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的德语？与儿童文学的跨文化现代性

大家好，约翰的德语相信很多的网友都不是很明白，包括与儿童文学的跨文化现代性也是一样，不过没有关系，接下来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约翰的德语和与儿童文学的跨文化现代性的一些知识点，大家可以关注收藏，免得下次来找不到哦，下面我们开始吧！

1、徐妍，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海洋大学青岛现当代作家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青岛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青岛市作家协会文学批评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鲁迅研究，儿童文学研究、青春文学研究。学术代表性著作有:《新时期以来鲁迅形象的重构》《文学研究的恒与变——中国现当代文学采薇集》《鲁迅论儿童文学》《曹文轩的文学世界》《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阅读与批评》。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文章百余篇。曾获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理论批评奖，第十九届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2、鲁迅译介《小约翰》与儿童文学的跨文化现代性

3、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荷兰作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拂来特力克?望?蔼覃（FrederikwanEeden，1860-1932）在1885年还是一位25岁的青年。但这位25岁的荷兰青年竟在十九世纪末一家具有“战斗和革命的机关”[1]性质的荷兰杂志《新前导》上发表了长篇童话《小约翰》，“只一下，便将他置身于荷兰诗人的最前列了。”[2]迄今，《小约翰》已问世一百三十多年了。在一百三十多年间，《小约翰》已经被称为一部具有荷兰语、德语、英语、中文等多种语言版本的跨文化性质的经典童话作品，并被人们视为与法国作家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1942年创作的世界经典童话《小王子》相提并论的姊妹篇。而在被译介为不同语言、不同版本的《小约翰》，鲁迅译介的《小约翰》在中国文学界有着持久的影响力。或者，毫不夸张地说，鲁迅译介的《小约翰》自1928年1月由未名社初版后，历经1937版（生活书店）、1947版（鲁迅全集出版社）、1957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版（华文出版社）、2008版（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版（译林出版社）、2011版（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14版（当代世界出版社）、2016版（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版（译林出版社）等多个版本变迁和一代代中国读者的阅读，已经成为一部中国现代童话翻译史上的一部经典童话作品。与此同时，鲁迅译介《小约翰》的经典化过程，也确证了儿童文学的跨文化现代性的自身属性。那么，何谓儿童文学的“跨文化现代性”（Transculturalmodernity）？笔者认为，儿童文学的“跨文化现代性”即是指发生于“跨文化场域”（Thetransculturalsite）中的儿童文学的现代性。但所谓儿童文学的“跨文化场域”，并非仅指跨越语际和国别，还包括跨越儿童文学的种种二元对立，例如：跨越儿童与成人、现实与虚拟、写实与隐喻、人与非人、诗与童话、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等等。鲁迅译介《小约翰》这一译介文本和行动，从译介动因、译介过程的跨文化现代性、经译介文本的跨文化现代性、至译介者文本世界与译介文本世界之间的互文性所呈现的跨文化现代性，都逐一确证了儿童文学的“跨文化现代性”的诸多特征。

4、译介动因、译介过程与儿童文学的跨文化现代性

5、鲁迅译介《小约翰》的跨文化现代性首先表现在鲁迅译介的《小约翰》的译介动因和译介过程在现代性背景上跨越了语际和国别、儿童文学作家与成人文学作家的边界。

6、鲁迅在中国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思想史上有太多的身份。思想家、文学家自不必说，小说家、文体家也自不必说，美术家、收藏家、小公务员等身份也不断被重视。新世纪之后，鲁迅的翻译家身份被鲁迅研究界，乃至现代文学研究界格外看重。如：刘少勤的专著《盗火者的足迹与心理——鲁迅与翻译》[3]和王友贵的专著《翻译家鲁迅》[4]对翻译家鲁迅进行了整体研究，可谓是“这25年间鲁迅翻译的整体研究的最大收获”[5]。特别是，著名现代文学研究者、鲁迅研究者孙郁在1990年代初期发表的《鲁迅翻译思想之一瞥》[6]的基础上，在新世纪提出“鲁迅首先是翻译家，其次才是个作家”[7]这一观点。随着鲁迅翻译家身份的被重视，鲁迅在儿童文学翻译领域所做的工作自然受到学界的关注。而学界多集中于鲁迅译介的《小约翰》。其中，袁狄涌的文章《鲁迅为什么译介〈小约翰〉》[8]和顾农的文章《重读鲁迅译本〈小约翰〉》[9]都重述了鲁迅译介《小约翰》的动因和过程，王家平和吴正阳的文章《鲁迅创作与童话译注对话研究》[10]对鲁迅创作与鲁迅童话翻译之间的对话关系进行了细致解读。特别有推进意义的是秦弓的文章《鲁迅的儿童文学翻译》[11]和刘少勤的文章《鲁迅的儿童观和他的童话翻译》[12]都对鲁迅儿童文学翻译进行了整体研究。可见，现代文学界学界在新世纪对《小约翰》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领域和现代文学领域，而是延展至儿童文学领域。然而，鲁迅的儿童文学翻译家的身份仍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从儿童文学的跨文化现代性的角度去评价鲁迅作为一位儿童文学翻译家译介《小约翰》的动因、过程的学术工作更是个缺失。事实上，鲁迅译介《小约翰》的动因和过程如果不放置在儿童文学的跨文化现代性的视阈下，将很难真正理解鲁迅译介《小约翰》的动因和过程。

7、在跨文化视阈下，鲁迅译介《小约翰》的动因和过程都可以重新读解。

8、我们先重新读解鲁迅译介《小约翰》的动因。据1926年7月6日鲁迅的回忆，我们得知了1906年鲁迅与荷兰作家望?蔼覃的长篇童话的相遇机缘和译介动因。1906年的一天，留学日本的鲁迅

9、“在日本东京的旧书店买到几十本旧的德文文学杂志，内中有着这书的绍介进和作者的评传，因为那时刚译成德文。觉得有趣，便托丸善书店去买来了；想译，没有这力。后来也常常想到，但总为别的事情岔开；直到去年，才决计在暑假将它译好，并且登出广告去，而不料那一暑假过得比别的时候还艰难。今年又记得起来，翻检一过，疑难之处很不少，还是没有这力。问寿山可肯同译，他答应了，于是开手，并且约定，必须在这暑假期中译完。”[13]

10、鲁迅对其与《小约翰》的相遇机缘、译介动因的回忆不断被学者所转述、所解读。有学者认为：“开启鲁迅儿童文学翻译航程的具体契机，则是1921年5月28日日本放逐苏联盲诗人爱罗先珂”[14]，有学者认为：“鲁迅当时之所以对《小约翰》产生如此强烈的兴趣，原因估计有两条，一是望?蔼覃那种象征写实相结合的手法，二是他以童话的形式表达严肃主题的创作路径。”[15]还有学者认为“鲁迅真正感兴趣并进行自主选择翻译的文学作品是那些拥有赤子之心的作家。”[16]可以说，这些观点对于解读鲁迅译介《小约翰》的动因深具启发性。不过，鲁迅这段看似明明白白的对译介《小约翰》动因的回忆有许多语焉不详的空白处。比如：鲁迅明明知道译介《小约翰》之高难，为何二十年念念不忘？要知道，1926年的鲁迅已由1906年的25岁青年进入到45岁的中年！其中谜底，就像藏头诗一样藏在鲁迅的这段回忆中。即：在鲁迅的这段回忆里，最不可忽略的就是鲁迅阅读《小约翰》第五章后的直觉印象——“有趣”。何谓“有趣”？“有趣”是多义的，包括跨越语际和国别，还包括故事好看，想象力神奇，意蕴丰富，语言诗美，作者的赤子之心，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性，等等。换言之，对于鲁迅而言，《小约翰》的“有趣”，不仅跨越了荷兰语、德语、日语、中文的不同语言的边界和不同国族的边界，还跨越了儿童与成人、诗与童话的边界，因此被鲁迅评价为“无韵的诗，成人的童话”[17]。进一步说，鲁迅认同于《小约翰》德文版译者波勒?兑?蒙德的观点，认为《小约翰》是一篇“象征写实底童话诗”[18]，其中，动物、植物的言行和理想“都是实际和幻想的混合”[19]，精灵“旋儿”与死神“永终”“本是同舟”，分别隐喻了“已失的原与自然合体的混沌”——和“未到的复与自然合体的混沌”[20]，“不失赤子之心”[21]的作者与成人如同怀有童稚之心的儿童，“人性的矛盾”即是“福祸纠缠的悲欢”，等等童话特质都在鲁迅所说的“有趣”之列。概言之，“有趣”之于鲁迅译介《小约翰》，归根结底即是儿童文学的跨文化现代性。

11、我们再重新读解鲁迅译介《小约翰》的译介过程。鲁迅译介《小约翰》不光是名词意义上的贡献，即：译介了一部儿童文学的跨文化现代性的典范之作，同时还是动词意义上的贡献，即探索了一个儿童文学的跨文化现代性的典范过程。鲁迅对《小约翰》从动念到翻译，到完成，历时二十年，一路兜兜转转，整个译介过程体现了鲁迅作为儿童文学翻译家如何处理儿童文学跨文化现代性的考量和经验。姑且不说鲁迅在日本一家旧书店的德文杂志上与德语版《小约翰》的相遇即是鲁迅译介《小约翰》的跨文化机缘，单说鲁迅译介《小约翰》的过程就历经了儿童文学跨文化现代性的诸多难题。具体说，这些难题有：1906年初遇《小约翰》时的德语难题，“想译，没有这力。”[22]中间几度想译，“一到拔出笔要来译的时候，却又疑惑起来了，总而言之，就是外国语的实力不充足。”[23]1926年与同事齐寿山开手翻译时的直译难题与中欧文的差异难题,“务欲直译，文句也反而蹇涩；欧文清新，我的力量实不足以达之。”[24]人物、动物和植物的译名难题：“和文字的务欲近于直译相反，人物名却意译，因为它是象征。”[25]动植物译名一点不比人名容易。鲁迅难以依靠中外文词典上的动植物译名确切落实《小约翰》中的动植物名称，而况，“我们和自然一向太疏远了，即使查处了见于书上的名，也不知道实物是怎样。……有许多是生息在荷兰沙地上的东西，难怪我们不熟悉……”[26]对于上述诸多难题，鲁迅如同直面人生又超越人生一样，在译介《小约翰》的过程中，鲁迅既直面文字，又超越文字，进而选取了直译文字，意译思想的译介方法。由此，鲁迅译介《小约翰》的过程即是对儿童文学的跨文化现代性的实现过程：尊重儿童文学的儿童性，“所用的是‘近于儿童的简单的语言’”[27]，同时探索译介文本的现代性，进而让《小约翰》的童话世界与现代人的“大都市”形成对照关系；忠实于《小约翰》的原创文本，同时将译者隐蔽地在场于文本之中，进而使得思想家型的文学家鲁迅与《小约翰》在思想世界中高度认同。而且，从鲁迅译介《小约翰》过程中所选取的方法和所表现的特征来看，鲁迅译介《小约翰》的过程是难度和迷人相交织的典范的译介过程，甚至可以延展为中外翻译家置身于跨文化语境下典范的的共通性体验，如二十世纪一位重要的美国翻译家维拉德?特拉斯克（WillardTrask1900-1980）所说：

12、“我意识到，译者与演员必须具备同样的天赋，二者所做的都是将别人的东西表现得跟自己的一样。”[28]

13、对此，鲁迅译介《小约翰》的过程也不例外：鲁迅必须像演员忠实于剧本一样忠实于《小约翰》的文本世界，但同时也像演员坚持自己的表演理念一样表达认自己的思想世界。

14、总之，尽管鲁迅译介《小约翰》的动因和过程曾被鲁迅自述，也被研究者重述，其原因有多种理解，过程也几多曲折，但正是基于《小约翰》所具有的儿童文学的跨文化现代性的特质，鲁迅才被立刻吸引、长久神往、终生不忘，才构成了鲁迅译介《小约翰》的内驱力，并郑重地将《小约翰》推荐给中国读者：“我所爱吃的，却往往不自觉地劝人吃。看的东西也一样，《小约翰》即是其一，是自己爱看，又愿意别人看的书，于是不知不觉，遂有了翻成中文的意思……”[29]。当然，《小约翰》的思想世界与鲁迅的思想世界有着同构性质，使得鲁迅克服了诸多译介难题而最终完成了译介《小约翰》这一很高难度的译介工作。

15、译介文本与儿童文学的跨文化现代性

16、鲁迅译介《小约翰》的跨文化现代性表现在其作为译介的文本世界在现代性背景上跨越了现实与虚拟、写实与隐喻、人与非人、诗与童话的边界。

17、童话作为儿童文学中最具文学性和哲学性的文本，在现代社会，已被视为一种现代寓言。基于童话的这一特质，日本著名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倾向于将童话和寓言放置在一起进行讨论，说道：“寓言故事不仅仅书过去的故事，也和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密切相关”[30]。同样，在此意义上，鲁迅译介《小约翰》不是仅仅属于虚幻世界中的故事，也和现代人的现实世界的精神世界密切相关。所以，鲁迅译介《小约翰》不仅其动因、过程与儿童文学的跨文化现代性联系在一起，而且其文本世界体现出儿童文学的跨文化现代性。我们通过进入鲁迅译介《小约翰》文本世界的方式来来进行重新解读。

18、首先解读鲁迅译介《小约翰》的主题。望?蔼覃是一位诗人气质浓郁的思想家型的作家。《小约翰》既是一部地道的儿童童话，又是一部跨越国别，医治现代社会诸多病症的思想家之书。对于望?蔼覃其人其文，与望?蔼覃同时代的荷兰评论家波勒?兑?蒙德曾如是评价：

19、“他触动，他引诱，借着他的可爱的简明，借着理想的清晰，借着儿童般的神思，还联结着思想的许多卓拔的深。”

20、这意味着《小约翰》的主题是一位思想者家对儿童性的理解和表现。[31]如果我们结合鲁迅译介《小约翰》的故事内容，就更加确证这部长篇童话在主题层面的跨越国别且跨越儿童与成人边界的跨文化现代性特质。按照鲁迅的译介，再结合鲁迅译介《小约翰》的故事内容，读者会知道：这本书讲述了童话主人公小约翰从童年至少年的成长过程。在具体情节编排上，小约翰从童年到少年的成长经历了这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童蒙时期的小约翰处于生命的混沌状态，尚未剪断自然生命与自然之家的生命脐带，在人间之家时常怅然若失，故此追随“旋儿”，与自然界的动植物为友，试图回返自然之家。第二阶段，小约翰虽然追随旋儿在自然之家暂时遗忘了人间之家，获得了暂时的快乐，但很难再与自然界的动植物合体，同样，动植物也时常以异样的目光将小约翰归为人类，故此，随着成长，小约翰的求知欲念招来了鬼精灵“将知”，为了寻找一本一看便懂一切的书，遂与“旋儿”分离。第三阶段，小约翰重回人世间，遇到对他恶作剧的小姑娘“荣儿”，还相继遇到了将他从自然拉开的崇尚知识的学问精灵“穿凿”、人类的幸福者“号码博士”、死神“永终”，一一粉碎了少年成长时期的梦。第四阶段，小约翰终于求知即苦痛的成长过程中，“在自身中看见了神，将径向‘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大都市’时，才明白这书不在人间，惟从两处可以觅得：一是‘旋儿’，已失的原与自然合体的混沌，一是‘永终’——死，未得到的原与自然合体的混沌。而且分明看见，他们俩本是同舟……”[32]终于，小约翰在幻灭处重生。可见，小约翰的成长主题，如一座精美的文学建筑，内置了由文学性、儿童性、哲学性共同构筑的多个房间。假若我们读到这样的故事内容，还将这部长篇童话视为仅仅表现单一主题、属于单一国别、单一读者群落，也便错失了这部童话的诸多丰富的主题思想。进一步说，《小约翰》既内含了儿童文学的多重主题，还内含了复杂的哲学主题，可谓丰富多义，深具跨越国别且跨越儿童与成人边界的跨文化现代性。其主题可以概括为：儿童成长、人与自然、动植物的关系、儿童友谊与少男少女的朦胧爱恋、生命与认知、隔膜与理解、误解与谅解、追求与贪念、生命与死亡等等主题思想都内含其中。比较而言，在如此多重的主题中，儿童成长主题是鲁迅译介《小约翰》的核心主题。而儿童成长主题并不囿于狭义的儿童文学内部，而是由此延展至所有关涉现代人精神困境的文学主题及“何以世界是这样”[33]的哲学思想。它透过孩童小约翰纯净的目光来探询、透视现代人与动植物生灵的对立，对大而黑暗的“大都市”的难以逃离，对生命的盲视和对死亡的恐惧等各种精神心理病症，其故事内容的背后充溢着一位思想家对人类的深刻的林中省思。可以说，鲁迅译介《小约翰》始终将儿童成长主题与不同国别的现代人的精神困境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如同鲁迅在介绍《小约翰》的故事内容时所说：“这也诚然是人性的矛盾，而祸福纠缠的悲欢。”概言之，鲁迅译介《小约翰》，在这一跨越成人与儿童的现代性主题的选取上，鲁迅作为译介者和《小约翰》的作者望?蔼覃跨时空跨文化地心心相通了。

21、其次解读鲁迅译介《小约翰》的叙事世界。鲁迅对《小约翰》的赞赏不光是由于它的丰富的主题思想，更由于它的奇妙的叙事世界。如果说童话是以“最须用天真烂熳的口吻”[34]，选取穿越于人间与精灵鬼怪世界的超时空的叙事方式，通过对梦幻世界的营造来关怀现实世界的叙事世界，那么望?蔼覃的《小约翰》确实通过对童话叙事世界的营造实现了对现实叙事世界的反思，实现了梦幻性与真实性的统一，如同波勒?兑?蒙德所说：

22、“但在‘童话’的这字的本义上，《小约翰》……这全体的表现虽是近于儿童的简单的语言，而有这样强制的威力，使人觉得并非梦境，却在一个亲历的真实里。”[35]。

23、进一步说，《小约翰》虽然承担了多重主题，但却始终轻逸地以童话的表现力和想象力穿越于现实世界与梦幻世界、写实世界与隐喻世界，以童话的叙事世界来关怀现实世界，进而实现了儿童文学的跨文化现代性的又一个特质。事实也是如此：《小约翰》的叙事世界虽然是通过小约翰来讲述他的充满幻惑的成长故事，但同时更是现实叙事与梦幻叙事的相互参照的叙事。依照小约翰的叙述，这部长篇童话为天、地、人之间内置了多重叙事世界。我们看到的叙事场景先是在“大花园”“老房子”“池边”的现实世界中的人世间切换，再变化为在动植物精灵的梦幻世界中飞行、再后来坠落至世俗世界、知识世界、死神世界等共同构成的深渊世界中退行，最后又回返至“大都市”的现实世界前行……。这样的场景安排将读者与小约翰一道带入到人类曾经如精灵一样会飞翔的从前记忆，也让读者与小约翰一道目睹了现代社会带给人类的现实生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小约翰》的叙事世界上的跨文化鲁迅译介的《小约翰》中的现实世界与梦幻世界、写实世界和隐喻世界不是由观念构成，而是由奇妙的细节构成的叙事世界。可以说，在鲁迅译介的《小约翰》中，在现实世界与梦幻世界、写实世界与隐喻世界之间的往返循环之所以自然而然，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彼此之间的路途是由奇妙的细节所搭建。而且，这样的令人难以忘记、令人叫绝的细节随处可见。例如：在第二章，为了讲述小约翰由现实世界飞升至梦幻世界的事实，有这样的细节描写：“他能够在一枝芦干上爬上去，他却是未曾想到的。”[36]显然，这样的细节描写传递出小约翰的身体已如精灵旋儿一般小而轻。再如：在第六章，为了表现小约翰由梦幻世界下落到现实世界的事实，有一段与前面形成对比的细节描写：“他从莓苔和枯叶上飞回去。但他颠踬了许多回，他的脚步是沉重了。粗枝在他的脚下索索地响，往常是连小草梗也不弯曲的。”[37]显然，这里的细节描写传递了小约翰的身体沉重感。再如：在第十一章，为了讲述小约翰由现实世界走进了大都市的深渊世界的事实，有这样的细节描写：“雄伟的烟突高高地伸起，超过黑的建筑物，还喷出浓厚的旋转的烟柱来。”[38]“他们走到污秽的巷中，天的蔚蓝的条，见得犹如一指，还被悬挂出来的衣服遮暗了。”[39]这样的细节描写传递出现代人已经由对现代社会的神话崇拜转向了对现代社会的重度依赖。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鲁迅译介的《小约翰》就是由小约翰视角下的一个个细节奇妙的叙事世界缝合起来，表达出现代人的各种精神困境，指向现代人人性的终极追问。同样值得称道的是，这些由奇妙的细节所构成的叙事世界体现出童话的叙事语气、叙事腔调、叙事角度和叙事精神，尤其显示出童话的绝妙的想象力，作者的用心经营，译者的用心译介，进而让读者体味出作者和译者隔空相约的冲破沉闷的现实世界的时代新曲，或文学“笔意”。

24、再次解读鲁迅译介《小约翰》的形象世界。鲁迅译介《小约翰》令读者着迷的除了其丰富的主题意蕴和奇妙的叙事世界，还有其令人惊异或战栗的形象世界——那些生动、鲜活的人类与灵类、动物类，以及那些抽象、乃至符号的人类与灵类的杀手就居住在读者魂灵的内部或周围。这些人类与非人类的形象，除了小约翰之外，还有小约翰父亲等人类形象，旋儿等灵类、荣儿、将知、穿凿、号码博士、死神等魔类形象。比较而言，人类形象与非人类形象较易区分，而灵类形象与魔类形象则很难辨识，例如：人类时而灵类，时而魔类，更多的时候是在灵类与魔类之间摇摆。但无论是人类或非人类，灵类或魔类，鲁迅译介《小约翰》中的各类文学形象都因其文学性、儿童性和隐喻性的三位一体而具有儿童文学的跨文化现代性特质。进一步说，鲁迅译介《小约翰》中的各类形象既具有文学的基本特质——“虚构（Fiction）意义上的‘想象性’（Iimaginative）写作”[40]，又具有儿童性的基本特质——致力于有童趣的写作，还具有隐喻性的特质——隐喻了作者对现代社会病症的反思和批判，由此这些文学形象使得《小约翰》在文本的意义上深具儿童文学的跨文化现代性特质。不过，我不想为此一一解读各类文学形象如何实现了文学性、儿童性和隐喻性的三位一体，而是想解读各类文学形象之间的共生关系。“一般说来，童话主人公只有一个、很少有两人”[41]，《小约翰》也遵循此规约。只是在《小约翰》中，小约翰虽然是惟一的童话主人公，但他却直至童话结尾都呈现出成长之途的不自主性、不确定性和不稳靠性，因此，作为这部长篇童话主人公的小约翰非但未能居于各类形象的中心位置，反而是在各类形象的角力下来实现自身形象的确立。对于“大光”“月亮”“旋儿”“火萤”等岗上的灵类生命，小约翰充满向往，因向往而陷入人类之惑、反观人类之罪；对于“父亲”“伙伴”等人类生命，小约翰心怀眷恋也心怀困惑，甚至试图一度忘却；对于将知、穿凿、号码博士、死神等魔类生命，小约翰曾经心怀恐惧，中经犹疑与抗争，最后生发出无畏的神勇。这些不同类别的文学形象在被塑造的同时体现出对作者与译者对现代人的深切理解、悲悯和宽容，贯穿着自我省悟的慈悲的童话精神。

25、总之，鲁迅译介《小约翰》之所以是鲁迅真正喜欢的一件事，其主要原因在于《小约翰》是鲁迅真正喜欢的跨文化的文本世界。

26、鲁迅的文本世界与《小约翰》之间的互文性

27、鲁迅译介《小约翰》的跨文化现代性表现在鲁迅的文本世界与鲁迅译介的《小约翰》在现代性背景上跨越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边界。甚至，鲁迅译介的《小约翰》成为了鲁迅的文学创作的写作资源。

28、虽然鲁迅译介《小约翰》是1926年的事情，但鲁迅对德文版《小约翰》的第五章和全书的阅读则是1906年的事情。这意味着鲁迅接受《小约翰》的影响由来已久。尽管《小约翰》对鲁迅的文本世界的影响只是潜在影响，鲁迅接受《小约翰》的潜在影响也因其阅读者和译介者的身份差异而影响程度和接受角度有所不同，但鲁迅文本世界和望?蔼覃的《小约翰》之间还是表现出不可忽略的多文体的互文性[42]。或者说，鲁迅的文本世界接受了其译介文本《小约翰》的长久的潜在影响并使得鲁迅的文本世界与鲁迅译介的《小约翰》之间呈现出跨文化的互文性。在此，我依据鲁迅译介《小约翰》的前后作为分期进行解读。

29、在1926年鲁迅译介《小约翰》以前，鲁迅虽然在《故乡》（1921）、《社戏》（1922）、《风波》（1920）等短篇小说中塑造了少年闰土、水生、六斤等儿童形象，讲述了近现代之交中国浙东水乡的儿童故事，但这些小说中的儿童形象塑造方法、儿童故事结构并未见到它们对望?蔼覃的《小约翰》中的小约翰形象、童话故事结构进行吸收、转换的互文性。比较而言，在儿童形象塑造方面，鲁迅小说选取了以下两种塑造方法：或者让儿童形象定格于某个成长的瞬间；或者跳空了儿童形象的成长过程。而《小约翰》中的小约翰形象则被放置在渐进的成长过程中。在故事结构上，鲁迅小说中的儿童故事主要发生在过去的时空中，具有真实性，而小约翰的故事则发生在现在的时空中，富有奇幻性。但如果因为上述差异性而断然认为1926年鲁迅译介《小约翰》以前鲁迅的文本世界并未接受《小约翰》的潜在影响，或1926年鲁迅译介《小约翰》以前鲁迅的文本世界与《小约翰》不存在互文性，那也是一个难以令人信服的判断。作为《小约翰》阅读者的鲁迅二十年来都无法忘怀他所向往的《小约翰》，若不接受《小约翰》的潜在影响会相当困难。但作为思想家型的文学家鲁迅，无论对《小约翰》多么难以忘怀，都会以他的独立的方式来接受《小约翰》的潜在影响。例如：鲁迅的散文诗《过客》中的紫发小女孩对“过客”的“少有的好意”[43]与《小约翰》中金黄头发荣儿对小约翰的“恶作剧”相比看似相反，实则二者都是在人物寻找的路途上开的大玩笑，但一个是东方儿童式的天真玩笑，一个是西方少女式的世故玩笑。再如：散文诗《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死后》中的首句“我梦见自己躺在床上，在荒寒的野外，地狱的旁边”[44]“我梦见自己整合墓碣对立，读着上面的刻辞。”[45]“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46]与《小约翰》第十三章小约翰目睹死神带走父亲时的诡异氛围和荒诞场景具有跨文化的互文性，但鲁迅散文诗中的死亡氛围和死亡场景凸显了鲁迅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而《小约翰》中的死亡描写则表现了一个现代人在成长之途必将经历的生命课。再如：《补天》中将人类形象塑造为奇怪、猥琐的“小东西”“小方板”“古衣冠小丈夫”和“禁军”，与《小约翰》中将人类形象塑造为“可骇的恶劣和野蛮的东西”[47]一样具有相通的人类自我反思意识，不同的是鲁迅《补天》中对人类形象的塑造内含了鲁迅对国民性和人性的透骨悲凉，而《小约翰》对人类形象的描写则传递了望?蔼覃对现代人的自我批判。

30、尤其，1926年鲁迅译介《小约翰》前的杂文与望?蔼覃的《小约翰》在儿童观上具有跨文化的互文性。即1926年鲁迅译介《小约翰》前的鲁迅杂文与望?蔼覃的《小约翰》在儿童观上不谋而合，且不约而同地追问何谓儿童的正当性[48]。先解读鲁迅杂文中的儿童观及其何谓儿童的正当性。1926年鲁迅译介《小约翰》前，鲁迅在《热风?随感录二十五》《热风?随感录四十九》《忽然想到五》《未有天才之前》等杂文中都表达过他的儿童观。其中，最具有纲领性功用的杂文是《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该文发表在1919年11月《新青年》第6卷第6号。它是鲁迅在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中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后，在杂文中确立了中国现代儿童观的总体思想。需要说明的是，在近现代之交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虽对儿童问题很是关注，但并不居于领先地位。倒是周作人在近现代之交发表了系列儿童文学研究文章，如：《童话研究》《童话释义》《玩具研究》《人的文学》等。在近现代之交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甘当周作人儿童文学研究的“敲边鼓”。然而，思想家型的文学家鲁迅的深刻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再加上鲁迅天才的语言表达，使得该文一经发表就“后来居上”，既抵达了五四思想文化的制高点，又确立了中国现代儿童观的经典中心地位。该文质疑了“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关系”，再由对“父子关系”的质疑而建构了“人”之子这一中国现代儿童观的总体思想。在该文中，鲁迅依据他在近现代之交至五四时期所接受的进化论的哲学思想，将批判锋芒对准“圣人之徒”所认定的传统伦常观：“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49]。但鲁迅并非一般意义上借用进化论哲学思想来阐释父子关系，而是在进化论哲学思想中寄予了一位启蒙思想家对中国儿童理想生命形态的期许，即对何谓儿童的正当性进行追问。所以，该文一面探讨了现代中国社会“‘人’之父”的核心要义，一面阐明了鲁迅儿童观的总体思想。何谓“‘人’之父”？即“觉醒的人”、启蒙者。“‘人’之父”承担着启蒙儿童和解放儿童的使命，自身却宿命地如“中间物”一样注定了消逝在历史进程中，如鲁迅在该文中所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50]与此同时，“人”之子，即未来的中国儿童却由此获得了儿童的正当性——“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51]可见，在鲁迅的儿童观中，儿童的正当性是以立“人”的正当性为前提，即鲁迅的儿童观隶属于他的启蒙主义思想观。与鲁迅更多地是从对封建礼教的根性批判来确立儿童观并对儿童的正当性进行追问不同，望?蔼覃的《小约翰》更多地是从现代性批判的角度来重建现代儿童观并对儿童的正当性进行探寻。在望?蔼覃的《小约翰》中，儿童是保有赤子之心的人，也是险些丢失赤子之心的人，但最终成长为反抗异化为“轮子”的现代人的新人。儿童的正当性不似近现代之交至五四时期的鲁迅那样在反抗封建伦理道德和反抗封建制度中进行追问，而是在现代社会伦理和现代社会制度中进行追问。例如：在《小约翰》的第十三章，当小约翰恐怖于人类的麻木、死亡等苦痛时，穿凿以人类的幸福者号码博士为例教导小约翰说：“从你看来，你以为号码博士像是假惺惺么？这是会使他忧闷的，正如在日照中打呼卢的那猫一样。而且这是正当的。”[52]望?蔼覃在《小约翰》中正是以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直视方式来探寻儿童的正当性。不过，无论鲁迅，还是望?蔼覃对儿童的正当性的能否实现皆是怀有疑虑的，但又因怀疑而寄希望于未来。在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中最弱的声音就是“救救孩子……”，但也因此在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呼唤“人”之子与儿童的正当性；《小约翰》中的小约翰所寻找的那本一看便知一切的书“不在人间”，却因“不在人间”而将人类的现在、过去和未来联系在一起。

31、如果说1926年鲁迅译介《小约翰》以前，鲁迅在其散文诗、历史小说和杂文中与望?蔼覃的《小约翰》形成了多文体、散点性质的互文性，那么，在1926年鲁迅译介《小约翰》以后，鲁迅则集中在散文集《朝花夕拾》中与望?蔼覃的《小约翰》形成了深描性质的互文性。《朝花夕拾》一共十篇，“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53]，写作时间都是鲁迅译介《小约翰》的1926年；“环境也不一”[54]，有的写于北京寓所，有的写于北京流离中的场所，还有的写于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与《小约翰》的互文性的角度也不同，有的是意象上的互文性，有的具有句意上的互文性，有的是片段和意蕴上的互文性。进一步说，《朝花夕拾》与《小约翰》之间的互文性，我认为主要表现在：鲁迅译介《小约翰》这一译介工作和译介文本催生了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这一点，正如鲁迅研究专家孙郁所说：

32、“《小约翰》对鲁迅的影响，是潜在的。这一本书，直接催生出他的《朝花夕拾》。我甚至觉得，那篇《从百草园与三味书屋》，便是译过《小约翰》后的一种追忆。”[55]

33、事实也是如此：《朝花夕拾》对儿童往事的追忆，与《小约翰》的儿童视角颇为一致。《朝花夕拾》中的“无常”“美女蛇”等神鬼意象与《小约翰》中的鬼神精灵等意象颇有些相似。儿童“我”对读书生活的厌倦、对草虫的喜爱，对《山海经》这类神异传说的好奇，以及对父亲临终之时的呼唤等等，都可见《小约翰》的影响。特别是1926年10月鲁迅在厦门大学大钟楼上写作的《从百草园与三味书屋》与《小约翰》具有明显的互文性。《从百草园与三味书屋》开篇讲述道：“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鲁迅译介的《小约翰》开篇讲述道：“约翰住在有大花园的一所老房子里。”二者都将“大花园”作为追忆的初始场景，然后故事就开始了。倘若将《从百草园与三味书屋》与《小约翰》的内容对照起来，西方儿童与东方儿童的共通性和差异性，是可看到一二的。西方儿童与东方儿童都具有自然的天性，喜欢自然和游戏，但比较西方儿童更多地处于人性的欲望的支配中，东方儿童更多地处于被传统奴隶文化的压抑中。无论相通，还是差异，二者之间的互文性都体现了东西方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相遇和碰撞。

34、△《朝花夕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

35、综上所述，令人感到奇异的是，1926年鲁迅译介《小约翰》以前，鲁迅的文本世界与望?蔼覃的《小约翰》之间的跨文化互文性并未表现在儿童为主人公的小说中，而是表现在成人为主人公的散文诗集《野草》和历史小说《补天》和杂文这三种文体中。而且，在1926年鲁迅译介《小约翰》以前，鲁迅的文本世界是以多文体、多角度、大面积互文的方式来转换《小约翰》的影响的。究其原因？或许是由于鲁迅在二十年间迟迟未能译介《小约翰》而产生了内心的亏欠感。这种内心的亏欠感如同鲁迅所说：“这意思（译介《小约翰》——笔者注）的发生，大约是很早的，我久已觉得仿佛对于作者和读者，负着一宗很大的债了”[56]。正是这种内心的亏欠感导致了鲁迅对《小约翰》的深切的向往之情。相反，在1926年鲁迅译介《小约翰》以后，鲁迅却反倒是只在散文集《朝花夕拾》中来表达对《小约翰》的致敬之情了。

36、行文到最后，应该承认，鲁迅从未创作过童话或儿童文学作品，他甚至曾对挚友许寿裳说过这样的话：“关于儿童观，我竟一无所知。”[57]但鲁迅对中国儿童文学史的贡献是超拔的、经典的和跨文化的。仅以译介《小约翰》这一工作来说，鲁迅译介《小约翰》在中国儿童文学译介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都为后来者确立了一个儿童文学的跨文化现代性的文本典范。

37、[1][2][德]保罗?赉赫：《〈小约翰〉原序》，拂来特力克?望?蔼覃,《小约翰》，鲁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6页，第17页。

38、[3]刘少勤：《盗火者的足迹与心理——鲁迅与翻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

39、[4]王友贵：《翻译家鲁迅》，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

40、[5]李春林、邓丽：《1981-2005鲁迅翻译研究述略》，《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5期，第71页。

41、[6]孙郁：《鲁迅翻译思想之一瞥》，《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6期。

42、[7]孙郁：《走近鲁迅?文字后的历史》，《收获》2000年第5期。又见《鲁迅首先是翻译家》，《北京日报》2008年9月27日。

43、[8]袁狄涌：《鲁迅为什么译介〈小约翰〉》，《文苑漫步》2010年第1期。

44、[9]顾农：《重读鲁迅译本〈小约翰〉》，《文艺报》2013年1月9日。

45、[10]王家平、吴正阳：《鲁迅创作与童话译注对话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46、[11]秦弓：《鲁迅的儿童文学翻译》，《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47、[12]刘少勤：《鲁迅的儿童观和他的童话翻译》，《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48、[13]鲁迅：《马上支日记》，见《鲁迅全集》第3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35页。

49、[14]秦弓：《鲁迅的儿童文学翻译》，《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第78页。

50、[15]顾农：《重读鲁迅译本＜小约翰＞》，《文艺报》2013年1月9日。

51、[16]姜异新：《翻译自主与现代性自觉》，《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3期，第45页。

52、[17][18][19][20][21][23][24][25][26][27]鲁迅：《〈小约翰〉引言》，见《鲁迅全集》第10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54-255页，第254页，第255页，第255页，第254页，第256页，第257页，第258页，第258页，第257页。

53、[22]鲁迅：《马上支日记》，见《鲁迅全集》第3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35页。

54、[28][美]《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8页。

55、[29]鲁迅：《〈小约翰〉引言》，见《鲁迅全集》第10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54-256页.

56、[30][日]河合隼雄：《童话心理学》，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6年，第5页。

57、[31][德]波勒?兑?蒙德：《拂来特力克?望?蔼覃》，鲁迅：《〈小约翰〉附录一》，见《小约翰》，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54页。

58、[32]鲁迅：《〈小约翰〉引言》，见《鲁迅全集》第10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55页。

59、[33][荷兰]拂来特力克?望?蔼覃《小约翰》，鲁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2页。

60、[34]鲁迅：《〈鱼的悲哀〉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05页。

61、[35][德]波勒?兑?蒙德：《拂来特力克?望?蔼覃》，《小约翰》，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55页。

62、[36][37][38][39][荷兰]拂来特力克?望?蔼覃：《小约翰》，鲁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8页，第75页，第112页，第113页。,

63、[40][美]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页。

64、[41][日]河合隼雄：《童话心理学》，赵仲明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6年，第45页。

65、[42]“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又称为“文本间性”或“互文本性”），这一概念首先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其基本内涵是，每一个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

66、[43]鲁迅：《过客》，《鲁迅全集》第2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90页。

67、[44]鲁迅：《死掉的好地狱》，《鲁迅全集》第2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99页。

68、[45]鲁迅：《墓碣文》，《鲁迅全集》第2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02页。

69、[46]鲁迅：《死后》，《鲁迅全集》第2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09页。

70、[47][荷兰]拂来特力克?望?蔼覃：《小约翰》，鲁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43页。

71、[48]正当性”一词来源于拉丁文“legitimare”，对应法文中的“légitimité”，德文中的“legitimit?t”以及英文中的“legitimacy”。中国学者多将这些词汇译为“正当性”、“正当的”、“正当化”，但是，将其译为“合法性”的亦不在少数。“正当性”一词常见于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中。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它的涵义在人类思想的衍续中变得十分繁复。一般而言，正当性是一个法哲学、政治哲学的概念，来源于自然法传统，一般是为法律、法治及统治秩序寻求道德论证。在中国语境下，由于正当原本属于道德范畴，是对观念、行为、制度等事物所做价值判断，因此，正当性就是对观念、行为、制度等事物性质的追问。在本论文中，正当性的理解属于道德范畴，也属于制度范畴。比较而言，儿童正当性在鲁迅作品中更多地指向对传统封建伦理社会的批判，同时也延展至对现代社会制度的反思。儿童正当性在望?蔼覃的《小约翰》中主要是指对现代社会制度和现代社会文明的批判。

72、[49]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文集》第1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73、[50][51]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文集》第1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35页，第136页。

74、[52][荷兰]拂来特力克?望?蔼覃：《小约翰》，鲁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44页。

75、[53][54]鲁迅：《朝花夕拾?小引》，《鲁迅文集》第2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30页。

76、[55]孙郁：《一个童话》，见《书摘》。转引自[荷兰]弗雷德里克?凡?伊登《小约翰》，景文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3页。

77、[56]鲁迅：《〈小约翰〉引言》，见《鲁迅全集》第10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56页。

78、[57]鲁迅：《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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