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主义有德语吗(中国诗歌应具备哪些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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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当下热议的贾浅浅的诗歌到底是不是诗、到底是不是好诗我这里不作评论，读者读了这篇文章应该明白我的观点。当下中国诗坛依然非常混乱，诗歌标准不统一，专家与普通读者对诗歌理解相差甚远。诗可以有而且应该有不同风格，但无论什么风格，诗歌应具备以下四个要素：

2、音乐性是中国诗歌的最显著特征，也是诗歌不同于其他文学样式的最显著的标志。中国诗歌最早是“唱出来”来的（即由民歌演化而来），而且一直保持着这一传统——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一直到现代诗，优秀诗作无不与音乐性相关。在音乐性上，诗歌与音乐是相通的，只不过音乐家将情感化作音符，而诗人则将其化作语言，让人读之朗朗上口，听之悦耳动听，从而让诗歌的审美效应最大化。

3、在中国现代诗人中对音乐性的追求和实践上取得巨大成功者非徐志摩莫属，他的诗作对当下诗人如何实现诗歌的音乐性很有借鉴、指导意义。徐志摩诗歌之所以取得成功、深受读者喜爱，与音乐性密切相关，可以说，音乐性是徐志摩诗歌之魂，没有了音乐性，也就没有徐志摩诗歌。从徐志摩诗歌创作实践可以看出，要让新诗具备音乐性必须做到：其一，节奏要鲜明。有规律地交替使用轻重不同的音调，大致整齐地安排音节停顿（即闻一多所言之音尺），就能实现诗歌的节奏感（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值得诗人们去学习借鉴）。其二，音韵要和谐。主要通过押韵来实现：同韵的字在相应的位置上有规律的反复出现，就能构成和谐的韵律，从而让诗歌朗朗上口，悦耳动听。在押韵的时候既要讲究一定的规律，又要适应表达感情的需要，要做到自然而然，切不可勉强生硬。除此之外，还可通过重叠反复手法的运用及叠词的运用来增强诗歌的音乐性。

4、诗歌是一种抒情性极强的文学样式，是一种情感的艺术。白居易认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别林斯基认为抒情性是“一切诗的生命和灵魂。”（《别林斯基论文学》）抒情性是诗歌的根本特征，诗歌如果没有了感情，就如同一棵树木失去根系一样就会枯萎，没有了生命，也如同一个人如果没有了血液就没有了灵魂，诗歌将不复存在。流传千古的古典诗词名篇（如《蒹葭》《湘夫人》《短歌行》《登高》《声声慢》《虞美人》等）、广为传颂的现代诗歌名篇（如《凤凰涅槃》《死水》《再别康桥》《雨巷》《大堰河——我的保姆》等），都以抒情性见长，都以情动人、以情感人，我们在阅读这些诗的时候，能够被深深的感染，从而获得巨大的审美愉悦。

5、抒情性是诗歌又一显著特征应该是个常识问题，不应引起争议，但遗憾的是当下不少诗人对诗歌的抒情性不屑一顾，从而导致他们的诗歌不再以情动人、以情感人，我们在读这些诗的时候会感到非常乏味，一点味道都没有。

6、具备抒情性诗歌就有感染力了吗？回答是否定的。一首诗要成为具有感染力的好诗我认为要做到三点：一是抒发的感情要真挚。诗人在抒情的时候，如果缺乏现实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只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强装痛苦或快乐，所抒之情就会显得生硬造作，即使感情多么强烈饱满，同样不会感动读者。要做到情感的自然流露，诗人所抒之情必须要真。二是情调要高雅。诗的境界有高低之分，情调亦然。诗人可以表现忧国忧民之情，也可表现个人的情思；诗人可以抒发高昂的振奋人心的乐观主义精神，也可以抒发伤感绝望的悲观之情……但应远离低级趣味，远离庸俗无聊情调，而当下的诗歌却充斥着这种低俗的格调。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面对这个物欲横流、道德沦丧、金钱至上的社会，应该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人格完善，不应迎合一部分人的低俗情趣，应该生活其中而超越其上，只有这样，你才配做诗人。三是要有所担当，有所承载。也就是说，我们的诗人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有忧患意识，不能远离人民大众，远离社会生活，对人民的苦难漠不关心，对国家的命运毫不在乎，过度关注自我。只有如此，所写的诗才能传达出人民群众的心声，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和喜爱。也就是说，一个诗人只有扎根于现实世界，保持自己的感情与人民息息相通，并用自己的独特感受加以表现，他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的诗才能受到欢迎。中国文学史上有成就并受到人民群众欢迎的诗人诸如屈原、杜甫、白居易、艾青等诗人，他们的诗作都是有担当有承载的，我们的诗人应该继承他们的优良传统，能做到“双手像捧着水一样捧着人民的心”（赫尔德语）。

7、诗歌光有音乐性和抒情性还远远不够，还应该具有审美性，也就是说诗歌要具有美感，能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审美价值要高；一首诗如果没有美感，它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美，应该是诗人的共同追求。可惜的是，中国当下的大多数诗人放弃了对诗美的追求，他们的诗歌离美越来越远：或味同嚼蜡（如口水诗），或让人痛苦（如一些故作高深、怪异晦涩的诗）、或让人恶心（如垃圾诗、黄色诗、屎尿诗）。当诗歌远离美的时候，也就是诗歌濒临死亡的边缘之际了，广大诗人应该警醒。

8、构成诗歌审美性的要素很多，但最主要的我认为是这三个要素：其一是形象性。诗歌需要的是形象地而不是抽象抒发思想感情，需要的是新颖恰当的而不是平铺直叙的表达方式，需要的是生动形象的而不是乏味平常的语言。诗人在构思的时候，要注意运用形象思维，展开想象的翅膀，通过艺术形象来抒发情感，借助具体的事物抒情达意，尽量避免直白的抒写。对于诗歌而言，语言的形象性非常重要，一首诗如果语言过于直白乏味，诗歌的美就要大打折扣。诗歌是用最精炼最富于感染力的形象化的感性的语言来抒发思想感情的。从诗歌创作实践来看，诗人采用拟人状物、比喻夸张、烘托排比等手法可以增强诗歌语言的形象性生动性。其二，形体美。形体美是指诗歌的外在形式的美，外形对其它文体而言可以忽略不计，但对诗歌而言却非常重要，它能给读者以视觉上的美感。在对诗歌的形体美的追求上，徐志摩在现代诗人中也是无人能及，他追求变化中的对称整齐，诗的形体多种多样、错落有致，机具美感；难能可贵的是，徐志摩将形体美与内在的思想感情和谐的交融在一起，就像一个美人穿上了一件得体的衣裳，美上加美，值得当下诗人学习借鉴。对于新诗而言，要像格律诗那样整齐划一肯定不现实，但在排列形式上，诗人可以根据所要表达的内容的需要做一些探索，比如一首诗节与节之间可以是完全对称整齐的（如闻一多的《死水》），也可以在参差错落中追求大致的对称，但无论怎样追求，都应该要为表达的内容服务，都要注意形式的和谐，不可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之中，为形式而形式。其三是意境美。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意境就没有诗歌，因为诗歌不像小说戏剧那样有充裕的笔墨去描写广阔的生活画面、人物的外貌内心，叙述人物的经历，往往要把诗人的思想情感浓缩到有限的艺术画面之中，从而形成一个艺术境界，让读者在“身临其境”中获得美的享受。着力于意境的营造是中国诗人的优良传统，中国现代诗人中也不乏对意境美的执着追求者（比如徐志摩），令人遗憾的是好多年以来我们的许多诗人偏离了这个传统。意境是指诗人的思想感情与客观事物相互渗透和谐交融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王国维《人间词话》）。

9、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对民族传统的不屑一顾是新诗诞生以来我们许多诗人的一大失误，新诗成为“用中文写的外国诗”（梁实秋语）。新诗的诞生源于对古典诗词的反叛和对外国诗歌的借鉴，未能契合我们民族的欣赏习惯，所以并没有真正走向繁荣。我不反对学习借鉴外国诗歌，但不主张全盘照搬外国诗歌，甚至用外语来写诗（如当年白北岛为了获诺贝尔奖而去瑞典生活用瑞典语写作）；我们的新诗应该有中国风范、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中国诗歌（汉语诗）的民族特色又是什么呢？纵观两千多年的诗歌历史，我觉得中国诗歌的民族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极富音乐性。正如前文所述，音乐性强是中国诗歌的显著特征，这是同汉语自身一字一个音节并有抑扬顿挫的四声所决定的（当年戴望舒、艾青们追求散文化绝对是偏离汉语特点的一次重大失误），所以，新诗必须保持音乐性的民族传统。用现代白话写的诗也能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在徐志摩等诗人那里已取得成功，并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我们的诗人只要思想上重视，完全可以取得徐志摩那样的成就甚至超越之。把握住节奏、押韵，辅之以重叠反复等手法，音乐性自然就会在同诗人情感波动中流淌而出。当然，在押韵方面可以灵活一些，要根据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的需要自然用韵，不可太刻板生硬。诗人们还是应该结合汉语白话的特点进行一些探索。第二，富有意境。意境是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美学概念，是中国古代诗人的自觉追求，也是古代评判诗歌的一个重要标准；诗歌，只有通过意境的创造，才能表现出诗人的想象力，也才能诱发读者的审美联想和想象。对意境的创造和追求，应该成为当下中国诗人的自觉的审美追求，新诗能够实现意境美，在徐志摩他们那里已取得巨大成功，不存在新诗不可能像古诗词那样无法形成意境的问题。第三，篇幅的简短与外形的对称。中国古典诗歌无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都以篇幅简短著称，即便是叙事诗，像《氓》《陌上桑》《孔雀东南飞》《长恨歌》等，篇幅都不算长，与西方的叙事诗如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拜伦的《唐璜》等相比，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这与中国人不喜欢“长篇大论”的欣赏习惯有关，也与诗歌的高度概括性及跳跃性有关。至于外形，则讲究对称：无论是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还是律诗绝句、词曲，都注重整齐对称，即使是相对自由的骚体诗及歌行体诗，也是在参差错落中追求对称，如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等乐府歌行体。中国现当代诗歌，不少诗人还是追求对称的，主张写新格律诗的闻一多、徐志摩自不用说，即便是代表自由诗最高成就的郭沫若、艾青，其诗歌虽很自由，但外形上还是大致对称的（如郭沫若的《炉中煤》艾青的《手推车》）。新诗是用现代语言写的自由诗，形式可以多种多样，篇幅可长可短，但总体上篇幅还是应简短一些，不宜太长，形式上具体到某一首诗还是要追求大致整齐对称。第四，语言凝炼隽永。中国古代诗人写诗，讲究炼字炼句，中国古典诗词在语言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凝炼隽永，新诗虽用白话来写，但用最有概括性、形象化的语言来抒写，则与古诗词相通。在现当代诗歌中，这样的诗句也不少，现略举几例，供大家品味：“风中大地卷来∕雨中大地卷来”（芦荻《风雨》）；“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卞之琳《断章》）；“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三次见你你给我你的手，∕里面藏着个叶落的深秋。”（邵洵美《季候》）；“一朵枯凋无力的蔷薇，∕深深吻着过去的梦”（冯乃超《现在》）；“只要你轻轻说一声走，∕桅杆上便立刻挂满了帆篷。”（饶孟侃《走》）；“它把你的梦境衔了来，∕像一枝绯红的花朵。”（冯至《蛇》）；“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徐志摩《再别康桥》）；“我捧起江水，∕月亮在我手中。”（沙鸥《故乡》）；“我是大树母亲绿色的胸前∕凝结的一滴∕受伤的血”（牛汉《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海云给你奇异的纹理∕海月给你莹莹的珠光”（流沙河《贝壳》）……以上这些句子充分发挥了汉语精炼隽永的特点，让人回味无穷，诗意也由此而生，所以现代白话语言还是能像古诗词语言那样极具概括力、表现力的，关键还是看诗人的语言功力。我们的诗人必须具有古文的底蕴，在此基础上对口语进行提炼，这样汉语之美之妙就可以充分发挥了，否则，诗歌语言就会毫无张力，过于直白无味，沦为人人可以写出来的口水般的苍白无聊的垃圾语言。

10、综上所述，中国新诗应该具有音乐性、抒情性、审美性和民族性，具备了这“四性”，它一定是一首诗（而不是非诗），但是不是一首好诗，那还要看诗歌的意蕴、诗人的才情及诗歌的创新性等方面；诗歌编辑应该首先把非诗排除在外，然后再考虑诗歌艺术水准，这样，整个诗歌的创作环境就大大改善并步入一个正常轨道，诗歌批评也就不再出现标准缺失混乱的现象。遵循新诗的标准不是要诗人们整齐划一、缺乏个性，而是要求在共同的审美规范下追求多样性。

11、中国新诗可以下这样一个定义：中国新诗是一种用凝炼隽永、生动形象的现代语言抒写的极具音乐性、抒情性、审美性及民族性且篇幅短小的文学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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