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学德语哪里学 1960年在北京外语学院法语系学习

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解答武汉学德语哪里学这个问题的一些问题点，包括1960年在北京外语学院法语系学习也一样很多人还不知道，因此呢，今天就来为大家分析分析，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如果解决了您的问题，还望您关注下本站哦，谢谢~

作者：周振东、柯忆来源：《外交官说事儿》

周振东：1936年1月生于北京顺义区南彩镇坞里村；1960年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法文系，留校任教；1961年至1964年到瑞士日内瓦大学进修法语；在中国驻瑞士（1964-1967年）、法国（1973-1980年）、卢森堡（1983-1986年）、乍得（1988-1992年）大使馆工作，先后任二等秘书、参赞（代办）、大使等职；在外交部西欧司和非洲司工作时，历任副处长、参赞、大使等；1987-1988年，率领中央六部委讲师团到湖北省执教，任讲师团团长；退休后，曾应聘担任一些市、公司的顾问。

柯忆：1960年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现名北京外国语大学）法文系；毕业留校，1960至1973年在北京外语学院和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外语学校任教13年；自1973年在我驻法国、卢森堡和乍得使馆任外交官（随员、二秘、一秘）14个春秋；回国期间在外交人员服务局、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工作，历任研究室副主任、行政管理部副主任、外交学会理事等职。

我们俩，一个从农村进入城市，一个从南方北上来到首都北京。殊途同归，共读北外,学习期限五年。名牌大学的大学生，犹如天之骄子，很有些自豪。

我们于1956年9月入学；1957年6月开始反右派斗争；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1959年反右倾斗争、教学改革。年年上山下乡劳动，各种政治运动连续不断。1960年开始重视学习，5月4日，我们提前毕业留校当老师。算起来，我们真正踏踏实实地学习也就一年多的时间。

周振东：到了北外一看，教室、宿舍都是楼房，宿舍上下铺，每间住六个人，感觉甚是宽敞。楼里有自来水、暖气，心想：这毕竟是高等学府！

柯忆：对大学的概念，因只见过珞珈山上、东湖湖畔的武汉大学，蓝色琉璃瓦大屋檐的校舍依山傍水，樱花、桃花满园，荷花满湖，美不胜收。以为天下的大学校园都是那样宏伟壮观，气势恢宏。到了北外，见到的是火柴盒式的大学校舍，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用水洗手，自来水透心凉。幸亏老同学们热烈欢迎我们，向我们介绍情况。大幅标语：“来了就是主人”，使我感到心暖。

当时外语学院有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罗马尼亚语，填报语种时，我们两个不约而同地填写了法语作为第一志愿，都被分配到法语系。

语音阶段，每人手拿一面小镜子，看自己口形、舌位是否正确。淘气的学生藉此照镜子看自己，甚至做个鬼脸！低年级时，有苏联专家为我们纠正发音；高年级时，有法国老师上口语课。

法国著名影星钱拉·菲利浦（GirardPHILIPPE）

在大学的时候，我们法语系有幸接待了法国著名演员钱拉·菲利浦(GirardPHILIPPE)，他演的角色永远正直、善良、风流倜傥。他主演的《勇士的奇遇》或译为《郁金香方方》在我国几乎家喻户晓，还有《红与黑》等名著。

应我们的要求，他朗诵了拉封丹的寓言诗：《蝉与蚂蚁》《乌鸦和狐狸》等，他的录音成了语音课的经典。听说他所到之处，衣服扣子、领带都被“追星族”撕走，当时我们觉得可笑，太夸张了！不料现在，中国粉丝发狂的程度不亚于外国人。

菲利普同时投身抵抗运动，参加巴黎市府的解放战争，同情革命的影剧事业，访问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担任法国演员工会主席，不幸因肝癌于1959年早逝。

法语系学生与1957年访华的著名法国作家让·拉菲特（JeanLAPHITE）。

1957年，我们还接待了著名法国作家让·拉菲特（JeanLAPHITE）。他著有《Nousrecueillonslesjonqilles》，当时法国人还是很少来访华的。

参加国庆十周年的接待工作

周振东：1959年，我国国庆十周年庆典，来的代表团较多，我校三、四年级及北京大学学英、法、西班牙语的一些学生被抽调去参加接待工作。去的、留下的，大家都深深感到学习的重要。

国庆十周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的邀请信

我被分配到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接待一个瑞士代表团，除北京外，还到西安、成都等地参观。那是我有生第一次乘飞机，耳朵胀得难受，瑞士朋友告诉我捏住鼻子，闭上嘴、眼，使劲往外鼓气，果然灵验。

我陪同瑞士代表团参加了国庆活动。站到天安门观礼台上看国庆游行，军队整齐有序，威武壮观，群众队伍热情洋溢，丰富多彩。过去我在下面参加群众游行，接受检阅，这次我是站在上面观看，感受大不一样，激动心情可想而知。

对外文委为瑞士代表团配备了两名翻译，一个是我，北外三年级的学生；一个是北大四年级学生。到外地参观前，团员史泰格先生（瑞士共产党员）病了，领导决定让我留下来陪他，然后到西安机场汇合，同往成都。

重逢后，团员都跑过来拉我给他们当翻译。有的团员甚至说中方偏心，把“好翻译”留给共产党人。陪团领导私下问我：“你们两个谁翻译得好？”

我如实说：“他掌握的词汇比我多，但他有时似是而非也敢翻，所以所答非所问。我是听懂了就翻，听不懂就请他们解释，直到听懂了再翻。”

工作后我体会更深，作为一名翻译，既要忠实、严格按照主、客人的意思，不能按照自己的想象去翻，又要灵活，有责任把语句组织得顺畅。事后还要记住重要内容，整理汇报。翻译工作绝不只是简单的传声筒，尽量做到信、达、雅。

周振东：我担任过班长、团支书、党支委、德西法语系学生会副主席等工作。1957年夏开始反右派斗争，在政治辅导员的指导下，我在班上主持活动。

有位同学，身体不太好，爱写诗，他贴出一张大字报，其中有两句是：“……拖着发绿带病的身体……最了解你的还是你自己……”

辅导员认为这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给社会主义抹黑，在班上组织批判。他被打成右派，后来被迫离开学校，至今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我想，这肯定对他的一生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想起来总有一种愧疚感。

柯忆：二年级时，我担任外语学院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我负责全学院广播宣传。每天午饭时，各系的稿件纷至沓来，我必须当时审改完送播。

记得男女播音员是英语系的两位同学，他们临时拿着字很潦草的稿件，不慌不忙地、流畅地、用标准的普通话播出，这种水平非一日之功，令人叹服。

不过，人家吃饭，我们工作；饭菜冰凉了，我们才开始吃。久而久之，我就落下了胃病，那两位同学不知后果如何。

1958年，作者在北京外语学院学生会宣传部在工作。左一为柯忆。

反右、反右倾、批白专道路……各种政治运动在大学里如火如荼地展开，年轻人要求上进，紧跟领导意图。而反“右”的扩大化，伤害了多少有识之士，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也是历史的悲哀。幸而在后来有平反与甄别，亡羊补牢。

学工、学农、学军

柯忆：我从未参加过体力劳动。上大学后，去十三陵水库挑土，上山挖鱼鳞坑，下乡刨白薯、割麦子、挖河泥。

第一次担起担子，只有一筐底儿的土，担着还觉得很吃力，几天下来，压得肩肿了，扁担往肩上一放就疼。

第一次拿铁锨、铁镐，手掌打起血泡。

第一次拔麦子、捡麦穗、摘棉花，干半天，腰直不起来。

第一次挑水，扁担总是一边儿高、一边儿低，掌握不好平衡；水桶下到井里，浮在水面，打不起水来。经老乡调教，晃悠几下，才打上水，直到十冬腊月能在凌冰封沿的井边打水挑回老乡家。

在农村劳动，可以吃到极新鲜的粮食、蔬菜。当年收的新鲜玉米，碾碎成棒子渣儿，熬成粘粘的粥，那清香就甭提多好吃了！

1958年，法语系二年级二班的同学在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工地上。

周振东：在十三陵劳动时，我们传递石块，我旁边的同学没等我接好就松了手，石块重重地砸在我左脚小拇指上，红肿起来。我每天瘸着腿，忍着痛走路、干活，不敢报工伤事故，怕影响集体评先进。

柯忆：农民、工人、干部、学生和军队战士共40余万人，齐心合力，义务兴修水利建设十三陵水库。这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感天动地。我们北外的劳动大军取了“共产国际”的响亮名字。

一天，听到喇叭里传出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到工地来参加劳动、视察的消息，领袖和大家一起掘土垒坝！

在烈日下，和风沙、疲劳搏斗，我们唱道：

没等来年，40万志愿者大干了160天。在我们返校一个月后，1958年7月1日，我院师生二百多人敲锣打鼓，出发去参加十三陵水库落成典礼。

汽车飞驰，终于，熟悉的村庄出现了。沿着一个月前上工地的路，我们很快找着03线6、7、8号料台，我们的料台！抬头看去，雄伟的大坝耸立前方，毛主席题的五个大字：“十三陵水库”分外醒目。

昨日热火朝天的工地，现在是红旗招展的会场。彭真市长讲话并颁奖。狂欢开始了，无数彩色气球在炮竹声中冉冉升起。在夜幕中，彩灯像粒粒闪亮的珍珠，绣出威武的大坝。我们登上高处，放眼望去，可并行两部汽车的平坦坝顶、金光闪闪的纪念碑、广阔的湖底和正在兴建的湖心公园，让我们赞叹不已。阵阵乐声、串串礼炮声、五彩缤纷的焰火交织成节日的夜晚，欢腾的海洋。我以“欢腾的海洋”为题，在校报上写了一篇通讯。

1958年我们去安庄植树造林、挖鱼鳞坑。高唱：

柯忆：每次劳动我都负责编辑战地快报，常常熬夜，白天仍尽量参加劳动，争当五好战士。久而久之，练就了“夜猫子”的本领，晚上思路敏捷。仗着年轻，但有时也感头晕，脚踩棉花似的。

粮食是定量的：男同学每人每月30斤，女同学28斤。一次在龙凤减河挖河泥，偶尔打牙祭，除红烧肉外，男同学可以吃16两（老秤一斤）的白面馒头，女同学14两。男同学指望着女同学吃不了，匀给他们一点，谁知女同学眼睛不眨地竟全部顺利下肚！有位女同学偷偷地匀给她的男朋友一点儿，后来还做了检查，说，没有分给大家，是自私的表现！

军训时住在军营，半夜紧急集合夜行军，有人衣冠不整，有人两只脚穿到一条裤腿里，丑态百出。实弹射击，教官说轻轻扶着枪，我误解为一点力也不用，结果子弹打飞了，算集体成绩；第二次，我握紧枪，得了“良”，算个人成绩。对不住集体！

1958年，大跃进是最疯狂的时期，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为了创高产，我们挑灯夜战，深翻土地，挖地不只三尺，铲起的土高高地抛到头顶以上！年级办起造纸厂、活性炭厂。大炼钢铁时，我们挨家挨户收集废铁，炼出的钢上交后，不知是否加入国家钢的总产量——1070万吨中。学生不学习，不务正业。积极的一面是，热爱祖国、奋发图强的精神被激发起来了。

学院办的校刊《上游》、法语系党支部办的《红色战士》、文学社编的《跃进曲》是我常常投稿的地方。

校刊《上游》刊登的1958年7月16日晚中国共青团书记胡耀邦同志来外院对全校毕业生的讲话。

记得有一次，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给58届毕业班同学讲话，我连夜赶稿，清晨4时，我写完报道，先在校内广播，再登校刊。

看看我当时写的打油诗，就可看出我们激进的思想：

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

我们去天安门，参加“国庆”、“五一”庆祝活动。我们半夜起床，从海淀赶到城里，参加游行、联欢。

柯忆：记得第一次参加游行，下大雨，大家睁大眼睛向主席台上望去，太远了，什么也看不清。但是，大家满心欢喜，我还骄傲地给亲友写信：“我看到毛主席了！”

以后，每年都去游行、联欢。尤其是当老师后，与学生一起排字拼图举花，训练严格而艰苦，顶着烈日，盯着信号，动作规范，一丝不苟。功夫不负有心人，整体效果好极了：一会儿是庄严的国旗国徽；一会儿是翻腾的金色麦浪；一霎那变成“毛主席万岁”的巨型标语，一翻板成1949-19……金底红字或红底金字，蔚为壮观。真佩服发明者和总设计师。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有这样服从命令听指挥的队伍。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辉煌把这种成功推到极致！

周振东：我喜欢运动，初中时我是篮球校队队员；高中时，是学校1500米和3000米跑步冠军；到大学后，我再次成了学院篮球校队队员。我们班的篮球队虽不能说是打遍全校无敌手，但至少是名列前茅。

柯忆：一年级假期去跳伞。离开跳伞塔，人就直线往下掉。我赶紧拉一下开伞的绳，降落伞立即展开，下降速度随之放缓。我往下看，地上的房屋、车、人都像小人国，十分有趣。着陆时，最好的姿势是在指定地点往前蹲稳，我还往前冲！

我不仅参加院舞蹈队，还参加话剧组，排演曹禺的《雷雨》。老师让我跟着一位戏剧学院转学来的同学当导演，实际上我对《雷雨》认识浅薄，幸好主要演员演得很好，颇有专业水平。在院内演出成功后，老师让我带队到外交学院演出，也获得了成功。

大跃进时，我们人人争取通过体育劳卫制（劳动卫国制）和三级运动员。别的还好，我的臂力特差，手榴弹怎么也不听使唤，老是不能达标。同学们在旁为我呐喊助威，我总算凑凑合合过了关。通过三级运动员考核，是我和一位同学打羽毛球，三局两胜，我胜了她，就成了羽毛球三级运动员了。

不知是谁出的馊主意，全班要通过发电报考试！一到下课，除了去方便以外，全体同学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在一位同学的指导下，课堂上响起“嗒嗒得嗒”的声音，最后都通过了考试。

大学生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有时也是狂热的。

周振东：到外院后，我享受甲等助学金，每月领取16.5元，扣除12.5元伙食费，还剩4元零花钱。到了二年级，我连一本《简明法汉词典》都买不起，李廷揆老师送给我一本，我至今仍保存着。

柯忆：学校设有回民灶，菜往往吃不完，厨师就把炒鸡蛋等多余的菜分给其他同学。三年困难时期，想到那半脸盆儿金灿灿的炒鸡蛋，总是唏嘘不已。

好了，本文到此结束，如果可以帮助到大家，还望关注本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