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德语树状图 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加的夫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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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系统功能语言学经过了6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语言学理论。在过去几十年的学术探索中，系统功能语言学领域出现了三个语法模式，其中一个就是福塞特等人所建构的加的夫语法。本文对加的夫语法的提出和功能句法理论的建立等方面进行介绍、描述和评价，目的是说明该语法模式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发展情况，同时说明系统功能语言学不仅仅是韩礼德语言学。

关键词：系统功能语言学；韩礼德；加的夫语法；福塞特

一、引言：系统功能语言学不仅仅是韩礼德语言学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韩礼德（M.A.K.Halliday）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建构的一个功能语言学理论，它有两个侧面（属性）：作为普通语言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和作为适用语言学（AppliableLinguistics）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普通语言学，它研究的是语言的系统和语言的使用；作为适用语言学，它关心的是语言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尤其是解决与语言有关的问题的适用性。

系统功能语言学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所用名称也有所变化：1）阶和范畴语法（如Halliday1961）；2）系统语法（如Halliday1966）；3）功能语法（如Halliday1967a,1967b,1968，1970a）；4）系统功能语言学（如Halliday1978,1985a,1994;Halliday&Matthiessen1999,2004,2014）。

由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主要建构者是韩礼德，因此在学界也有人把它称为“韩礼德语言学”（Huang2002;Matthiessenetal.2022：8;Wang&Ma2022：19），但韩礼德本人并不喜欢这个叫法，原因主要如下：虽然该理论是他自己首先建构的，但他的学术思想是受很多人的影响后形成的（Halliday1985b,2015a,2015b）；过去这些年除了他本人以外，世界各地还有很多人一起努力发展这一理论，而且有些观点与韩礼德本人的观点是有差异的，这些观点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界也被广泛接受。

Bartlett&O’Grady（2017：2）提到，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领域有三个模式（model）：一是以韩礼德的《功能语法导论》（Halliday1985a,1994）为基础的IFG模式；二是以马丁（JamesR.Martin）所在的悉尼大学为基础的悉尼模式（Martin2000/2006）；三是以福塞特（RobinP.Fawcett）所在的加的夫大学为基础的加的夫模式（Fawcett1980,2000a,2008a）。

Wang&Ma（2022：37）对Bartlett&O’Grady（2017：2）提到的三个模式作了进一步的评论，认为这三个模式尽管存在分歧，但是相似之处在于都是为了在语境中发展对语言的科学描述或对语言模型的建构。他们还解释道：IFG模式的代表作是《功能语法导论》（Halliday1985a,1994;Halliday&Matthiessen2004,2014）；悉尼模式主要在教育语言学（如Martin1984;Rose&Martin2012）、评价框架（如Martin&White2005）、积极/批评话语分析（如Martin2004/2012;Martin&Rose2007）等方面有贡献；而加的夫模式（如Fawcett1980,2000a,2008b）是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如Halliday1985a）的认知互动模式。

福塞特（Fawcett2000a：6）谈到，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有四种不同的语法，即悉尼语法（theSydneyGrammar）、加的夫语法（theCardiffGrammar）、诺丁汉语法（theNottinghamGrammar）和鲁汶语法（theLeuvenGrammar）。在福塞特（Fawcett2000a：6）的分类中，Bartlett&O’Grady（2017）所说的IFG模式和悉尼模式被统称为悉尼语法，诺丁汉语法主要指贝里（MargaretBerry）（如Berry1975,1977）和巴特勒（ChristopherButler）（如Butler1985）的研究成果，而鲁汶语法主要指鲁汶大学的戴维斯（KristinDavidse）（如Davidse1986,1992,1996,1999）等人的研究成果。

胡壮麟等（2005）没有谈及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不同模式或语法，但用了很长的篇幅讨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内部分歧”，他们列举的一些与韩礼德观点不同的学者包括诺丁汉语法的主要研究者贝里和巴特勒、加的夫语法的主要创建者福塞特及悉尼语法的支持者马丁。

1995年，在于北京大学召开的第22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上，福塞特作大会报告，论述了加的夫语法。韩礼德听后指出，福塞特的语法模式与他的语法模式有些不同，并用比喻的方式描述了它们之间的差异。会后，福塞特多次（如Fawcett2000a：6,2008a：12）谈到韩礼德的比喻，表示系统功能语言学这种“语言”中存在不同的“方言”（dialect），如悉尼方言、加的夫方言、诺丁汉方言等，这种说法慢慢就传开了。但有趣的是，韩礼德听到后说当时他用来比喻的词不是dialect而是register（语域）。韩茹凯（RuqaiyaHasan）等则评论说，福塞特自己把“他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变体”（hisvarietyofSFL）描述为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种方言，但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差异不是简单的方言问题，因为方言变异对意义几乎没有影响（Hasanetal.2007：710）。当时的会议没有录音或录像，除了他们三个人以外，其他人应该也记不清当时韩礼德用的是“方言”还是“语域”。福塞特（Fawcett2008a：12-13）对用“方言”还是“语域”的不同作了很长的解释，认为韩礼德当时用的就是“方言”（Fawcett2000a：6,2008a：12），“方言”这个比喻更具洞察力。

韩礼德在《功能语法导论》（Halliday1994：xii）中指出，福塞特他们所建构的语法模式与他自己提出的语法模式都基于同一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韩礼德的原话是这样说的：“Acloselyrelatedgrammar,withsomedescriptivedifferencesbutbasedonthesamesystemic-functionaltheory,hasbeendevelopedattheComputationalLinguisticsUnitoftheUniversityofWalesCollegeofCardiff,underthedirectionofRobinFawcett.”本文把福塞特等人提出的加的夫语法当作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中的一个语法模式，并对其进行介绍、描述和评价。

二、福塞特与加的夫语法的提出

加的夫语法的提出与其主要创建者福塞特的学术经历联系紧密，也与福塞特所受到的学术影响有关。下面我们讨论福塞特的学术经历和他受到的学术影响，并对加的夫语法的几个发展阶段进行勾画，对加的夫语法的定义等进行解释。

（一）福塞特的学术经历

要讨论加的夫语法，就有必要说说福塞特的学术经历。福塞特，1937年1月生于英国伦敦市，老家在英格兰的约克郡，1960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获得现代语言（法语和德语）学士学位。为了能到外国教书，福塞特完成本科学习后便到伦敦大学参加教育研究生培训班，学习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课程，并于1961年获得教育学研究生证书。之后，他便到肯尼亚卡普萨贝特（Kapsabet）的一所学校担任英语教师（1961—1963年）。后来，他转到肯尼亚尼耶里（Nyeri）的卡汩磨学院（KagumoCollege）任英语讲师（1964—1965年）。1965年，他获得牛津大学授予的硕士学位。接着，他便到肯尼亚首都内罗毕（Nairobi）工作，主要负责教育行政事务，一开始是做课程发展与研究，从1967年起担任肯尼亚教育学院英语初级部主任。

20世纪60年代，西方语言学界盛行乔姆斯基（Noam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福塞特在比较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和系统功能语法后，感觉系统功能语法对自己最有吸引力。他认为韩礼德所提出的系统功能语法模式对语言的描述最实用，可以用来指导语言教学实践，因为该理论是以意义和功能作为基础的。当时他读了韩礼德等人的《语言科学与语言教学》（Hallidayetal.1964）一书和韩礼德的多篇论文，颇受启发，便下定决心学习和研究系统功能语法。1970年，福塞特离开肯尼亚回到英国，到伦敦大学学院读书、做研究。那时，系统功能语法的创始人韩礼德是该大学的教授。福塞特从肯尼亚回英国的目的之一是要师从韩礼德攻读博士学位。他（Fawcett1991）曾在一个“序言”中谈到这段经历：20世纪60年代，他在肯尼亚从事英语作为外语的教学工作。回到英国后，他到伦敦大学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语言理论最有希望捕捉语言及其使用的心理现实，从而为规划语言教学课程提供最佳基础？”这让他想到了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从此他就一直潜心研究这一理论。

福塞特是1970年秋季正式在伦敦大学学院注册攻读博士学位的，师从韩礼德教授。但是，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入学三个月后，韩礼德便离开伦敦大学学院去了美国的布朗大学（BrownUniversity）任教，于是福塞特的指导教师换成了年轻的哈德森（RichardHudson），哈德森比福塞特还小两岁。福塞特到伦敦大学学院后，一边做研究，一边担任兼职教师。

1974年，福塞特到位于英国华素尔市（Walsall）的西米德兰兹教育学院（WestMidlandsCollegeofEducation，后来合并到UniversityofWolverhampton）任英语高级讲师，同时在伯明翰大学兼任语言学教师，一直到1976年。在1977—1987年间，他到威尔士理工学院（PolytechnicofWales，现改名为UniversityofGlamorgan）工作，先是担任语言学学科主任，后来从1983年起担任该校交际研究部（theCommunicationStudiesSection）主任。1987年，他被聘为加的夫大学计算语言学部主任，同时承担英语及语言学教学工作。到2000年，福塞特的工作重心全部转移到学术研究上，并被特聘为研究教授（ResearchProfessor），2007年，福塞特退休，成为加的夫大学的荣休教授。

由于从1974年起，福塞特一直在全职工作，他直到1979年才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并于同年获得伦敦大学学院授予的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经过修改后于1980年作为专著（Fawcett1980）出版。

在推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和发展方面，福塞特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到西米德兰兹教育学院工作的第一年（1974年），福塞特便策划发起了“系统语言学工作坊”（SystemicWorkshop）。这个工作坊后来发展成为每年一届的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截至2022年，已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召开了47届（其中4届在中国召开：1995年，北京大学；2009年，清华大学；2013年，中山大学；2022年，深圳大学）。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福塞特一直致力于推动系统功能语言学著作的出版。他从1983年起为CassellAcademic（包括FrancesPinter）出版社担任多套系列丛书的主编：从1983年起任“开放语言学系列丛书”（OpenLinguisticsSeries）的主编，主要负责出版系统功能语言学方面的学术专著；从1987年起任“人工智能的交际系列丛书”（CommunicationinArtificialIntelligenceSeries）的主编，主要负责出版人工智能与交际方面的学术专著；从1987年起任“语言的功能描述系列丛书”（FunctionalDescriptionsofLanguageSeries）的主编。此外，他从2007年起还为Equinox出版社担任“语言研究功能方法讨论系列丛书”（DiscussionsinFunctionalApproachestoLanguageSeries）的主编。系统功能语言学领域的很多重要著作的出版都是福塞特促成的，包括Continuum国际出版公司于2002—2007年出版的十卷本《韩礼德文集》（见Halliday2015a：23）。

（二）福塞特受到的学术影响

福塞特的研究兴趣包括普通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计算语言学。从福塞特所从事的研究和发表的论著看，他的研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描述性（descriptive）研究、生成性（generative）研究、认知性（cognitive）研究。

福塞特关于普通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等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受索绪尔（FerdinandeSoussure）和韩礼德的影响。福塞特在《走近系统功能语言学：加的夫语法》（Fawcett2008a）一书的第2章中提到，在语言学研究方面，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是索绪尔和韩礼德。在该书的第1章中，福塞特提出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即谁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语言学家，然后他自己回答道：毫无疑问，很多人会认为应该是乔姆斯基。但在福塞特看来，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不是乔姆斯基，而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之父”韩礼德。他说，继索绪尔之后，与任何其他语言学家相比，韩礼德在语言本质和语言使用方面提出了更多深刻的见解，甚至比索绪尔还要多。这段自问自答表明，福塞特对韩礼德的尊敬和对韩礼德理论的推崇是超过大多数人的，在他的心目中，韩礼德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语言学家。福塞特是一个如他经常说的那样的人：“I’maHallidayan.”（我是一个韩礼德学派的语言学家。）

福塞特在根据其博士学位论文改写的专著《认知语言学与社会互动》（Fawcett1980：v-vi）的前言中有一句感谢他的两位导师（韩礼德和哈德森）的话：“本书的研究主要归功于韩礼德，这一点在很多方面都很清楚，但我也要深切感谢哈德森，特别是他在我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提出了宝贵的问题；我也深切感谢他们鼓励我探索与他们二人不同的系统模型。”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两位导师一方面帮助他形成学术观点，另一方面又鼓励他探索与他们不同的理论模式。也正因为有这样学识渊博、心胸开阔的导师，才会造就像福塞特这样忠诚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

1957年乔姆斯基发表《句法结构》（Chomsky1957）后，转换生成语法开始在世界各地盛行，当时很多语言学家都跟着乔姆斯基的思路去研究语言。但是，韩礼德不认同乔姆斯基关于语言研究的观点，这点在他与帕雷（HermanParret）的讨论中表现得很清楚。韩礼德明确指出，他不同意乔姆斯基对“能力”（competence）和“表现”（performance）的区分（Parret1974：85），不接受乔姆斯基的语言观和研究方法，也不接受语言学只是认知科学的一部分或与认知科学密切相关的观点（Matthiessenetal.2022：105）。但是，同样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哈德森持与韩礼德不一样的态度，他试图通过开发一种通用的系统语法，采用非转换的方式把系统功能语法用作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的非转换替代品（Hudson1974,1976），以便回答乔姆斯基提出的语言问题（Matthiessenetal.2022：9）。哈德森提出了子项从属语法（DaughterDependencyGrammar）（Hudson1976,2016），后来还发展了单词语法（WordGrammar）（Hudson1984,2008）。从哈德森的论著（如Hudson1980）看，他对语言和语言学的认识更加靠近韩礼德。正如福塞特所说的，韩礼德和哈德森对自己的学术影响是很大的，这是由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所决定的。

从本质上看，虽然福塞特的学术思想受过很多人的影响，但他是坚定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他（Fawcett2000a：viii）曾说，他研究了许多理论模式，但仍然感觉系统功能语言学是当前所有语言理论中最有前途的，尽管该理论还存在可改进之处。正因如此，他在继承韩礼德等人关于语言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观点的同时，也吸收了传统描写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的思想，最终选择从描述性、生成性、认知性三个视角来研究语言。

（三）加的夫语法的几个发展阶段

从时间上看，加的夫语法的发展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主要研究者是福塞特和他的同事以及学生。何伟（2012）梳理了加的夫语法的研究情况。向大军（2020）对加的夫语法的发展历程进行了介绍，认为该理论模式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

1）萌芽阶段。这一阶段的重要成果是20世纪70年代的《系统句法的一些建议》，由三篇刊登在TheMALSJournal上的文章（Fawcett1974,1975,1976）构成，虽然是个油印本且未作为专著正式出版，但在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界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例如，Butler（1985）、Downing&Locke（1992：xix）、Huang（1996）、Butler（2003a：517）等都提到过这本小册子，并采用了其中的观点。此外，福塞特写的一篇重要文章《系统功能语法中的造句》（Fawcett1973/1981）也是这一阶段的成果。

2）形成阶段。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认知语言学与社会互动》（Fawcett1980）一书，该书对加的夫语法的语言观、理论基础、研究范围、分析方法等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该书的突出点是强调语言的认知性和社会性，为后来加的夫语法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成熟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福塞特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句法理论》（Fawcett2000a）和《走近系统功能语言学：加的夫语法》（Fawcett2008a）以及塔克（GordonTucker）的《形容词的词汇语法》（Tucker1998）等专著的出版。这几部著作就加的夫语法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解释。二是COMMUNAL（COnvivialMan-MachineUnderstandingthroughNAturalLanguage，意思是通过自然语言实现欢乐的人机理解）项目的研制和实施。该项目是计算语言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主要项目，是目前最大的计算机语法项目之一，研究重点是语言生成。该项目的理念如下所述：语言是程序、是过程、是步骤、是行动方案（Fawcett1987,1992）。向大军（2018a：47）认为这反映了加的夫语法的语言程序观。从这个角度看，加的夫语法是机器语法（machinegrammar），对语言的描述是基于计算机模型的。关于这方面的描述，比较全面的是Fawcettetal.（1993）发表的长篇论文《系统功能语法是如何运作的：体现规则在体现过程中的作用》，这篇文章是加的夫语法生成性研究的代表作。在过去的10多年里，很多学者在加的夫语法的建构方面做出了成绩，如跟加的夫大学有密切关系的奥格雷迪（GerardO’Grady）、巴特利特（TomBartlett）、方丹（LiseFontaine）和舍恩塔尔（DavidSch?nthal）等人。

从最近几十年的情况看，所有从事加的夫语法研究的学者都承认加的夫语法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种重要模式。除了福塞特经常旗帜鲜明地提到加的夫语法外，其他学者经常糅合加的夫语法与悉尼语法，在表述时通常不说出某一观点是来自某个语法的。例如，Huang（2020）在论文中使用的是加的夫语法的框架和分析方法，但放弃使用加的夫语法的“介词词组”术语，而用的是悉尼语法的“介词短语”术语。

（四）加的夫语法的一个定义

虽然很多人在不同的出版物中提及加的夫语法，但对它的理解不是一致的或全面的。最近这些年我们也没有看到比较全面的定义。1998年，福塞特（Fawcett1998）在《COMMUNAL工作论文》第9期发表了题为《COMMUNAL项目和加的夫语法：精选出版物的注释书目》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关于加的夫语法的定义：加的夫语法是一种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英语词汇语法，研究内容包括语调和标点符号（以及语法、形态和词汇）中“意义潜力”的实现。它基于许多研究人员多年来进行的非常广泛的语篇分析工作，以及一种被称为GENESYS（GENEratesSYStemically，意思是运用系统功能语法的系统性生成语言）的自然语言生成计算机模型（因为它是系统生成的）。GENESYS是COMMUNAL项目的一部分（Fawcett1993）。

加的夫语法是韩礼德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关于词汇语法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最初由福塞特建构，后来塔克、坦奇（PaulTench）、扬（DavidYoung）、赖特（JoanWright）、斯坦纳（ErichSteiner）、巴克尔（FionaBarker）、戴（MichaelDay）、尼尔（AmyNeale）、维拉辛哈（RuvanWeerasinghe）、龙城正明、船本弘史、林纪清、黄国文、周晓康、杨国文等人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加的夫语法借鉴了韩礼德前期的思想和许多其他系统功能语法学家的思想，其中也包括一些重要而独特的新思想。加的夫语法的理论概念已被应用于汉语研究中，同时也被应用于德语、日语等语言的研究中（参见Fawcett2008a：29-33）。

概括起来，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说明了加的夫语法的特点：

1）加的夫语法主要是从系统功能语法角度描述英语的词汇语法。与韩礼德的悉尼语法（如Halliday1985a,1994）一样，加的夫语法是基于英语建立起来的，但它的核心部分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词汇语法。它是个语法模型，而不是一个语言学理论。

2）加的夫语法是根据语篇分析和GENESYS建立起来的机器语法，其中的GENESYS是自然语言生成计算机模型。这一点表明加的夫语法既注重描述性，又注重生成性，同时也表明加的夫语法是机器语法、计算机语法。

3）GENESYS是COMMUNAL项目的一部分（Fawcett1993）。COMMUNAL项目由英国有关机构资助，具体工作由加的夫大学计算语言学部负责。COMMUNAL项目自1987年开始运作，得到的研究资助超过50万英镑。

4）加的夫语法是基于韩礼德的词汇语法模式（如Halliday1961,1963,1964,1966,1967a,1967b,1967c,1968,1970a,1970b,1971,1973,1976）发展起来的，早期的主要研究人员包括福塞特、塔克、扬、赖特和他们的同事以及学生。

5）加的夫语法的理论概念已被应用于汉语、德语和日语等语言的研究中。周晓康（1994,1998,1999a,1999b,出版中）和Zhou（1997）都是应用加的夫语法研究汉语的成果。最近10多年来，何伟和她的研究团队在加的夫语法的汉语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多成绩。

加的夫语法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福塞特（Fawcett2008a）的《走近系统功能语言学：加的夫语法》一书先后被翻译成汉语、日语和西班牙语。Tuckeretal.（2020）所编辑的论文集《系统功能语法研究路径：融合与分歧》收集了16篇研究和介绍加的夫语法的论文。

（五）加的夫语法的可持续发展

Fawcett（1998）在20多年前提到的加的夫语法的核心研究人员（如塔克、坦奇、扬、赖特）如今都已经退休，他们代表的是过去的团队成员。现在从事加的夫语法研究的学者有很多做出了备受关注的成绩，加的夫大学聚集了多位这方面的研究者。目前奥格雷迪、方丹和舍恩塔尔都在加的夫大学的同一学院工作，格拉斯哥大学的巴特利特原来也是加的夫大学的教师。这几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丰硕，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见相关大学网页上的介绍），出版了多部专著（如O’Grady2010;Fontaine2012;Bartlett2014;Fontaineetal.2023），并编辑了多部很有影响力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论文集（如Fontaineetal.2013;O’Gradyetal.2013;Bartlett&O’Grady2017;Sellami-Baklouti&Fontaine2018;Thompsonetal.2019;Tuckeretal.2020）。

加的夫语法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被介绍到中国的。在中国的出版物上，“加的夫语法”这个名称最早见于黄国文（1995）写的一篇学术会议报道；几年后，黄国文和冯捷蕴（2002）写了一篇题为《“加的夫语法”简介》的文章；2010年，何伟和张敬源（2010）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走近系统功能语言学：加的夫语法〉述评》的文章；2012年，何伟（2012）发表了一篇题为《加的夫语法说略》的文章。这些年来国内研究加的夫语法的学者发表了很多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出版了多部论著。成果最突出的是何伟和她的研究团队（如何伟等2014,2015a,2015b,2017a,2017b,2023a,2023b），何伟等人还在境外多本学术期刊上发表加的夫语法框架下的汉语研究论文（如He2014,2017a,2017b,2022;He&Zhang2013;Yan&He2022）。近年来比较活跃的学者还包括向大军（如向大军2018a,2018b,2020,2021）、邓仁华（如邓仁华2012,2018）和李满亮（如李满亮2013,2023）等。

2003年，黄国文（2003）出版了基于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专著《英语语法结构的功能分析——强势主位篇》；2008年，黄国文等（2008）编辑出版了《系统功能语法入门：加的夫模式》；王勇（Wang2008）和邓仁华（2012）分别出版了基于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专著《英语评价型强势主位结构的功能研究》和《系统功能语法的存在句研究》；向大军先后出版了基于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专著《加的夫语法视角下的英语Let结构句法语义多维研究》（向大军2018b）和专著《加的夫语法及其适用性研究》（向大军2020）；黄国文和陈瑜敏（2021）撰写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十讲》把加的夫语法作为独立的章节写进了教材。

最早把加的夫语法运用于汉语研究的是周晓康（如周晓康1994,1998,1999a,1999b）、黄国文（如Huang&Fawcett1996,1998）等人，研究成果最多的是何伟和她的研究团队。先后与福塞特一起做研究的中国学者包括林允清、周晓康、黄国文、杨国文、苗兴伟、王红阳、杜敏、何伟、张德禄等。福塞特自1995年起开始到中国讲学，被多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到访的学术机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广州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

三、功能句法理论的建立

提出和发展加的夫语法的目的之一是建构系统功能语言学领域的句法理论，而促使建构加的夫语法的主要原因是韩礼德在20世纪60—70年代提出的五大创新观点（见Fawcett2000a）。下面从加的夫语法建构的原因和理论支撑谈起，简单介绍福塞特提出的人际沟通模型以及加的夫语法与悉尼语法的差异。

（一）韩礼德理论的五大创新观点与加的夫语法建构

福塞特在去伦敦大学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前后的那些年里阅读了韩礼德的研究论文，颇受启发。他很喜欢系统功能语法的理念，也非常崇拜韩礼德，他认为韩礼德关于语言的论述具有革命性，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交际的过程就是对意义进行选择的过程。被选择的不是词、短语和句法结构，而是形式所能体现的意义。正因为这样，系统功能语法不仅是“系统的”，也是“功能的”。

在《走近系统功能语言学：加的夫语法》中，福塞特（Fawcett2008a：10-11）总结了韩礼德理论的五大创新观点：

1）突出系统的重要地位，认为要重视语言中的纵聚合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是首要的，比横组合关系更加重要；系统要比结构更加基本。

2）功能语法是一种关于意义的语法；系统功能语法的核心内容是对系统网络中意义选择的描述；系统中涉及的选择是意义的选择，而不是形式的选择。

3）小句作为语法中的基本单位，同时体现多种意义（元功能），这就是语言的多功能性。

4）系统网络的概念不局限于句法结构和形式项，发展后还可用来描述词汇，这样就可建构一体化的词汇语法。

5）语调是词汇语法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这是韩礼德的研究重点之一。早在20世纪70年代，韩礼德就出版了这方面的专著（Halliday1967c,1970b），后来他还与格里夫斯（WilliamS.Greaves）合作撰写了另一本这方面的专著《英语语法中的语调》（Halliday&Greaves2008）。在加的夫语法的研究团队中，坦奇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Tench1990,1992,1996）。

福塞特（Fawcett2008a）对这五大创新观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们是五个伟大的发明，很好地体现了语言的本质和系统功能语法的特点，对语言模式的建构提出了明确的指引，并扩大了自己的学术视野。

从福塞特的学术论著看，他非常喜欢韩礼德在20世纪60—70年代提出的关于语言描述和研究的观点（如Halliday1961,1963,1964,1966,1967a,1967b,1967c,1968,1970a,1970b,1971,1973,1976）。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一直努力沿着韩礼德那时的语言学思想建构一个他认为更加合理的语法模式。这点在他2008年出版的著作《走近系统功能语言学：加的夫语法》（Fawcett2008a）中说得非常清楚。

福塞特多年来努力建构的加的夫语法受到了多个方面的影响，这一点在《走近系统功能语言学：加的夫语法》一书（Fawcett2008a：16-21）中有所提及：

1）语言学研究重视对意义和功能的研究的同时，也要重视对形式的研究，对意义的研究不能取代对形式的研究。从福塞特的论著看，他之所以强调功能语法中对形式的研究的重要性，是因为形式与意义之间存在着体现关系，即意义是通过形式体现的。

2）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早期理论的应用研究有助于对理论和描述的进一步发展。福塞特特别着迷于韩礼德在20世纪60—70年代对语言的描述和研究，并一直认为要挖掘早期理论研究和应用。从福塞特的论著看，他的一些说法很明显与早期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是一致的，其中有些观点反而是韩礼德后来放弃了的。

3）其他偏好功能研究的语言学家也对语言研究做了大量的描述性工作。福塞特一直认为，语言研究中的描述性工作非常重要。他强调，语言研究既要注重描述性，也要注重生成性。

4）偏好研究形式的语言学家（如乔姆斯基学派的学者）做了大量的句法研究工作，他们对句法结构的研究有助于功能语言学家思考语言的形式与意义问题。福塞特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应该是因为受到导师哈德森的语言学研究思想的影响。

5）语料库语言学研究可以为我们研究语言提供佐证。这是系统功能语法的观点，也说明虽然福塞特重视句法研究，但他也看到了语篇分析的重要性（Fawcett&Davies1992），这点与韩礼德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6）“概率”概念的采用对语言现象的描述有很大的帮助，这比对语言现象作出“是否符合语法”的判断更加合适。这是系统功能语法的观点，与韩礼德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7）在将系统功能语法应用于计算语言学的研究过程中（在研究自然语言自动理解和生成模式的过程中），要对原有语言模式和描述进行测试和检验。这是福塞特在计算语言学研究中所形成的研究理念，与Mann&Matthiessen（1985）、Matthiessen（1985）、Matthiessen&Bateman（1991）等的思路是一致的，但在一些具体的观点和操作上是有差异的（Matthiessenetal.2022：140）。

8）一个完整的语言模式除了注重语言的社会性和文化性外，还强调语言行为者的认知和互动能力，否则描写就不可能完整。福塞特的这一观点比较独特，他对语言研究中认知因素的重视是比较早的，这从他基于博士论文形成的专著的题目——《认知语言学与社会互动》（Fawcett1980）中可以体现出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强调认知语言学与社会互动的关系，在当时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界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不多见的。

福塞特认同韩礼德（Halliday1985a,1994）所说的词汇语法是语言系统的核心部分的观点，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功能句法的研究。福塞特（Fawcett2000a）从多个方面对自己为什么提出加的夫语法作了说明，其中一点是“目前系统功能语言学领域没有一个公认的句法理论”，因此需要建构一个句法理论（Fawcett2000a：1）。

福塞特一方面承认自己的理论就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另一方面对韩礼德的理论的某些地方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韩礼德（如Halliday1985a,1994;Halliday&Matthiessen2004,2014）所描述的及物性系统（经验功能）、语气系统（人际功能）和主位系统（语篇功能）等并没有构成真正的语义层，这与他所认为的一个完整的语言模式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语义层是相悖的。福塞特甚至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词汇语法层次之上没有必要再区分一个语义层，而应该尽量将系统网络进一步语义化，这样其实就只有意义层和形式层。此外，福塞特不认同韩礼德（Halliday1985a,1994）所提出的语法隐喻的概念，原因是语法隐喻问题可以通过概率以及二维的句法结构等概念和句法分析方式来解决和解释。

（二）人际沟通模型

加的夫语法的核心是语言在人际沟通中的认知和互动，是语言生成与理解。因此，福塞特提出了一个人际沟通的完整模型（afullmodelofhumancommunication）（Fawcettforthcoming）。这个模型涉及人际沟通的两个方面：生成（generation）与理解（understanding）。该模型既包括系统功能语言学一直所强调的社会（social）和文化（cultural）因素，也强调了认知（cognitive）和互动（interactive）因素（Fawcett1980,2000a）。图1（Fawcett2013a：132）是这个模型的平面图：

福塞特认为，图1表明的是“互动大脑”（acommunicatingmind）的主要组成部分，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各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其中的“信念系统”（beliefsystem）则是关于语言生成与理解所涉及的目标、规划、话语结构等方面，如图2（Fawcettforthcoming）所示。

限于本文的研究重点和篇幅，我们无法在这里对图1和图2进行详细的解释。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Fawcett（2013a）和Fawcett（1994,2017），前者主要是关于语言生成的描述，后者主要是关于语言理解的描述。这两部分构成了加的夫语法的架构（architecture）（Fawcettforthcoming）。向大军（2020：7-13）从加的夫语法的语言程序观角度对图1作了一些解释，值得参考。

（三）加的夫语法与悉尼语法的差异

加的夫语法与悉尼语法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属于系统功能语言学，都是从韩礼德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思想发展起来的，对语言的本质、语言学的目标、研究方法、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都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但是，它们的路径有些不同。最突出的不同是：悉尼语法突出语言的社会和文化属性，而加的夫语法认为应该同时突出语言的认知和互动属性。第二个重要的不同是对系统网络的性质的理解：虽然两种语法模式都认为系统网络在语言理论中占有核心地位，但在具体处理上不相同。加的夫语法特别强调系统网络的重要性，因为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表达意义之间选择的系统网络概念是最基本的概念。作为一种描述性语法，加的夫语法能够用来描述语言和文本；而作为一种生成语法，它被形式化，可以在计算机中作为文本生成系统的一部分来运行。

关于加的夫语法与悉尼语法的差异，福塞特（Fawcett2000a,2008a,2008b）作了很多比较，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一方面加的夫语法简化了悉尼语法，另一方面加的夫语法扩展了悉尼语法。就我们所接触到的功能语言学文献而言，最早认真介绍、评论福塞特的加的夫语法模式的非加的夫语法研究人员是诺丁汉大学的巴特勒。他在1985年出版的《系统语言学：理论与应用》（Butler1985）一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讨论福塞特的系统功能语法模式，并把它与悉尼语法作了比较。他在2003年出版的两卷本《结构与功能》（Butler2003a,2003b）中用了很多篇幅来介绍、讨论加的夫语法，同时还把它与悉尼语法进行比较。他（Butler2003a：153）说道，虽然加的夫语法与悉尼语法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它们之间还存在很多重要的不同之处。加的夫语法在有些方面对悉尼语法进行简化，在另外一些方面又对悉尼语法进行扩展阐释。在国内，何伟和彭漪（2008）就加的夫语法对悉尼语法的扩展进行了例证阐释；何伟（2009）通过比较悉尼语法与加的夫语法对语法单位结构的分析表征方式，说明了悉尼语法着重体现的是语篇描述性质，加的夫语法凸显的是理论生成性质；何伟和高生文（2011，2013）通过比较悉尼语法与加的夫语法对相关现象的描写，阐释了两者在功能思想体现程度上的差异。

加的夫语法在语气、及物性分析、主位等方面的描述都与悉尼语法有比较大的差异，有关讨论可参见Fawcett（2000a,2008a,2009,2013b）和Huang（1996,2017）。

韩礼德多次提及他的语法与加的夫语法的差别，有一次他在说明自己与福塞特在理解词汇语法的不同时还不忘对福塞特进行评价，说他“alwaysaleadingthinkerinsystemicfunctionaltheory”（始终是系统功能理论的领先思想家）（Halliday2008：16）。向大军（2020）有一章专门讨论韩礼德对加的夫语法的评论。

四、加的夫语法的特点

加的夫语法与其他系统功能语法的一个最大不同点是：它既重视语言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也重视认知因素和互动因素在语言生成与理解中的重要作用。何伟（2009）、何伟和张敬源（2010）认为，加的夫语法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1）既是社会—文化模式，又是认知—互动模式；2）突出以语义为中心的语言描述原则；3）坚持多种意义由同一结构体现。张德禄（2011）认为，加的夫语法有自己独特的模式，与悉尼语法相比，有三个突出的特点：1）形式和意义的双向性；2）互动性与认知性的统一；3）一体化的句法结构；4）不同类型的意义由句法结构中的不同成分体现；5）语义系统是在语言可及的范围内。向大军（2021）认为加的夫语法具有意义与形式的双向性、个体认知与社会互动的融合性、理论生成与语篇描写的统一性。我们从另一个视角看，加的夫语法的特点是它的描述性、生成性和认知性。虽然加的夫语法的研究重点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词汇语法，但它对于词汇语法的理解以及语言多功能性的解释是有自己的特点的，与悉尼语法是有差异的。下面首先对其特点进行简述，然后说明对词汇语法的理解，接着通过对一个句子的功能句法分析展示加的夫语法的分析路径，最后对韩礼德（Halliday1985a，1994）的语法隐喻作些解释。

（一）描述性、生成性和认知性

加的夫语法对语言的研究重视描述性、生成性和认知性。描述性主要表现在对句子和语篇的描述上，这是从韩礼德的理论继承下来的。最能突出加的夫语法对句子和句子成分的细致描述的论著包括Fawcett（2000a,2008a）和Tucker（1998）。福塞特多次（如Fawcett2000a,2008a）说道，他的加的夫语法是对韩礼德的悉尼语法的拓展，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对句子的细致描述。无论是对句子的分析，还是对名词词组（thenominalgroup）、介词词组（theprepositionalgroup）、性质词组（thequalitygroup）、数量词词组（thequantitygroup）和属格字符串（thegenitivecluster）的分析都非常细致（Fawcett2000a：306-307）。就名词词组中的成分而言，就有中心词（head）、前置修饰词（modifier）、后置修饰词（qualifier）、选择词（selector）、指示限定词（deicticdeterminer）、部分限定词（partitivedeterminer）、位置限定词（positionaldeterminer）、代表限定词（representationaldeterminer）、数量限定词（quantifyingdeterminer）、最高级限定词（superlativedeterminer）、序数限定词（ordinativedeterminer）、比例限定词（fractionativedeterminer）、类型限定词（typicdeterminer）等（Fawcett2000a,2008a；何伟等2014；向大军2020）。从这一点看，加的夫语法是对悉尼语法的拓展。关于加的夫语法的最早、比较全面的论述见于福塞特撰写的《系统句法的一些建议》（Fawcett1974,1975,1976），近些年关于语言描述的论著是Fawcett（2008a,2017），Tuckeretal.（2020）则是一本专门讨论加的夫语法的论文集。

关于语言研究的生成方法，福塞特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有想法，并发表了论文《用系统功能语法生成句子》（Fawcett1973/1981）。福塞特及其同事在计算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他在语言生成方面的努力，因此加的夫语法也有明显的生成性成分（Fawcett1990）。早在1985年，Butler（1985：224）就明确说加的夫语法是“生成语法”。突出生成性就是强调语法应该以完全明确的形式表达，以便在计算机中自动运行。福塞特多年来一直关心语言生成问题。他这方面的思想与Hudson（1971,1974）和Winograd（1972,1983）对他的影响有关（Fawcett1980：6），也与他开始构思加的夫语法的时代（20世纪70年代左右）的主流语言学影响有关。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界，研究主要采取描述和生成两种方法。描述方法有悠久的历史，它沿用的是描述语言学的基本原则和语篇分析的视角。韩礼德本人的研究主要采用描述方法。相对而言，采用生成方法展开研究的学者比较少，其中比较突出的有Hudson（1971，1974）、Fawcett（1988,1992）、Mann&Matthiessen（1985）、Matthiessen&Bateman（1991）、Zhou（1997）等。福塞特多次强调，加的夫语法是生成语法，主要因为它是机器语法，即整个语法系统都是通过计算机运转来检验是否合适的。从语言观、理论基础和原则看，加的夫语法是系统功能语法中的一个变体，但从具体的方法运用上，它又与20世纪70年代乔姆斯基理论初期的方法有很多相似之处。正因为如此，生成性是加的夫语法的一大特点。关于加的夫语法的生成性论述，比较全面的是Fawcettetal.（1993），这篇文章是生成性研究的代表作，其根据的理论详见《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句法理论》（Fawcett2000a）中的描述。Castel（2006）和Day（2007）也有这方面的成果。

关于语言研究的认知性，福塞特很早就一直在强调这一点。他基于博士论文完成的专著（Fawcett1980）已经反映了其研究重点：认知语言学与社会互动。很明显，福塞特所说的认知语言学模式与语言的社会性是紧密相连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福塞特（Fawcett1980：66）明确指出，采用认知模式并不意味着要忽略韩礼德所注重的语言的社会因素。在他看来，研究语言既要注重从社会和文化因素考虑，也要注重从认知和互动因素考虑。

多年来，福塞特一直从描述性、生成性和认知性三方面研究语言生成与理解（Fawcett1988）。从这点看，他的研究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界是很有特点的。正如福塞特（Fawcett2000a：vii-viii）所说的那样，在过去的30年中，他对很多语言学理论（包括StratificationalGrammar、Tagmemics、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Grammar、GeneralizedPhraseStructureGrammar、Head-drivenPhraseStructureGrammar、LexicalFunctionalGrammar、Starosta’sLexicaseGrammar、Hudson’sWordGrammar、SimonDik’sFunctionalGrammar、Langacker’sCognitiveLinguistics、vanValin’sRoleandReferenceGrammar）进行认真审视，同时把它们与他1970年所选择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进行比较，最终还是觉得系统功能语法是最能够解释语言的本质和语言的使用的语言学理论。他（Fawcett2000a：vii）坚定地表示，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是当今所有语言学理论中最有发展前途的理论。

对于这样的选择，福塞特是有理由的，他（Fawcett2000a：viii）曾这样说：“我仍然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了解语言的本质及其使用的框架具有最大的潜力。”它的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于它有一个宽容的框架，具有开放的边界，因此人们可以使用它来开发一个符合自己对语言形式和功能的看法的模型版本。更重要的是，这一理论使人们能够在语言和语篇、形式和意义以及语言中的纵聚合关系和横组合关系等基本概念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他认为韩礼德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语言学家，韩礼德的理论提供了学术探索的宽容和发展空间，他一方面旗帜鲜明地支持、拥护、继承韩礼德的理论，另一方面又致力于发展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句法理论。

（二）加的夫语法中的词汇语法

按照韩礼德（Halliday1985a,1994;Halliday&Matthiessen2004,2014）的观点，语言系统有三个层次——语义、词汇语法、字系/音系，它们之间是体现和被体现关系。在这三个层次中，词汇语法是最核心的部分。虽然福塞特（Fawcett1998）明确指出加的夫语法是一种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英语词汇语法，但他关于语言层次的观点受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的影响，因此他不同意韩礼德（Halliday1985a,1994）关于语言系统有三个层次的观点，认为应该把系统网络充分语义化，只区分意义层和形式层。对此，韩礼德（Halliday2008：16）有以下评论：福塞特并没有将语义和词汇语法视为不同的层次，而是将其区别映射到系统和结构之间，从而将语义简化到语法的更抽象层面。福塞特的视角主要是出于句法考虑，但韩礼德考虑到语言的复杂性而需要将语义和词汇语法区分开来。

福塞特认为一个完整的语言模式中有三对核心的概念：1）意义与形式；2）潜势与实例；3）纵聚合关系与横组合关系。图3是他（Fawcett2008a：41）提出的一个简单的加的夫语法模式图：

从图3可以看出，语言有意义和形式两个层次，这两个层面都有潜势和实例部分。在意义层次上，潜势指的是语义特征的系统网络（由语义特征构成的系统网络），通过“遍历”（traverse）语义系统网络来收集实例，这就是语义特征的选择表达。在形式层次上，潜势指的是体现规则及潜势结构，是将语义特征表达转换为具体语言形式的一个机制；该具体语言形式含有句法单位、句法成分和形式项，这就是形式层次上的实例。这种描述与悉尼语法不同：悉尼语法区分三个层次，并通过体现来解释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从纵聚合关系和横组合关系的角度看，意义层次上的潜势和实例属于纵聚合，形式层次上的潜势和实例属于横组合。

（三）加的夫语法的多功能性

多功能性是系统功能语法的核心内容。韩礼德提出了三个元功能的概念，认为每个小句都可以从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但在福塞特看来，三个元功能并不能完全描述小句的所有语义特征，所以他（Fawcett1980）提出小句的功能分析不能只限于三个元功能，而是要把小句所包含的多条“意义缕”区分出来，并考察它们是怎样配合意义的表达的。图4是福塞特（Fawcett2008a：242）提供的一个图解，分析的句子是“In2006AlGore’sfilmwasseenbymillionsofus.”：

图4不仅展示了加的夫语法的描述方法，也展示了加的夫语法与悉尼语法的差异。图4的上半部分是句法（Syntax）分析，下半部分是语义（Semantics）分析，中间是被分析的例子（Text）。这种分析方法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界是比较独特的。

第一，悉尼语法在句法分析中是不采用树形图的，加的夫语法采用树形图，应该是受到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影响。有关这一点，详见何伟（2009）。

第二，加的夫语法不采用动词词组这样的句法标识（Fawcett2000b,2000c），而是直接用主要动词。对于悉尼语法，“MillionsofussawAlGore’sfilmin2006.”一句中有四个直接成分：名词词组（millionsofus）+动词词组（saw）+名词词组（AlGore’sfilm）+介词短语（in2006），各个成分又可进一步分析。加的夫语法的分析比较细致：就图4的例子（被动结构）而言，在及物性分析中，millionsofus是感知者（Perceiver,Perc）（悉尼语法中的Senser），AlGore’sfilm是现象（Phenomenon,Ph），in2006是表示时间意义（TimePosition,TP）的环境成分；从句法成分分析看，in2006是状语（Adjunct,A），millionsofus是主语（Subject,S），was既是操作词（Operator,O）也是助动词（Auxiliary,X），seen是主要动词（MainVerb,M），bymillionsofus是补语（Complement,C）。

第三，就句法分析而言，“In2006AlGore’sfilmwasseenbymillionsofus.”这个句子（∑）由一个小句（Cl）填充（用“—”表示），小句共有五个句子成分，分别是状语（A）、主语（S）、操作词/助动词（O/X，“/”表示操作词和助动词重合）、主要动词（M）和补语（C）。

第四，图4的语义部分共分为八种，分别是“经验”“逻辑关系”“人际”“否定性”“有效性”“情感性”“主位”和“信息”。经验部分是对小句的五个成分的经验功能的描写；逻辑关系部分显示这个句子不存在逻辑关系，因为它是个简单小句；从AlGore’sfilm（S）和was（O）的位置关系看，人际部分表示这是“给予信息”（informationgiver）的陈述；否定性部分表示这个小句是积极性的；有效性部分说明这个小句没有表示有效性的成分；情感性部分表示这个小句没有表达情感方面的态度意义；主位部分表示这个小句是主位突出（状语位于句首），而主语主位由S/Ph（AlGore’sfilm）充当；信息部分则表示这个句子所传递的是无标记的新信息。按照悉尼语法的分析，图4的“经验”和“逻辑关系”属于概念功能，“人际”“否定性”“有效性”和“情感性”属于人际功能，“主位”和“信息”则属于语篇功能。此外，根据悉尼语法，环境成分in2006单独充当主位时，其后的AlGore’sfilm就不属于主位，而是属于述位部分。

上面的分析表明，加的夫语法与悉尼语法在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方面是存在一些不同的。虽然两者都强调语言研究中多功能性的存在，都在讲语义（及物性）分析、元功能分析和句法分析，但在具体操作上存在差异。例如，关于主位，加的夫语法的分析要比悉尼语法详细得多（如Fawcett2003;Huang1996,2017;He2017b）。

（四）句法分析举例

加的夫语法本质上是个词汇语法模型，建构的是一个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句法理论，对语言的研究采取描述的、生成的和认知的视角。加的夫语法提出了单位（unit）、位置（place）、成分（element）和项目（item）四个基本句法范畴，以及组成（componence）、重合（conflation）、填充（filling）和说明（exponence）四种基本句法关系。下面我们通过实例，从句子的功能分析对这种研究进行展示。在图3中，加的夫语法把语言系统分为意义层和形式层。形式层的内容既包括词组与词组的关系，也包括声调和标点。图3中的“有标识的成分在同一层上的树形结构”表明，句法分析采用的是树形结构。图5是福塞特（Fawcett2008a：74）提供的一个例子：

图5是对“Ivywillwashherhairthisevening.”的功能句法分析，展示了功能句法的基本范畴。Cl指小句（Clause），是一个语法单位，它有五个成分：S（Subject）、O（Operator）、M（MainVerb）、C（Complement）和A（Adjunct）。五个成分中，有三个是由名词词组填充（fill）的，即S、C和A；充当填充成分的语法单位是名词词组（ngp,nominalgroup），另外两个成分（O和M）直接由词说明（expound）；主语S由ngp填充，由于ngp只有一个中心词（h,head），所以直接由名词Ivy展现；补语C由ngp填充，这个ngp由两个成分构成，分别是dd（deicticdeterminer）和h，这两个语法成分分别由her和hair展现；状语A由ngp填充，这个ngp含有两个成分，分别是dd和h，它们分别由this和evening展现；在这个句法分析中，七个英语单词（Ivy、will、wash、her、hair、this、evening）是语法项目，小句最后的标点是结束标记（Ender）。

黄国文（Huang2020）在讨论涉及非限定动词的功能句法分析时举了一个比较复杂的例子（“HehasbeentalkingaboutgoingtotheGrandCanyonwithMargaretformanyyears.”），并对其进行比较详细的功能句法分析。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句子，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我们这里只简单提供一种分析方式。图6是该句的句法分析树形图（Huang2020：133）：

图6表明，这个例子是一个由一个小句（Cl）填充（用“—”表示）的句子（∑），小句共有七个成分，分别是主语S（Subject）、操作词O（Operator）兼助动词X（Auxiliary）（“/”表示重合关系）、（第二个）助动词X、主要动词M（MainVerb）、补语C（Complement）和状语A（Adjunct）、小句结束标记E（Ender）。在对这个句子进行功能分析时，有五点值得讨论。

第一，加的夫语法用的是介词词组（prepositionalgroup），而不是介词短语（prepositionalphrase,pphr），但Huang（2020）认为用介词短语更加合适，因此没有用介词词组这个术语。在图6中，“aboutgoingtotheGrandCanyonwithMargaret”是介词短语充当补语。许多语法书会认为，介词短语不能充当宾语（系统功能语法中的补语）。在加的夫语法中，补语可以由介词短语填充（充当）（如图4例子中的bymillionsofus）。

第二，一般的语法书和词典会把“HehasbeentalkingaboutgoingtotheGrandCanyonwithMargaretformanyyears.”中的going当作不及物动词，不能带宾语（补语）。用系统功能语法的术语说，就是只要求一个参与者，即主语。但在图6的分析中，动词going所体现的是有两个参与者的过程。也就是说，它既有主语又有补语。

第三，由于功能句法是根据意义进行分析的，形式是意义的体现，所以句法分析展示的是意义如何通过形式来体现。Huang（2020：127）认为，“Hewentintotheroom.”一句中的go这个过程要求（或期待）两个参与者，一个是“走的人”（动作者），另一个是“目的地”。按照这种分析思路，尽管“Heenteredtheroom.”和“Hewentintotheroom.”中的两个动词在一般的语法中都认为一个是及物动词（要带宾语），另一个是不及物动词（不能带宾语），但在加的夫语法中，这两个小句体现的是同一个意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图6中的totheGrandCanyon是过程的参与者，因此在句法上就是补语。

第四，图6中的withMargaret是介词短语，其补足成分由hpnclr填充，它是“人类专有名词字符串”（humanpropernamecluster）的缩写，f1则是指“第一个姓前名”（firstforename）。

第五，formanyyears是表示时间意义的环境成分，在句法分析层面就是状语（A）。该成分由介词短语填充，介词短语的补足成分由名词词组manyyears填充，其中的qd是数量限定词（quantifyingdeterminer）的缩写。

我们在前面说过，加的夫语法是悉尼语法的扩展，这主要是指在功能句法分析方面。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把加的夫语法定位于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词汇语法的拓展和深化，而不是对整个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扩展。

（五）对语法隐喻的解释

语法隐喻的概念是由韩礼德（Halliday1985a）提出的。根据麦蒂森（ChristianM.I.M.Matthiessen）等人（Matthiessenetal．2016）的解释，语法隐喻指的是词汇语法的语法区内的语义和词汇语法之间的层级关系，这种关系是基于体现关系的。在一致性（非隐喻）的情况下，语义范畴a由语法范畴m实现，语义范畴b由语法范畴n实现；在非一致性（隐喻）的情况下，语义范畴a由语法范畴n实现，就好像它是语义范畴b。这种“好像是的体现”关系解释了语义范畴a和b之间的联结。例如，在一致性（非隐喻）的情况下，我们用祈使句（如“Openthedoor.”）来表达命令，用疑问句（如“Canthisbepaidbycheque?”）来要求交际对方提供信息。但是，在非一致性（隐喻）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疑问句（如“Canyouopenthedoor?”）来要求对方做某事，这就是语法隐喻。麦蒂森等人（Matthiessenetal.2016：123）用图7来说明一致性表达和非一致性表达的不同：

加的夫语法不采用语法隐喻的说法，而是采用另外的方式来处理语法隐喻问题。这种处理办法就是从句法单位与其更高的对应成分的关系角度去考虑。以小句与名词词组为例，从逻辑形式（logicalform）以及信念系统（beliefsystem）（见图1和图2）看，人类对世界的体验和经验涉及事件（event）和物体（object），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语义分析，并通过情形（situation）和事物（thing）来表达，在句法层面上，用小句来体现事件和情形，用名词词组来体现物体和事物，这是一致性（非隐喻）的情况。但是也有非一致性（隐喻）的情况，这时就出现了事件和情形不是通过小句来体现的状况，也出现了物体和事物不是通过名词词组来体现的状况。福塞特（Fawcett2000a：210）用图8来说明一致性（非隐喻）和非一致性（隐喻）的情况：

在信念系统中，可以有事件和物体，在语言中，事件通常表达为情形（意义）和小句（形式），而物体则通常表达为事物（意义）和名词词组（形式），图8中的垂直箭头表示的就是这种关系。但是，当人们不采用通常的表达方式时，就要通过语言来重构体验和经验，因而事件在语言中可以不表达为情形（意义）和小句（形式），而表达为事物（意义）和名词词组（形式），同样地，也可以把信念系统中的物体表达为情形（意义）和小句（形式），而不表达为事物（意义）和名词词组（形式），图8中的斜线箭头表示的就是这种关系。

根据这样的研究思路和处理方式，“hisenteringtheroomatthatmoment”是一个名物化结构，指的是信念系统中的事件（如“heenteredtheroomatthatmoment”），但在语言中不表达为情形（意义）和小句（形式），而是通过事物（意义）和名词词组（形式）来体现。相反，“whatyougavemeformybirthday”则是把信念系统中的物体（如“thebirthdaygiftyougaveme”）表达为情形（意义）和小句（形式），而不是采用惯常的方式通过事物（意义）和名词词组（形式）来体现。关于福塞特对语法隐喻的不同观点，可参见侯建波（2008）。

加的夫语法首先是系统功能语法的一个模式，重点之一是建构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一个句法理论模式。加的夫语法是根据韩礼德20世纪60至70年代的论著所提出的观点发展起来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一个可以与基于韩礼德（Halliday1985a,1994）的悉尼语法形成鲜明对比的句法理论模式。从加的夫语法的语言观看，它不仅继承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传统，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和文化性，同时也强调语言生成与理解中的认知性和互动性。从一个角度看，加的夫语法是悉尼语法的扩展；从另一个角度看，它是悉尼语法的简化。向大军和刘承宇（2017）认为，加的夫语法在语义研究、认知研究和适用性等方面都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加的夫语法创建者福塞特的有些学术观点与韩礼德的学术观点是不相同的，甚至是矛盾的或针锋相对的。但是，福塞特是较早跟随韩礼德的几个学者之一，他从1970年开始追随韩礼德，一直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积极支持者、拥护者、宣传者、继承者和发展者。在推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和发展方面，福塞特做出了令人瞩目、不可磨灭的贡献。韩礼德多次对福塞特的研究进行评价，他（Halliday2008：16）说福塞特“始终是系统功能理论的领先思想家”。

就加的夫语法理论应用于汉语研究而言，最早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是周晓康。1992年，周晓康在悉尼参加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研讨会期间与福塞特首次见面交谈后，就确认福塞特的理论模式可用作她正在做的博士论文的理论框架。在中国学者中，周晓康是最早追随福塞特的，她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读博士时选择远在英国的福塞特的加的夫语法作为理论支撑，决心用加的夫语法理论模式研究汉语的物质过程和关系过程。我们在胡壮麟（出版中）为周晓康基于博士论文的专著《现代汉语物质过程和关系过程的及物性系统研究》写的序言中读到这么几句话：1）“作为功能主义学者，Fawcett早在1980年就关注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融合了”；2）“我发现Fawcett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树立了无可替代的巩固地位，那就是加的夫语法代表了Halliday学术发展过程的另一个重要方面”；3）“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内部，对Fawcett的研究方向和评价长期存在争议”；4）“晓康博士当时紧跟Fawcett很有远见”。从这些话语可以看出，胡壮麟教授是充分肯定福塞特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我们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界认真研读或参考福塞特的论著的人并不是很多，对加的夫语法有深入了解的人可能更少，而福塞特“始终是系统功能理论的领先思想家”（Halliday2008：16），他的一些学术观点比较超前或有棱角，所以才会有人对他的学术观点产生误解，这就是胡壮麟（出版中）所说的“长期存在争议”。从文献看，韩礼德多次谈到福塞特的加的夫语法及其学术观点（见Halliday2007a,2007b,2007c,2007d,2007e,2007f,2007g,2007h,2007i,2007j；另见向大军2020：167-174）。韩礼德（Halliday1994：xii）认为，加的夫语法和悉尼语法是紧密联系的，尽管有些描述不同，但都是根据同样的系统功能理论。然而，麦蒂森等人（Matthiessenetal.2022：140）则说：“福塞特的理论在某些方面与韩礼德的理论有着重要的不同，这两种理论中的计算实现类型也不同。”这样看来，胡壮麟等（2005：434）所说的“系统功能学派内部存在意见分歧……是正常而又可喜的现象”，说明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家们不仅求同存异，有时还求同求异”。

（本文首次发表在《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

关于英语德语树状图，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加的夫语法的介绍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