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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玫瑰德语歌曲作者,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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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朝史暮今

野玫瑰德语歌曲作者,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

《野玫瑰》是由西南联大外国语文学系德语教授陈铨创作的一部四幕话剧,1941年起在国统区巡回演出曾轰动一时。此后不久,《野玫瑰》剧本由商务印刷出版,由于销量很好,一版再版,成为当时一部相当畅销的剧本。

1946年,由剧本改编而成的电影《天字第一号》正式公映,也取得了票房的佳绩。尽管《野玫瑰》——《天字第一号》在民间反响强烈,深受民众的喜爱,可以算是当时极具影响力的作品,然而不论在当时,还是在此后数年中,陈铨与他的《野玫瑰》——《天字第一号》却始终受到学术界一些人的批评,并由此引出一连串的是是非非。

大家究竟在争论些什么?透过《野玫瑰》风波,是否可以窥见中后期思想文化界分歧的实质呢?本文在广泛占有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在学术先进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就这些问题提出新的解释,还原历史真相,从而再现在那段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动荡不安的政局中,知识分子寻求救国之路的不同政见。

关于《野玫瑰》及其风波的研究前辈研究者已经有过不少的论著,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一类是偏向于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作品,如万安伦的《陈铨〈野玫瑰〉浅议》分析了作品的文艺美学观,肯定了《野玫瑰》的浪漫主义特质;

何玲华的《从〈野玫瑰〉之争看战国策派文学》一文从《野玫瑰》入手,从文学角度解读人物形象与浪漫主义,进而分析战国策派思想在文学上的特点;吴立昌在《从〈野玫瑰〉之争看战国策派文学——四十年代初另一起文学派别论争》。

认为“陈铨及其战国策派当时并无任何党政背景,他们不过像其他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传统所激励,以文人士子固有的方式自觉投身到民族救亡的洪流中,《野玫瑰》及其战国策派文学便是这种历史情境中的产物;”

他试图给一直处于挨骂状态的《野玫瑰》翻案,尽可能的还原《野玫瑰》及战国策派文学的精神原貌,肯定战国策派文学的同时,对值得商榷的问题进行讨论,三篇文章都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对《野玫瑰》进行了不同的解读。

第二类作品是侧重对《野玫瑰》事件的研究,如《〈野玫瑰〉论争试探》中,作者李岚将《野玫瑰》风波的来龙去脉进行表述,其中挖掘了大量当时昆明报纸中有关《野玫瑰》的文章,为后人的研究提供新的史料线索;余斌的《野玫瑰昆明出台前后》主要向人们简单的介绍了《野玫瑰》早期在昆明演出的一些情况。

还有石曼所写的《我所知道的〈野玫瑰〉》,更是以一个戏剧家的身份,将少年时期所经历的《野玫瑰》风波进行了回忆,作为当时的批判者之一,石曼在文章中保留了对《野玫瑰》全盘否定的批评态度。

第三类是大量研究“战国策派”的论著,其中多数文章中都提到了《野玫瑰》,如史金豪在2000年6月《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第13卷第2期上发表的《对战国策派批判的批判》,文章总结了多年来文学史上对战国策派的全盘否定的误解。

从“对正义的看法”、“对尼采思想的借鉴”及战国策派文艺观等三个方面,对战国策派进行重新考察,文中用大量篇幅介绍了对《野玫瑰》的批判,并从这些批判的文章出发,进行反驳,肯定了《野玫瑰》及民族文学运动历史进步作用,进而战国策派的文艺观,得出了不能一概否定战国策派,也不能全部肯定的结论。

还有1997年2月《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的王向远的《“战国策派”和“日本浪漫派”》、2003年6月《湖北社会科学》上刊载的沈阳的《论“战国策”派文艺观的渊源》等等,许多研究“战国策派”的学术论文经常把《野玫瑰》作为战国策派的代表作进行分析。

这些前辈学者所写的论著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启示,但是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故而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怀有先入为主的成见,继续将《野玫瑰》定性为“反动”作品,无法真实展现《野玫瑰》的思想主旨及美学价值,更无法再现历史的真实。

陈铨的这部名为《野玫瑰》的四幕话剧剧本于1941年6月至8月在《文史杂志》第1卷第6、7、8期连载。此剧看似人物简单,场景单一,但故事环环相扣,情节曲折,颇具文采。

故事发生在沦陷后的北平,男主人公王立民是北平伪政委会的主席,这个58岁即将迈入花甲之年的汉奸头目却有着一个26岁年轻漂亮又能干的妻子——夏艳华。

夏艳华原是上海滩有名的红舞女,王立民与夏艳华就是在舞场邂逅的,所以他们之间的结合没有任何爱情可言,是各自的利益需求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王立民丧妻之后,需要一位年轻貌美、善交际的太太,对他这样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来说,一个上得了台面的妻子周旋于社交场合,对自己的事业是必不可少的;而作为夏艳华已经深深地感受到来自行业内竞争的压力,26岁在一个普通女子看来寻常不过的年龄,却是那些靠青春吃饭的舞女们不得不提前面对的问题,看到周围不断崛起的新生代,夏艳华也需要为自己的后半生做一个长远的打算。

于是在王立民与夏艳华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中,两人互换了合作婚姻的条件,夏艳华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王主席的新任太太。

成为王家女主人后,夏艳华继续发挥着自己在社交场合游刃有余的特长,笼络了一批政界要员,支持着丈夫仕途的发展。北平市警察厅的厅长就是众多仰慕者中的一个,他对夏艳华是言听计从,成为她膝下忠实的一条“狗”,为了讨好主人,甚至是关乎政界的机密大事在夏艳华面前也从不避讳,如实禀报。

三年后的一天,王家来了一位客人,此人名为刘云樵,是王立民前妻的内侄,刚从英国留学回国,战事的原因,令刘云樵无锡的家中财产尽失,因此前来投奔王家。

在刘云樵到达王家的第二天早上,王家仆人王安与秋痕的一场看似平常的对话却暗示出刘云樵将会与王家的两个女主人发生非同一般的关系。

果然,王立民之女曼丽一出场就对这个表哥表现出非常的关心,闲谈间向刘云樵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昨天晚上无意中听到父亲与警察厅厅长的对话,他们准备逮捕隐藏在北京大学里教书的西山游击队队长薛汝康,而这位薛教授的女儿薛三小姐却是曼丽最好的朋友,所以曼丽对于是否要将此事告知薛三小姐很是犹豫。

刘云樵深知曼丽是王立民掌上明珠,得到王大小姐的垂青,就能使自己在王家立足。于是刘云樵一改前晚劝姑夫不要乱杀无辜的态度,坚持劝说曼丽应替父亲着想,保守秘密。曼丽天性纯良,易动感情,云樵对曼丽的谦逊有礼和无微不至的照顾很快收到了效果,表哥的到来成为了她生活的中心。

刘云樵的出现不仅改变了曼丽的生活,而且也牵动着夏艳华的感情生活。夏艳华与刘云樵第一次单独碰面,言语中流露出对过去两人感情的恋恋不舍之意,原来几年前夏艳华与刘云樵在上海南洋大学念书时,本是一对恋人,夏艳华当舞女之后,很快就结束了这段感情。

两人再次重逢,刘云樵却没有一点恋旧的意思,交谈间不时流露出对夏艳华爱慕虚荣,贪图富贵,做出背叛国家民族的鄙夷之情。夏暗示自己已经注意到他来王家的不纯动机,并给刘云樵讲了一个故事,以故事中小和尚看到家养的玫瑰而嫌弃野玫瑰来试探刘云樵,但云樵不为所动,反而在艳华面前极力表现出对曼丽殷勤。

当晚,王立民因为追捕薛汝康计划泄漏一事在房内大发脾气,王立民叫来夏艳华商量此事,联想到前几天他在西河沿被人扔炸弹的事,及近来一系列重大政治消息不胫而走感到不安,怀疑身边有严密的间谍组织,夏艳华告知丈夫薛汝康的女儿与曼丽的关系,王立民大为震惊,怀疑消息是女儿走漏的,夏艳华劝他别生气,等曼丽回来问清楚再说。

夏艳华回到客厅的时候,警察厅长正好来找王立民,厅长一见到王太太,便又开始不厌其烦地表达对她的仰慕之情,在夏艳华的追问之下,警察厅长向她汇报了此行的目的:接天津日军总司令部通知,说天津方面发现南方新派来了一个间谍,二十七八岁左右,留学生模样且英文流利,在天津跟丢了,怀疑现在流窜到了北平,要求北平警察厅配合抓捕。

夏艳华表现出对此事的极大好奇心,要求他及时将事情的最新进展告诉她,警察厅长当然满口应承。正在此时,曼丽和云樵外出回来,夏艳华向警察厅长介绍了刘云樵,当他听说刘云樵也是刚从国外留学回国,似乎保持了一份警惕。

警察厅长离开客厅去见王利民,夏艳华提醒曼丽,她的父亲正为薛汝康逃跑一事恼火,而且也已经知道了她与薛家三小姐的关系,同时把警察厅长寻找通缉犯的事旁敲侧击的告诉了他们,听口气似乎云樵就是那个南方派来的间谍。

夜晚,曼丽与父亲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王立民此次与女儿的谈话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告诉女儿自己的眼病恶化,医生说在这半年内可能会失明,而且会伴有全身的瘫痪,在世界上他只有女儿一个亲人,希望在失明的时候,女儿能帮助自己了断。

曼丽规劝父亲放弃政治,女儿走到哪里,就带父亲去哪里,照顾父亲的后半生。但是王立民坦白的说自己离不开政治,需要政治。第二,王立民询问了曼丽对云樵的印象,开始为女儿的终身大事未雨绸缪。

他希望在自己失明之前,女儿能与云樵完婚,马上离开北平,出国避一避,等中日战争结束再回国。第三,询问曼丽薛汝康的事是否是她走漏的风声,曼丽向父亲保证不是自己告的密,但是自己曾将此事告诉过表哥,王立民相信了自己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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