可或缺的。冬天的时候地面结冰，没法接地，这个时候不要把金属装置直接钉进地里，得撒泡尿。

95、问：大卢基战役，因为非常激烈，被称为“第二个斯大林格勒”，是吗？

96、答：确实，有人这么说过，当然从战役的规模、时间来看，这样比喻不太合适。但如果从敌我双方战斗的激烈程度和人员伤亡来说，也可以这么说。但大卢基战役本身是为了配合斯大林格勒战役而展开的牵制性行动，因此投入的弹药、兵器数量都不如斯大林格勒。我们的任务是阻止德军经大卢基向斯大林格勒增调援兵。这是大卢基战役的战略目标，当然战术上的任务就是占领这个城市，并且维持住战线。

97、问：有许多材料都说你们爱沙尼亚第8军有很多士兵叛逃，你认为出现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

98、答：我不太喜欢当前历史学家的说法，他们说叛逃士兵有三千人或者更多，这根本就不对。

99、首先是确实有真正的逃兵，其次还有一些士兵其实是被俘了。我们第8军连续行军抵达前线，战士们几天都没睡觉，晕头转向，自己人在哪里，德国人在哪里都弄不清楚。战后我问过一个被俘的战友，他跟我说：“我就闭上眼睡了一小会……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听到旁边传来了德语！”怎么说呢，情况各有不同，有的人确实承受不了战争的恐惧，也不一定是叛逃，就是厌倦了战争，所以想逃离这里。有种说法是巷战阶段有几百人叛逃到德国人那里，可是怎么可能那么多？只有一百人，我为什么会对这个数字这么肯定，因为这个事情是锄奸处古斯塔夫上尉处理的，在一次爱沙尼亚第8军老兵的聚会上，他告诉我说，其中大约50人是叛逃者，另外50人是被俘。他们的命运是在经过审判之后，一半人被枪毙，一半被送到惩戒营，总之几百人或一千人叛逃这个事并不属实。至于说第27团第3营，我估计都没人能跑到德国人那里去，一直到1943年1月17日之前，我们营都是配属给俄罗斯部队行动。

100、答：我其实都不记得。当时我就感觉自己的腿肿了，连靴子都脱不下来。我感觉应该是脚趾受伤了，团长让我去找军医，我记得那个医生叫莫里斯·克哈特（MorrisKerhart）。他检查了一下马上把我送到卫生营。他们在那里立即给我做手术，取出一小块弹片，这块弹片打穿了靴子嵌在肉里。伤口很快就愈合了，但是我的脚趾冻伤了。所以我被送到加里宁方面军第7野战医院，然后被分配到轻伤员队伍做各种工作。

101、在这里我受到的待遇又有所不同。这个医院的医生水平很高，有个爱沙尼亚军医大尉，他后来也去我们爱沙尼亚部队服役了，他对我挺不错。另外还有个波兰军医中校，叫亚诺夫斯基，是个很好的外科医生。他对我很感兴趣，但是我不会说俄语，就和他用爱沙尼亚语交谈，再夹杂一些英语。亚诺夫斯基的德语非常好，他以前是波兰军队的军医，战争初期被红军俘虏，不过因为他的外科手术水平很高，就被红军征集入伍，在第27野战医院他被任命为首席外科医生。

102、有一次我们收治了很多伤员，哈利布纳亚中尉让我给伤员填写登记单，虽然我俄语字母写的挺漂亮，他们也觉得写的不错，但我总是无法准确的分辨伤员到底姓什么。有一次中尉告诉外科医生：“我这有个好小伙，爱沙尼亚人”。我被派到手术室，看到伤员躺在手术台上，医生在做手术，他们给了我一盏煤油灯，告诉我“照着这，照那里”。我在那目睹了一场手术，看到一个人是怎么被手术刀划开的，爱沙尼亚外科医生在伤员的胃里寻找弹片。

103、伤愈之后我回到了爱沙尼亚部队，最开始是补充营，在那里呆了两天，然后前往一线。我们少将师长亲自迎接补充来的士兵，虽然我不是很清楚具体有多少，但一起来的爱沙尼亚人还是挺多的。师长问补充兵：“谁有问题吗”，有个人举手“我是爱沙尼亚人，我能去您的师吗？”师长问“还有谁是爱沙尼亚人，出列”。所有爱沙尼亚人都被送去了爱沙尼亚师。

104、我们这一路走了大约三天，在我们经过大卢基的时候，能够看到那场激战留下的遗迹，废墟和尸体。德国人的头盔随处可见，还有我们的头盔、靴子、皮带，到处都能看到遗骸，还有在里边钻来钻去的老鼠。

105、我们师当时驻扎在安德里亚波尔附近。团属共青团组织委员沃尔特·达维松（WaltherDavisson）找到了我们，在大卢基战役之前我曾经担任过共青团的工作，达维松希望我能够担任文书工作。于是我按照要求填写申请表，整个团的党务工作都在我手里。吃饭的时候我要带着饭盒去军官食堂打饭，负责照顾三个干部，团组织委员、党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这时候我不在基层连队，也不用承担作战任务。

106、后来我被送去波多利斯克军校，当时的命令是选拔一百名爱沙尼亚人接受军官训练。第8军军长佩恩将军亲自为我们送行，当时我军已经抵达纳尔瓦附近。佩恩将军亲自和每个人握手致意，而且现场还有军乐队奏乐。

107、我毕业的时候成绩非常出色，一年之后的1945年4月我们这些毕业生被授予少尉军衔，很快就被送到前线。但是5月8日那天我不在前线，而是在莫斯科。当天11点我们计划乘坐前往勒热夫的火车。我们一早就去车站等车，但到了之后却发现火车头要先加水加煤，所以我们有半个小时空闲时间。站台上都是人，但都是老人孩子，没有一个青壮年。人们穿着靴子，而士兵们则穿着束腰外衣。有些人来问我：“您见过我的科尔卡吗？他个子很高，皮肤很白，最后一封信是……可我在哪能看到他，从白海到黑海，战线有两千公里。”突然有很多人一起过来，拥抱我们，大家喜极而泣。我亲眼目睹俄罗斯人民是如何度过这一天，在其他国家都没有这样的经历。

108、问：43年式军服的肩章，您还记得当时怎么配发的吗？

109、答：恢复肩章的时候我还在医院，等回到团里之后就发了肩章。我在前线和医院都没听到过什么人特别谈论这个事情。军医当时正在逐步在旧军服上缝上肩章，由于某种原因，肩章在那里似乎更受重视。

110、问：您或您的战友使用过身份匣（смертныемедальоны，一战俄军、二战苏军使用的一种身份识别装置，外形管状，里边装有写有姓名、军衔乃至血型等信息的纸条）吗？

111、答：没有，我们一般都给扔掉，有时候是洗澡的时候，有时候是更换的时候，总之就是丢掉。

112、答：从没有过，顶多用雪洗洗手和脸。

113、答：吃的足够，但是很难吃上热食。也有吃不饱的时候，因为粮食要从后方运上来，有时候会遭到轰炸，有一次运上来的只有荞麦，那这个月就只能喝粥了。

114、在大卢基战役的时候，我有一次正在吃饭，结果突然有一发子弹飞过来，我下意识的一躲，结果子弹把饭盒打了个对穿。在大卢基战斗的时候我们的粮食还挺充足，因为德国人的粮库被我们缴获了。当时感觉特别的高兴，有挪威的鱼，荷兰的蔬菜和苹果罐头。这个城市的粮食绝不短缺。

115、问：在整编期间，是不是有文艺工作者来到部队里演出，他们是不是还放了电影？

116、答：我们在后方休整的时候，来自雅罗斯拉夫尔的爱沙尼亚艺术家来慰问我们，这对战士们是有好处的，另外政治工作者发挥了重要作用，向我们通报了前线的最新消息，他们非常了解士兵的心理。

117、问：您在金吉谢普附近的时候，知不知道当面之敌是爱沙尼亚党卫军第20师？

118、答：他们司令部的人应该知道，但是我不太清楚。有人说德国人那边的爱沙尼亚人在和我们交战，但是当时我不在前线，所以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我可以说，战争结束以后，在从军校毕业进入教导营担任排长的时候，我们这个排有一半人都有在德军服役、被俘或者投降的经历，比如我手下的几个班长，都曾经在德军服役。这些小伙子都挺聪明，而且训练有素。但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总是会为自己的历史问题担心，而且这种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有天早上我就发现我们排的司机不见了，后来我才知道是被特别处带走了，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曾经在集中营负责押运犹太人。

119、问：您在战争中荣获过什么奖章？

120、答：大卢基战役之后我因战功获得了“勇敢”奖章，然后又拿到了“军功”奖章。后来因为我基本离开了一线，所以没有再获得过什么荣誉，有很多战友为爱沙尼亚争得了荣誉。我非常高兴自己能获得“勇敢”奖章，因为这是红军士兵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121、问：战争结束以后为什么您被调到工程基建营了呢？

122、答：我的舅舅参加了芬兰军队，我的叔叔参加了一战，被德军俘虏后就留在了德国，二叔在瑞典，三叔参加了德国军队，所以，你懂得……

123、问：1944年红军反攻的时候，波罗的海当地居民是怎么欢迎你们的？

124、答：我们在里加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这里群众对待我们的热情丝毫不亚于爱沙尼亚，大街上人潮人海彩旗飘扬。我还记得在跨过边境的时候，包括我在内许多爱沙尼亚士兵都热泪盈眶地亲吻大地。

125、6月17日我们抵达塔林，这是1941年我们曾经保卫过的城市。我们特别洗漱一番，穿好军服准备进城。当我们走进塔林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一个妇女在路边推着自行车，旁边还有个女孩，天哪，那是我妈！我兴奋地冲出队列，那个女孩是我妹妹，我都认不出来了。我也顾不上进城了。

126、问：您之前说您的父亲在战争开始时去世了。

127、答：他死于意外，家里当时有个菜窖，我爸要把菜窖改造成隐蔽所，他到外头去加固，结果恰好一发炮弹飞过来，他当场被炸碎了。我妈把遗骸收殓之后掩埋了。

128、答：战争教会了我如何睿智的生活，如何克服生活的重担，如何保持清醒而不失自制。她教我尊重一个人，并且赢得别人的尊重。

129、答：最近越来越少了，但偶尔也会梦到。

130、答：我觉得爱沙尼亚青年应该重新穿上校服。战争之前，我们上学的时候都要穿制服，制服会约束人们。可现在的青年好像没有受过教育，在公共汽车上，就算旁边站着个老妇，年轻人也不会让座。

131、访问者：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感谢您的故事，最重要的是，感谢您取得的胜利。正是因为有了你们，我们，还有我们的孩子，子子孙孙都得以生活下去。

关于1944爱沙尼亚德语和红军爱沙尼亚老兵威廉索的介绍到此就结束了，不知道你从中找到你需要的信息了吗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记得收藏关注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