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兄弟德语版？儿歌背后的历史密码

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雅克兄弟德语版这个问题，儿歌背后的历史密码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一．音乐溯源：来自意大利的旋律

二．时代风云：儿歌何以成为国歌

三．作者之谜：谁写了《国民革命歌》

四．歌词分析：打到列强，除军阀

五．歌词分析：打到土豪，分田地

六．回归童谣：落地尘埃《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在中国是流传最广的儿歌之一，是我们许多人的童年记忆。今天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很可能都会唱这首儿歌——

现在，我们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两只老虎》其实是源自一首叫做《雅克兄弟》（FrèreJacques）的法国儿歌，歌词的大意是——

Sonnezlesmatines,Sonnezlesmatines,

Ding,deng,dong。Ding,deng,dong。

“Frère”在这里特指教会中的“兄弟”，所以也有人把这首歌翻译为《雅克修士》，这里的“晨钟”特指教堂晨祷的钟。这首法国儿歌唱的是一位修士睡懒觉，忘了要在清早敲晨钟的职责，被人提醒和催促后，钟声终于被敲响了的故事。

其中的“Sonnezlesmatines”的法文歌词，如上述是翻译为“快去敲响晨钟”，这意味着敲晨钟是雅克小兄弟的职责工作，整首歌的意思就是要催促睡懒觉的他，赶快去工作。但这句歌词也有人翻译为“晨钟已经敲响”，那么这句翻译的不同，就会导致整首歌的意义全变，因为如果是这样，这首歌就仅仅成了催促雅克小兄弟的起床歌了，类似中国传统童谣中的“起床啦，太阳照到屁股上啦”。

为此我特意请教了目前正困在武汉疫区的北师大教授、福柯著作的翻译者、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的钱翰兄弟，他认为“快去敲响晨钟”的翻译才是对的。

这首法国儿歌的词曲是在1869年首次被印刷出版（一说是1811年）。奥地利伟大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曾在1889年首演的《D大调第一交响曲》中的第三乐章，使用了这段曲子，把它变成了《送葬进行曲》。但后来音乐史家们发现，文艺复兴末期的意大利作曲家弗雷斯柯巴蒂（1583-1643），早在出版于1615年的《大键琴触技曲：第14号女高音咏叹调随想曲》中，就有了这段旋律的影子。

也就是说，《两只老虎》的旋律很可能最初并不是来自法国，而是意大利的《大键琴触技曲》。

如今这首法国儿歌《雅克兄弟》，早已流行全球。美国著名动漫影片《猫和老鼠》中，也曾出现过这首著名儿歌的欢快旋律。许多国家还都有自己不同的语言版本，主角的名字也略有变化，比如俄文和英文版叫“约翰”，意大利版叫“马蒂诺”，德语版叫“雅各布”等等，它们的演唱方式，也基本上还都是采取了卡农四部轮唱。

那么，来自意大利的一首女高音咏叹调，怎么就会成了一首源自法国的儿童四部轮唱歌曲呢？

有意思的是，在2014年10月，音乐学家传记作家西尔维·布伊索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有了新的发现，她在一份1780年的轮唱歌曲手抄乐谱中，发现了《雅克兄弟》的旋律曲谱，而且这段曲谱还有作曲家的署名，竟然是巴洛克时期法国最伟大的作曲家让-菲利普·拉摩（1683-1764）。拉摩是和声学的重要奠基人，他写的《和声学》和《音乐理论的新体系》在音乐史上影响深远，而且他本人曾长期在教堂做管风琴师，后来成为耶稣会的一名修道士。

由此看来，这首法国的儿歌，看来也是后人根据现成的曲子，填词而成了小朋友的歌曲。

而这首曲子在中国，更具有特殊而深刻的历史影响，是因为在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这首歌的旋律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还传说被广州“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启用为代国歌。

《国民革命歌》诞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时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产物。对！它的旋律就直接来源于法国儿歌《雅克兄弟》，与我们今天熟悉的《两只老虎》的旋律相同。不同在于，后者听来是活泼轻快的感觉，而前者——我们在今天许多的影视作品中还能感受到——它带给人的是气势恢宏的感觉，其节奏极其鲜明，铿锵有力，充满昂扬的精神。常用于进行的军队或游行人群的场景。

这首《国民革命歌》的歌词言简意赅，把国民革命军的任务、目的和理想表达得淋漓尽致，十分透彻。

关于这首歌演唱的首次文献记录，出现于1925年2月1日。根据《黄埔军校史料》记载，当日午前在广东大学操作举行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大会”，其大会议程的第三项，就是“唱国民革命歌”（全文载于《中国军人》创刊号1925年2月20日版）

随后黄埔军校学生军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4日攻克东莞；5日黄埔军校本部行营移至东莞县署；6日东莞商会召集各界欢迎东征大军，当天晚上东莞县国民党部召开市民联欢会。据后来《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2月18日）刊文报道，“到会者千余人。首由主席宣布开会宗旨……。次罗振声演说：解释国民革命歌之意义。次周恩来演说：谓本军系解除人民痛苦而来……，演毕，群唱国民革命歌，杀贼歌。”可见，在东征陈炯明的军事行动中，不仅有公开集会上的演唱，而且还由共产党人罗振声专门阐释《国民革命歌》的意义，说明这首歌极可能是诞生不久，刚刚才开始宣传与推广。

《国民革命歌》词曲全文的正式发表，是在1925年2月20日出版的《中国军人》创刊号上，当时无署名。《中国军人》即是由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人主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所主办的会刊。

可见，《国民革命歌》是由黄埔军校学生军唱响于1925年的第一次东征时期，并非如现在网络上流传所言是产生于1926年的北伐战争时期。

随着广州政府东征的胜利，这首歌不仅在黄埔军校学生军中传唱，也开始在国民革命军中和广大市民中传唱开来，并且也很快传到全国各地。在1926年3月18日发生的北京学生和市民抗议北洋政府的请愿活动中，据当时的报纸记载，示威学生和市民除了高呼口号，还唱了《国民革命歌》。段祺瑞政府当天开枪镇压，发生了著名的“三一八惨案”，随后上海学生游行声援，沿途高唱的也是这首《国民革命歌》。可见在北伐战争之前，这首歌就已经传遍了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十万大军正式在广州誓师北伐，部队正是高唱着这首雄壮激昂的《国民革命歌》，开赴前线。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革命革命歌》便成为那个激情澎湃时代的最为流行的歌曲。廖利明在《<国民革命歌>：大革命时期的最强音》（《中国档案报》2018年11月9日）一文中，提到上海《申报·自由谈》在当时刊登过这样一则闹洞房的趣事：婚礼结束后，来宾将新郎、新娘围在一起，要求新娘唱一首歌活跃气氛。新娘害羞低头不语，伴娘出面解围，到最后，大家将新娘与伴娘拥到大厅钢琴前，由新娘演奏，伴娘唱了《国民革命歌》，来宾们才散去。足见这首歌在当时的风靡程度。

日本京都大学助理教授小野寺史郎曾在其《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歌政策——<三民主义>的成立过程》（鞠霞译，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日本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刊）一文中也提到：1926年7月1日，国民政府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在广州的广东省教育会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7月2日决议通过了《请颁布国歌案》，其中称：“（甲）请教育行政会制定。（乙）先定文字后定谱。（丙）在国歌未颁布以前，庆卿云歌等，以国民革命歌代之”。

《卿云歌》为当时北洋政府制定的正式国歌，这个决议案提请在国民政府的正式国歌颁布之前，以《国民革命歌》取代《卿云歌》，暂行国歌功能。这就是《国民革命歌》被启用为国民政府代国歌的传说的来源。此时正值北伐战争的前夕，是大革命的高潮时期。

网上不少文章另有说法，说此歌是在1927年7月2日被广州革命政府正式启用为代国歌，这说法难以立足。首先，广州革命政府在1926年10月即已随北伐军移住武汉了。其次，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国共两党事实上已经分裂，这首由共产党创作的《国民革命歌》已经不再可能被国民党政府看好。

1927年6月，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提交了要求修改《国民革命歌》歌词的呈文，认为这首歌“音调即近鄙涩，歌词亦似欠修饰”。1927年7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连续多天在《申报》《民国日报》上刊登征集《国民革命歌》新歌词的启事。至此，这首《国民革命歌》在火红了两年时间之后，就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中国历史上一首如此重要的歌曲，其词作者是谁，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要先排除一些明显不靠谱的说法，比如说是由在1926年1月后曾兼任过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讲师的国民党左派甘乃光作词；或者说是由1926年曾在广州担任共青团宣传部长的李求实，将《北伐军军歌》的歌词改写后成为《国民革命歌》等。这些说法目前看不到任何文献依据。

那么，到底是谁将法国儿歌《雅克兄弟》填词成为《国民革命歌》？比较有影响的说法有三种，分别是邝鄘、廖乾五、罗振声。

邝鄘说——这是目前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邝鄘是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北伐时期担任第四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据说是在1926年初，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创作了《北伐军军歌》，也就是后来的《国民革命歌》，这种说法来源于刘果毅的文章《北伐军军歌的词作者》，由于这篇文章刊登在权威的《人民音乐》1984年9月号上，因此影响巨大，几乎成为定论。但文献资料显示，《国民革命歌》一开始便是此名，并且早在北伐战争之前一年就已经正式刊行，之后也并没有更名为《北伐军军歌》的记载。在同时代的新闻报道和文献记载中（如1927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关于征集新歌词的启事等），这首歌自始至终都一直是被称为《国民革命歌》。

廖乾五说——1924年8月廖乾五由中共派驻黄埔军校担任第二期政治教员，11月调任“建国军大元帅铁甲车队”任国民党党代表、共产党小组组长。2007年7月《陕西日报》上发表的李正义《金戈铁马铸军魂――纪念我党早期的政治思想工作者廖乾五》的文章，其中说廖乾五任职的铁甲车队“业余时间官兵学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工农兵联合歌》更是热情高涨，《国民革命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由他写成的”。另据陕西省平利县人民政府网站上介绍的县志人物《革命先驱——廖乾五》记载：“廖乾五十分重视军队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亲自编写的《国民革命歌》歌词，在将士中广为传唱，起到了很好的政治鼓动作用。”但这些记载没有提供依据。1924年11月廖乾五调任铁甲车队后，没有任何文献提到有《国民革命歌》的记载。此后不久，廖乾五随部队离开广州进驻到广宁，1925年2月19日才回到广州，而这时《国民革命歌》已经在东征的黄埔学生军中传唱开来。

罗振声说——罗振声和邝鄘同为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毕业后，任军校政治部科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训练科科长。《红岩春秋》1996年5期发表梅德华的文章《<国民革命歌>词作者——罗振声》，提到“罗振声依照一首法国歌曲的曲谱填词，写下了《国民革命歌》。这首歌一唱出，立即引起了极大反响。”后来罗振声的外孙女陈志元在“罗氏家园”网站上发布了写于2005年6月8日的《黄埔二期“特别执委”罗振声》，提出《国民革命歌》是1924年12月罗振声在组织“火星社”期间创作。网上现在能查到陈志元后来和刘成国在2011年8月9日合写的《<国民革命歌>词作者罗振声》，对《国民革命歌》的来源和作者进行了辨析，其中提供了一些较有说服力的证据：（1）1920年至1924年，罗振声在法国勤工俭学，毕业于巴黎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和巴黎工业学院机械学系。1924年经周恩来、周维祯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9月随同周恩来回国，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同时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罗振声在法国生活了四年，只有他才是有可能熟悉法国儿歌《雅克兄弟》的人。（2）1924年12月黄埔军校学生成立“火星社”，罗振声是倡议者之一。1925年2月1日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大会上的议程第三项是演唱《国民革命歌》，而罗振声正是参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筹备的骨干成员。（3）1924年2月6日晚上，在东莞召开的军民联欢会上，罗振声以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执行委员的身份，阐释《国民革命歌》的意义。这在当时有媒体的报道。

由上述情况来看，罗振声作为《国民革命歌》的最早作者，相较于邝鄘和廖乾五，更有一定的可信度。但在《国民革命歌》词作者的认定上，他并未获得广泛认同。这也许是与他在1926年初离开军队，并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脱党有一定关系。后来的党史研究对他关注甚少。

网上也有人提出，法国儿歌《雅克兄弟》曲调的引进，可以排除归国人员。因为《雅克兄弟》及其在澳门的版本《打开蚊帐》，在此之前就已经在澳门和香港流行。甚至是儿歌《两只老虎》也已经为人们所熟悉。这种说法只是猜测，而没有任何依据。此外，如果《国民革命军》使用的曲调是大家早已熟悉的儿歌，从常识来判断，它在当时就不会产生那么大的震撼力。所以，用大家不熟悉的国外歌曲来填词，更符合时代逻辑。

但是，邝鄘和廖乾五分别被认为是《国民革命歌》的词作者，也许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他俩和罗振声的共同身份是：黄埔军校军人、共产党员。而且邝鄘和廖乾五后来同属第四军政治部（廖乾五1925年11月任第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1926年10月升任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现在我们还能看到1926年3月由十二师政治部印刷的《国民革命军歌集》，应该就是由廖乾五主持编印的，里面收入的歌曲有《国民革命歌》《国民革命军行军歌》《工农兵大联合歌》《国际歌》和《少年先锋》共五首。

1925年《中国军人》创刊号在刊印《国民革命歌》时，如我们前面所述，就只有一段歌词。但在后来的北伐战争时期，这首歌的歌词前面，又多出了两段——

原来的歌词中，“打到列强，除军阀”这是革命的目标，而最终目的是“国民革命成功”。在新增加的歌词里，首先添加了“努力革命成功，齐奋斗”的革命过程，然后还添加了“工农学兵大联合，打到帝国主义”的革命方法，所以歌曲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就更加丰富。

这新增加的歌词内容，是在原来的《国民革命歌》演唱过程中的不断完善，比较合理的猜测是：这很可能是军队政治工作者的集体创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邝鄘和廖乾五是《国民革命歌》的词作者，也是不能完全排除可能性的。

然而，将一曲法国的儿歌与《国民革命歌》产生关联，并首先创作了最初的歌词，则更有可能是罗振声独立完成的。

以法国儿童音乐重新填词而来的这首《国民革命歌》，成为整个大革命时代的象征。其中反复唱出的“打倒列强，除军阀”，也正是这个时代的革命主题，是当时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当时能够进行合作的政治基础。“努力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成功”，指的就是要实现这个政治目标。

1）共同的革命目标

这一革命斗争目标，最初是由中国共产党提出。在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中，提出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运动，但到了1922年7月中共二大，就提出了党在现阶段个任务的最低纲领：“（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明确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目标。而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又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此时反帝的任务，已经被放到了斗争目标的首位。

作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目标的“打倒列强”，与反对国内压迫目标的“打倒军阀”，是相互密切关联，同时也是有先后次序的目标。1923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中，中共提出的第一项就是“打倒利用军阀侵略中国的列强”，第二项是“打倒勾结列强压迫人民的军阀”。中共领领导人陈独秀就认为，帝国主义列强是“第一仇敌”，是“比军阀更毒”的仇敌（陈独秀《一九二三年列强对华之回顾》1924年2月1日）。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指出：“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孙中山就《宣言》的宗旨作了演说，并说明通过的《宣言》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对内推翻军阀，对外推翻帝国主义。以《宣言》发表为标志，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国共合作加强了各革命力量的联合，推动了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到1926年，广州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中国国民党发布《北伐宣言》，指出“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可见，北伐战争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之势力”，同时“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

因此《国民革命歌》中唱出的“打到列强，除军阀”，是贯穿整个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共同的斗争目标，也是进行政治宣传和群众动员的基本策略口号。

2）不同的目标序列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标志这着大革命失败，随之《国民革命歌》也很快就销声匿迹。国共两方面都逐渐放弃了这首风靡一时的政治歌曲。这里面，其实与“打倒列强，除军阀”这句歌词中包含的内在分裂与目标分歧不无关系。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中共是把反帝，也就是把“打倒列强”作为首要的政治诉求，其具体的目标是废除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1927年随着北伐革命军的节节胜利，尤其是汉口的群众自发斗争，取得了收回英租界的胜利后，中共看到群众反帝斗争的热情与实际成效，于是逐步调整了反帝方针与策略，不仅提出了“推翻一切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有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权力”（《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宣言》1927年1月28日）的急进目标，在斗争方式上也采用了更加的激烈手段。国民革命的另一个目标“除军阀”就更是退居到次要地位。

中共的反帝方针，与共产国际和苏俄对中国革命中心任务的规定有关。当时苏俄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是把反对帝国主义作为首要的和最基本的问题，共产国际的相关文件和决议一再强调，“头等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战胜外国帝国主义”（罗伯特·诺思等《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而其他革命任务都必须服务于这个中心。

但是，对于国民党而言，虽然接受反帝主张，但在“打倒列强，除军阀”之上，还有一个更重要也更直接的目标，这就是《北伐宣言》中提出的“统一政府之建设”。其实从国民党“一大”开始，其内部就一直有人反对把打倒帝国主义作为政治纲领，他们的注意力是在国内局势上，还顾不了外部列强势力。只是由于孙中山坚持对共产国际的妥协，他们的意见才被边缘化。在孙中山去世之后，这种国民党内的右派意见逐渐抬头。他们的看法是，应先消灭军阀，建立国民政府，统一国家，“然后才能消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这一意见逐渐成为主流。并且，如果外国势力承认和支持国民党取得统一中国的政权，部分国民党人认为就应该停止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

因着“统一政府之建设”的需要，所以“除军阀”才是国民党的首要任务。1926年8月蒋介石在长沙发布的《出师宣言》中称“今日出兵，惟在讨吴”，同时在发布《对外宣言》中声明：“其有赞助吾国之国民革命者，皆以最亲爱之友邦视之。”（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5日）。1926年11月北伐军占领江西后，蒋介石就公开表示，尊重与各国的既存条约，承认外债并如期偿还，并将充分保护外国企业。说明为获得帝国主义列强对其统一中国行动的支持，就可以随时放弃“打倒列强”的政治目标。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蒋介石率北伐军进入上海之后，很快就转而镇压上海工人运动的原因。

当时国民党的左派领袖汪精卫同样是把“除军阀”放在首位，即先要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具”。他认为：“先将帝国主义之一切工具打倒，再集中一切政治军事外交实业经济的力量，以与帝国主义对抗，一步一步的，将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上经济之特殊势力，驱逐于中国以外。”（汪精卫《最近时局之论》1927年6月）所以，他的根本着眼点依然是在于“统一政府之建设”。

他们当然不会否认“打倒列强”的重要性，但认为“打倒帝国主义的用心，或者与共产党同志不同，共产党同志，则从第三国际着想，而我们则从救国着想，所以所用的方法，有时也不能一致”（汪精卫《夹攻中之奋斗》1927年7月25日）。

由此可见，在“打倒列强，除军阀”这句最为响亮的时代歌声的背后，实际上却隐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两党不同的目标诉求和政治立场，以及巨大的道路分歧，并最终导致国共两党分道扬镳。

1927年4月至5月，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之后，中共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面对中国革命进程中出现的分裂问题，大会认为起因即在于国共双方反帝的立场和目标不同。这次大会虽然分析了革命的前途和性质，论述了领导权、土地革命、工农运动等问题的方针方法。但摆在第一位和贯穿始终的，仍然是反帝纲领，所以大会通过的宣言和各种决议案，均仍以反帝为基点。说明在大革命失败之际，中共并未放弃急进反帝的目标。

1）从反帝到反封建

1927年7月汪精卫武汉政府“分共”之后，中共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共产国际派29岁的罗明纳兹作为全权代表来到中国，接替维经斯基和鲍罗廷的职位。在他的主导下，中共在武汉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

中共认识到，要最终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就必须另寻出路。正是在这次紧急会议之后，中共开始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逐步完成战略调整，否定了将“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及社会革命相对立”的观点，认为“土地革命”才是“现时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和“中心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1927年8月），并明确提出了要没收大中地主和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土地，分给佃农或无地农民，由此拉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由于当时《国民革命歌》的影响实在太大。所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中，也采用了这首歌的曲调重新填词，于是有了后来在红色苏区广为流传的《打到土豪》：

歌中唱出的“打倒土豪，分田地”是一个新的革命时代的新的政治主题，是当时土地革命的核心内容。所谓“土豪”，语出于《宋书》，原是指在本地有威望和权势的人，这里“土”的原意是指土著。而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土豪”，土是指土地，豪是指富有，所以“土豪”就特指拥有土地作为其财富来源的大地主阶级。

现存“打土豪，分田地”最早的口号标语，出现在1927年的湖南文家市，如今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还保存有当年所写的这条标语。那时中共领导的原计划要攻打中心城市长沙的秋收起义，遭遇严重挫败，之后起义各部会合到湖南文家市，正是在这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作出了保留有生力量，军队向农村转移的战略决策。后来的中国革命史证明，这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重心，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重要转折点。

如果说“打倒列强，除军阀”时代是以“反帝”作为革命的中心任务，那么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代的革命中心任务就是“反封建”。

2）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

封建主义及其统治基础——地主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但是，对这一革命对象，中国共产党却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认知过程。

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封建主义的社会，如1921年陈独秀在一次演讲中称，“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已经是“资本制度的时代”（《陈独秀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3页）。当时主流知识分子普遍认同中国在秦代就已经废除了封建制而设置了郡县制，孙中山在1924年的演讲中还坚持认为，“中国两千多年以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孙文选集》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9页）。所以，在中共成立之初，便是从世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视角，来认定中国革命任务在于反对国际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工作也是在城市发动工人运动，并无“反封建”的要求。

但是，早在1912年，列宁就曾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中认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列宁起草的相关文件，将东方国家农民运动的主要任务，归纳为“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这些论断传到中国后，也逐渐开始影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认知。因此，在1922年7月的中共二大文件中，就出现了“反帝”和“反封建”的内容，但此时的“反封建”，其基本含义还只是“反对封建制度的军阀”，这是由于当时的军阀割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古代的封建诸侯。

虽然中共二大已经将农民视为革命的动力之一，可如何将农民与当时“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斗争中进行关联，却是中共的一个难题。瞿秋白在1923年6月就曾讲到中国农民“没有看到自己的敌人”（《瞿秋白文集》第二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页）。当时中国大多部分的农村，仍然还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还难以感受到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统治所带来的切肤之痛，所以“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对于广大农村的农民而言，吸引力并不直接。

1922年底，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文件提出“只有农民革命，以‘没收大地主’为宗旨者，方能引起大多数的农民群众而与反对帝国主义之斗争以极大的助力”，同时要求东方各国确立以“完全消灭封建制度”和“大地主制度”为基本内容的党纲。在此背景下，部分中共领袖开始了对于农民运动的重视。曾参加过共产国际四大的陈独秀，于1923年7月在《前锋》创刊号上发表《中国农民问题》，首次从民主革命视角对中国农村社会阶层进行了系统的划分。瞿秋白、邓中夏等人也发表文章，关注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他们也都注意到“大地主”与军阀身份的共通与结合。

然而，虽然早在1922年就有共产党人澎湃在家乡海丰进行的农民运动尝试，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精力，依然还是在城市的工人运动。

据杨桂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1999年版）提到，大革命前，恽代英曾给毛泽东写信，提议向陶行知学习，去乡村做工作。毛泽东回复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做不过来，哪有空去做乡村工作。1924年1月中共党团会议讨论是否提出反对大地主口号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认为提出这样的口号，会遭到官员和商人们的反对，从而招致失败；同时他还认为，目前中国农村的阶级分化还远未到开始为土地而斗争的这一步，这种口号现在吸引不了农民群众。毛泽东的这种看法明显与当时共产国际的指示相违背的，所以国际代表达林感到“让人瞠目结舌”。

毛泽东本人要在1925年回韶山养病期间，才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当年底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强调了农民同盟军的作用，但他仍然还是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视角，来看待农民问题，把农民划归于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过后来在大革命期间中，毛泽东已是继彭湃之后，最为关注农民运动的中共领导人。

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之后，中共已经意识到，“应当列成一种农民问题政纲，其最终的目标，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决议案》1925年9月）。但一直要到后来的土地革命时期，这一方针才真正成为中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关键。

3）从宣传口号到革命果实

1927年9月的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领部队于10月达到井冈山，开始了湘赣边工农武装割据的历程。“打土豪，分田地”就从革命宣传口号，进入到实际的运动阶段。

次年2月井冈山宁冈工农兵政府建立，毛泽东、谭振林等人即研究土地分配原则，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潭在宁冈乔林、大陇等地进行了分田的试点。3月18日，毛泽东等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到达湖南酃县中村后，也立即进行了打土豪，插牌分田的工作。可惜只有短短十天，红军离开后，分田农民也很快遭到地主势力的反攻倒算。3月28日毛泽东带领的红军进驻到湖南桂东沙田，同样也立即在当地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尝试。这是中共最早在农村进行的土地革命尝试。

4月毛泽东与朱德两军会师以后，5月湘赣边界第一次党代会召开，边界各县掀起打土豪分田地的高潮。6月毛泽东到永新县塘边村指导农民分田运动。10月湘赣边界第二次党代会召开，在总结井冈山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后经过两个月的酝酿、讨论和修改，12月《井冈山土地法》以边界政府名义正式颁布，第一次从政府法律文件上肯定了农民拥有分配土地的权利。

从此，“打倒土豪，分田地”的歌声，以燎原之势在共产党的根据地传开——

“打倒土豪，分田地”是土地革命的核心内容，它所实现的，不过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朴素的“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它当然会极大地解放农村生产力。同时，“我们要做主人”，不仅仅是经济上做土地的主人，同时也是在政治上实现获得解放，这依然是表现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翻身渴望。

但是，它却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如过去历次农民起义那样，只是穷人与富人的一次阶层轮换。它的核心秘密其实在于，这是一个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政治集团所领导下的革命动员策略，及社会改造试验，农民只有在真正获得了自己的实际利益后，才铁心跟随共产党走。

土地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在土地革命失败之后，“打倒土豪，分田地”的歌声也渐行渐远。但中共自抗日战争期间到1950年代，依然是以解决农村土地问题为目的，进行过三次土地改革运动。每当农民获得了土地，他们都会一次又一次地被激发出无限的生命热忱。

部编语文教材六年级上册，收录了诗人苏金伞的诗歌《三黑和土地》作为课文，苏金伞被誉为中国自五四以来最为杰出的诗人之一，今天的语文教科书还能选入这样的诗歌，我要向编者致敬——

一见了水就连头带尾巴钻进水里。

在这样的诗歌中，你能读出多少幸福与狂喜，也就能读出多少辛酸与悲伤……

除了在土地革命期间，共产党人以《国民革命歌》的曲调重新填写了《打倒土豪》，在1930年4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势力联合发动反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时，他们也曾把这首歌拿过去，改变成了《打倒老蒋》的歌来进行战争宣传，不过影响已不大。

时代的风云散去，最后尘埃落地，沉淀下来的，竟仍然是一首儿歌——

《两只老虎》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已不可考。据网上资料显示，最早提及这首歌的是曹聚仁在1948年出版的《蒋经国论》，在书中“新赣南如此”的章节里，写到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一个欢迎会最后的节目是台上台下齐唱《两只老虎》的儿歌。另有《湘潭文史》中记载，1945年从重庆美式武器训练团出来的士兵都喜欢唱《两只老虎》，是因为蒋经国欣赏这歌词，所以被传唱开了。

据此推算，应该是在《国民革命歌》之后的三十年的，《两只老虎》逐渐开始流行。

不过，《两只老虎》的歌词虽然戏谑谐趣，但也总让人觉得无头无尾，不好理解。于是就不断有人试图给出故事背景，来进行合理化解释。网上现在有不少说法，一说是来源于郑成功时代的台湾，一说是来源于国外关于老虎家族的爱情童话等等，但这些说法均没有任何依据，不足为信。

还有一说认为来源于英国儿歌《三只盲鼠》，是先变成了《三只老虎》，再演化为《两只老虎》，这种说法也仅是一种推测。

不管《两只老虎》的歌词来源是怎样，更有趣的是，在这首歌曲的流程过程中，还出现了好多的地方版本，有许多都是大人们带着孩子们游戏时，临时编创的，诸如——

《打开蚊帐》：打开蚊帐，打开蚊帐，有只蚊，有只蚊；快点拿把扇来，快点拿把扇来，拨走它，拨走它！

《打开张被》：打开张被，打开张被，有只猫，有只猫；快点拿枝竹来，快点拿枝竹来，吓走它，吓走它！

《打开书包》：打开书包，打开书包，有只猪，有只猪；快点拿只针来，快点拿只针来，扎走它，扎走它！

《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糖麻花，糖麻花；一个铜板两个，一个铜板两个，真便宜，真便宜!

《揭开蒸笼》：揭开蒸笼，揭开蒸笼，肥坨坨，肥坨坨！快点拿个碗来，快点拿个碗来，拈两坨，拈两坨！

这首来自法国的儿童歌曲，在最终褪去了各种政治色彩之后，演变成为一只只可爱的中国童谣，流传如此广泛，生命力如此强健，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成为儿时共同的成长密码。

关于雅克兄弟德语版，儿歌背后的历史密码的介绍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