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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德语,百年同济医院历史发展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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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德语,百年同济医院历史发展小计

对一个武汉人来说,一般遇到小病会就近去周边的医院;而一旦遇到较为严重的病痛,其第一选择就是去协和医院,或者就是去同济医院

而对于武汉周边的地市以及华中各省市的人民来说,依托华科大同济医学院的同济医院似乎更深入人心,以至于每天在同济医院如潮的就医人群中,你能听到来自五湖四海的方言,但却很难听到武汉本地的口音。而这并不是因为去同济医院看病的武汉人太少,而是因为去同济医院看病的人太多了......

作为一个武汉人,无论自己还是身边人,几乎都与同济有过或多或少的交集。

2015年10月,武汉市硚口区政府明确提出建设“环同济健康城”。规划中的“环同济健康城”将以同济医院同济医学院为核心,在东至青年路、南至中山大道、西至宝丰路、北至建设大道的区域范围内,探索建立健康服务业体系。规划中将建立包括高端医疗中心、医技研发中心、健康金融中心、特色服务中心等四大功能中心,总投资将超过150亿元。

类似这样以一座医院、一座医科大学为核心的医疗健康城规划,放眼全国也极其少见。那为什么同济医院以及同济医学院能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可以成为硚口区政府规划建设的重点核心?仅仅只是因为每天同济医院门口前的车水马龙?还是因为同济医学院的来自世界各地各色皮肤的殷殷学子?这些说服力好像并不足够。

或许我们应该回到同济医院背后的校园,读一下静静肃立在那里的宝隆塑像、裘法祖塑像下的铭文内容,回味一下“格物穷理,同舟共济”的同济医院院训,回望一下百年同济的沧桑历史,或许我们能找到合适的答案。

“同济”二字寓意“同舟共济”,也是“Deutsche”(德意志、德文)的谐音,同时也就有了“人们遇到困难时相互帮助”和“体现中德合作精神”的诠释。

1870年普法战争后,德国经济、科技迅速发展,医学技术亦处于世界前列。1892年8月13日,德国驻香港领事布德勒尔建议德国首相卡普里维派一些德国医生到中国。在这一背景下,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ErichPaulun)与同在上海的几名德国医生组成“德医公会”,希望以此为基础创建一所纯医疗学术性事业的现代医院,并多方争取德国政府及清政府的支持。

十九世纪后期,西学东渐,西方近代各种学术上的新成果涌入中国,中国人对西学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斥转变到逐渐接受,清王朝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学习并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西方医学作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开始传入中国。早期的医院基本为西方国家教会所办,医教合一,传教是行医的主要目的。

1900年,以“同济”为院名的中国第一家无教会背景的西医医院诞生,德国医生宝隆任院长。

宝隆认为:要办好同济医院,必须建一所培养中国医生的学校。1907年,在中德各持下,宝隆以同济医院为基础创建了上海德文医学堂,仿效德国医科大学分设前后期的制度,分为医预科(两年)和医正科(三年),此前先修德文科三年。

1908年,上海德文医学堂更名为上海同济德文医学堂。同济医院始终作为教学医院承担医正科学生课堂教学及临床实习任务。

1909年3月,宝隆因感染伤寒而后并发肾出血去世。为了纪念他创办医院和医学堂的功绩,同济医院更名为“宝隆医院”。

医院从事临床工作的医师和负责人早期主要是德医公会会员和从德国聘请的医生。同济德文医学堂有了中国毕业生以后,部分毕业生开始留院工作。

1912年,同济德文医学堂增设工科,改名为同济德文医工学堂;1917年更名为同济医工学校;1924年由华人自办成为私立同济大学;1927年由民国政府收归国有,改为国立同济大学。宝隆医院为德产,未受学校更迭影响。

医院经过数次扩建,至1927年宝隆医院已建成A、B、C、D、E四面合围的5座楼房,中间为长方形庭院。医院拥有蔡司公司的显微镜20架、西门子公司的X线诊断机以及电气治疗设备如高山太阳灯等。

宝隆医院时期,先后有36位德国教授任职医正科教学及医疗工作,不少医正科教授同时也是医院临床科室负责人,且多是德国医界的知名或著名专家。1930年,同济医科正式改名为同济大学医学院,柏德任医学院院长兼宝隆医院院长。

1915年,德国教育部正式承认同济医科毕业生与德国国内医科大学水平相当。1912到1937年,经宝隆医院实习毕业学生达395人。

同济医学院被誉为中国现代医师的摇篮,为新中国的医药卫生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曾经很多早期的经典医药教学丛书都出自同济医学院的教授们之手。特别是同济医学院德系背景,严谨地工匠精神培养了中国外科鼻祖裘法祖院士,也让同济医学院成为中国外科大夫们学习和朝圣的地方。

宝隆医院创办之初就以纯粹的医疗、学术事业为目标,不靠教会做背景以德国传统的求实、严谨的气质从事医疗、教学工作。因此,医院极为注重学术活动,学术气氛十分浓厚。

1912年,医院即设有病理、卫生、药理、细菌四大学馆等医学研究机构。梁伯强、韩法周30年代分别在病理学馆和药理学馆任副教授。宝隆医院规定总住院医师晋升主治医师,必须提交一篇科研论文。

1912年,在国内医院率先设立图书室,并一直延续至今。

1925年德英文藏书已达5000册,专门医学刊物20余种。据日本同仁会1931年《上海医药界之现状》记录:“该医院图书室藏书之多,在中国医学界尚未见到能与它相抗衡的图书馆”。

1925年10月,内科教授费尼熙和生理学教授史图博等创办了《同济医学月刊》,开创中外医学交流之先河。

1931年又发行《同济医学季刊》,中德两国文字对照编印,两刊曾一度并行出版,由宝隆医院在国内外连续发行13年,抗日战争前夕停办(1940年上海德国医学院亦按《同济医学季刊》内容和形式出版《医学与文化》杂志,于1945年停刊)。

1912年,宝隆医院建立病理研究馆,至1927年已发展成为远东地区的病理研究中心,上海、广州、汉口及德、奥、俄、美、菲律宾等国将疑难材料寄来检查(会诊),研究院设有实验室、储藏室、洗涤室、解剖室、标本室,储存有各种器官病理标本千余具、显微镜标本万余种。欧本海《在上海剖验一百具华人尸体之所得》、梁伯强《中国人之血型与地理关系》、海涅《在欧洲癌瘤研究之历史》等一批有影响的论文发表在中、德医学刊物上,开中国病理学研究之先河。

宝隆医院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成为中外人士所瞩目的现代医院。1931年出版的《上海医药界之现状》一书如此评介当时的宝隆医院:“通过该项事业,已充分发扬了德国医学的优点。该院不但获得了上海和长江流域的好评,而且还引起了中国各阶层的注目”,“籍此一举德国传统的医学已在中国国土上占据了重要位置,可以预期今后德国医学将会因此牢固扎根于中国”。

由于宝隆医院属德国人管理,即是在当年白色恐怖下,也无人盘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经常在此传递情报。方志敏烈士在狱中撰写的《可爱的中国》的手稿就是从这里辗转送到中共中央。此外,中共中央和新四军的负责人也常在宝隆医院治疗伤病。据准确资料,当时中共主要负责人瞿秋白以及我党有名的陈赓和程子华将军都曾由组织安排在宝隆医院治疗。被誉为“中国红色卫生事业奠基人”,两次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的钱信忠回忆说:“我考入同济大学附属宝隆医院。在上海宝隆医院3年多的奋斗使自己学有所成。这里的确是一个能激励学习的场所……。在这里,不仅使我的文化知识、医学理论、外文等得到了空前提高,而且医学基础知识、临床经验和技能积累也比较厚实,这是我个人生涯的第一个里程碑。”

宝隆医院逐步成为上海声名卓著、独具德国医学传统的西医医院和现代医学人才培养的摇篮,并成为中德医学文化交流最早的桥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宝隆医院医后期师生随同济大学医学院撤离上海内迁,辗转于浙、赣、湘、粤、桂、滇、川七省,跋涉数千里,于1940年秋迁至四川李庄、宜宾,,期间曾短暂迁徙至越南河内。德籍教授于途中陆续返回上海宝隆医院,并开设德国医学院。1946年11月,中国师生返回上海,接收由中美合作所控制的中美医院(宝隆医院),1951年更名为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937-1945年,同济医院、同济大学西迁图

1937年,同济大学由吴淞迁至上海市内,在戈登路(今江宁路)玉佛寺附近一家民房内建立了红十字会临时伤员医院,设120张病房,专门收治湘沪前线的受伤士兵和南京路上被炸伤的市民。在金华,医院一批青年医生组成南京军医署第五重伤医院,前往苏州救死扶伤;81名师生组成中国红十字会第一重伤医院及若干个医疗救护小组沿浙赣线,分散为抗战受伤将士服务。

1937年被日军飞机炸毁的同济校舍

同济师生西迁期间,沿途坚持教学和医疗救助。1937年12月,同济师生与其他学校一些师生在浙江金华参加抗战救亡工作。

1938年4月8日,同济大学医学院和第五重伤医院合办的诊疗所在江西吉安开诊,服务当地病人,并未后期学生提供临床实习教学,开创了中国人自办实习医院的先例。外科主任黄榕增、教授章元瑾等主持外科医疗教学工作,这是医院历史上首批由中国人组成的外科技术队伍

1939年春,医学院迁至云南昆明,医院设在昆明翠湖南路4号赵公祠。1940年冬天,由于日军不断侵扰昆明,医院随同济大学再次迁至四川宜宾李庄镇。远离前线的战火纷飞,李庄以一纸电文“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迎来同济大学,这里也成为了抗战后方的学术重镇。10月,同济医学院师生先期到达李庄镇。李庄有不少庙宇,“九宫十八庙”成为当时同济师生们上课生活的地方,医学院医前期教学就设在祖师殿。

随后,为便于医院为民众服务同时让医学院后期学生进行各种临床实习,师生们在宜宾选址开始建设实习医院。同济人共在此开设两处门诊、两处住院部。宜宾西郊苗圃、西郊花园开设医院第一住院部、第二住院部,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和五官科、皮肤科、精神科;两处共约100张床位;在宜宾保安路警察局开设医院第一门诊部;在女学街女中对面四合院开设医院第二门诊部。

同济医院迁至江西赣州时,除史图博(H.Stübel)外其余德国教授全部返回上海,意味着德国人放弃了同济医院的管理权。同济医学院在宜宾时只有教师45人,其中教授13人,副教授1人,多数是同济自身培养出来的中国教师和医师。正是由这些中国人,开始了对同济医学院及附设医院全新的管理,为中国培养了众多的医学精英。

医院在宜宾时间也称为“医学后期”,但在社会服务及与其他单位往来中使用“同大附院”或“同济医院”之名。宜宾的五年八个月,同济附设医院作为教学医院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医学人才,在校学生包括医学院前期学生共800余人,其中189名医学生在宜宾毕业,并从这里走向全国,成为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的骨干和栋梁。此外,在宜宾期间,同济还恢复了高级护士职业学校,专设助产护士班,还在中国首创“高级医事检验职业科”,即同济医学院医事检验学校。

1944年冬天,抗战胜利前夕,穷途末路的日军孤注一掷,四川震动,国家告急。在此危局下,国民政府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动员口号,号召大中专知识青年投笔从戎,组建青年远征军担负驱逐敌寇收复失地的重责。同济报名从军的男女同学近700人,约占在校学生三分之一,创造了全国高校参军报名的纪录。

1944年冬部分志愿从军学生在同济大学校门前合影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抗战胜利当天,同济医院在《戎州日报》上登载启示,8月11日至13日,为当地居民免费义诊3天,欢庆抗战胜利!

1937年11月,同济大学医学院医后期在浙江金华复课,柏德辞去医学院院长职务,返回上海继续担任宝隆医院院长和外科主任。医学院继续内迁至江西赣州时,德籍教授绝大多数取道香港返回宝隆医院。

柏德与原药理学馆主任欧特教授在上海石门一路82号开设德国医学院,每年招生25人,宝隆医院仍为教学医院。

1945年5月,德国战败头像,德国医学院宣布停办,学生后转入同济大学医学院相应年级。宝隆医院被日军接管并改名为日本陆军医院。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日军撤离医院。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美合作所接受美国107舰队设在日本冲绳岛海军医院包括600张病床在内的全部设备器材,并征借宝隆医院筹办医院,于1946年6月正式开诊,定名为“中美医院”。

同济大学返沪后,经教育部长朱家骅面陈蒋介石确认“该宝隆医院原址系同济大学实习医院......该项房屋应交还同济大学”后,同济大学于中美合作所就移交达成协议。

1946年11月28日,同济大学派梁舒文接受中美医院并担任院长,仍沿用中美医院院名。原中美医院医生、科主任全部离院,行政人员大部分离职。同济人开始自行管理、建设新型医院。

1947年,林竞成担任中美医院院长,聘任大批毕业于德、英、美、日等过的医学界翘楚来院担任各科负责人,建立以中国人为主的雄厚技术队伍,计有教授20人,副教授10人,科室设置逐步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中美医院参照美式管理,设置院务委员会、医务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实习医师教育委员会、药局管理委员会等。同时编辑《院务手册》,各科制订“诊疗常规”、“护理常规”,建立“病史书写及管理”制度,开始实行“总住院医师”制度。

中美医院普外科当时已能开战全麻下胃切除术、甲状腺亚全切除术、脾切除术、直肠癌根治术等,并予以规范、普及和推广,使这些熟手成为常规术式,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1951年后裘法祖教授在我国首先开展并报告了胆总管十二指肠吻合术治疗胆石症。

1948年,谢毓晋、金问淇、过晋源、裘法祖、陈任等创办了深受读者欢迎的《大众医学》,开创了我国医学科普传播之先河。此后,又相继编写了一系列通俗易懂、传播医学知识的科普读物。

近二十年的岁月蹉跎,同济人不断积聚力量,摸索前行,爱国报国,矢志不渝,开创了中国人自行建设、管理医院的历史局面。

上海解放前夕,医院已有地下党员十多名,在中共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进步医务人员和职工积极参加救护队和人民保安队,日夜守护,参与护院护校,防止破坏,确保了医院财产安全。

1949年5月7日,全院职工和上海市人民一起欢庆解放,中美医院派出屠开元教授带领医师到九兵团20军医院协助医治伤员,并在同孚路82号(原德国医学院旧址)开设解放军伤员病房。

1949年6月25日,上海市军管会接管同济大学。

1950年,院长林竞城出席全国首届卫生工作会议,参与讨论制订国家卫生工作方针,在怀仁堂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1951年5月25日,“中美医院”更名为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949年8月,根据华东卫生部要求,中美医院派出邵丙扬等等多人先后调查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感染血吸虫病的情况。其后华东卫生部高度重视,随即抽调上海1260名医务人员组成血防大队,邵丙扬任大队长。同济大学医学院暨中美医院组成太仓中队,下设四个分队共计262人,开创了空前规模的防治血吸虫病运动,在中国医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中美医院血防大队历时三个月,检查9336人,治疗4665人,并在国内率先开展“锑剂三日疗法”。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全国掀起了抗美援朝运动。上海医务界成立了上海志愿医疗手术对支援前线,中美医院113人组成了抗美援朝第一手术大队,1951年2月3日到达长春军医大学(后为白求恩医科大学),每天冲压滤江边收治伤病员。同时以医带教,帮助长春军医大学培养医学人才,建立骨库解决了战伤修复植骨难题。同时建立了外科常规制度、医生查房制度、总住院医生制度等,开展骨科、腹部外科、脑外科、额面外科手术等。

1951年8月8日,中美医院组织了第二批医疗队,称为上海市志愿医疗手术队第六大队,洪宝源担任大队长,屠开元等参加了此批医疗队。

1949年全国解放,作为中南地区最高行政机构的军政委员会首先考虑的是尽快恢复当地的经济建设和保障人民的生活与健康。中南地区包括湘、粤、桂、豫、赣6省,人口一亿四千万,是全国人口最多的行政区,但医药卫生条件非常落后,远不能适应本区经济发展和亿万民众的需求,尤其中心城市武汉,不仅规模型的医院极少,而且医学人才十分缺乏。于是,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向中央政务院要求:将医药卫生发达地区上海的一所医学院校包括附属医院内迁武汉。

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及附属中美医院迁往武汉。这是应中南军政委员会的要求,并经华东军政委员会研究后做出的新中国的首个关于高校及医疗卫生单位成建制跨区调整部署,因而得到教育部、卫生部和华东、中南两地军政负责人的高度重视。国际、国内颇具名气的同济大学医学院和已有50年建院历史的附属中美医院(1951年恢复同济医院名)从上海迁驻汉口荒废的昔日华商跑马场另建新院,从酝酿到完成动迁历时5年。

1950年4月19日,华东教育部召集同济大学校务委员会全体成员,包括校长夏坚白、医学院院长唐哲、同济医院院长林竟成传达政务院决定。翌日,唐守愚副部长到同济大学口头宣布中央决定:同济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医院迁武汉。这一消息即刻在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据林竟成教授后来回忆:同济的大多数教职员工不理解决定的目的与意义,不仅领导层中有不同意见,而且教授中的多数不支持搬迁。

同济大学教师对迁校问题的反应引起中央教育部的高度重视,1950年7月12日专门下达《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同济大学迁校问题的决定》。文件指出:“同济大学医学院包括附属医院迁往武汉是符合国家需要和同济本身的发展利益的,但这一正确原则的执行需要取得师生极大多数的同意,在条件没有具备以前,需要等待和进行说服工作。学校迁移的实际进行,应在学校方面及中南军政委员会对于各项有关问题有充分准备之后妥为实施”。

1950年6月,同济大学医学院迁校(至武汉)委员会成立,开始着手医学院及医院的迁移工作。委员会派出代表团从1950年5月26日至6月5日在汉考察11天,前5天参观访问和社会调查,主要是中南、重点是武汉地区的卫生、教育状况;武汉市的经济发展、居民生活状况,衣食住行,物价水平,与社会各界作广泛交流。当时,武汉市居民1008195人。全市有公立医院3所(2所市立医院、1所传染病院)。

代表团在于中南军政委员会的负责同志的坦诚交谈中得知:武汉在三五年内一定要发展成为现代化的都市,第一步的计划是人口由一百万增加到三百万,第二步增至五百万,最后的目标要发展至一千万。武汉市政府正在设计大规模的市政建设,横跨长江联系武汉的大铁桥正在测量;中南区要大力发展工业,如铜、钨、锑、锡等采矿工业;铁路方面正拟修筑襄花,川汉等铁路。所以,武汉市的繁荣发展,具有充分的条件,中南的卫生建设,亦将配合着全区的经济建设而有极大发展。作为中南地区中心的武汉亟须大量培植医学人才,全面展开卫生建设。同济内迁将与武大医学院合作,目的即在稳步发展,达到能共同肩负起领导全中南医药建设的任务。

同济医科教职员工迁汉后的生活也是代表团关注的问题,他们或徜徉于大街,或行走于小巷。亲眼看到了武汉市街整洁,颇具现代化都市之规模,主要街道都为柏油马路,日间市容虽不及上海熙攘繁华,但夜市至十一时前还很热闹。物资丰富,除少数工业日用品外,物价平均比上海低。实在的数据,打消了一些人担心迁移来汉后会降低生活水平的顾虑。

从5月29日起,连续4天的会谈,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武汉大学医学院和同济大学医学院及附属中美医院的负责人及代表们很快就同济迁移武汉达成共识并形成决议。

1951年9月同济大学医学院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在武汉组建“中南同济医学院”,后更名为“武汉医学院”。1955年,同济医院整体迁至武汉,更名为“武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医院迁移的首要任务是加速完成建筑一期工程即容500张病床的住院部大楼,新医院选址择定汉口北原华商跑马场为医事中心建设基地和1000张床位的附属医院,占地面积约420亩,计30万平方米。

早在1951年8月,院长林竟成从东北抗美援朝救护前线归来后,即着手研究武汉医院的建筑问题,与医学院唐哲院长商定请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冯纪忠主持设计,他拿出自己早年保存的从美国、德国收集来的多家医院建筑设计图供冯教授参考,又亲自带队考察了北京、上海、大连等地的数十家医院建筑。最终,参照德国的一份图案,结合各临床和医技科室需求绘制出一张四翼形医院建筑图形,即人们所说“飞机大楼”,也被誉为“东亚第一楼”。

新医院1953年5月动工兴建,面临汉口解放大道,占地面积约95904平方米,住院部大楼1000张床位,首期500张(实际投入600张)。全部工程设计由冯纪忠先生领导的群安事务所承担,中南建筑公司武汉第二公司承建,工程师项学汉负责工程监造,林竟成作为项目负责人,将上海同济医院的管理委托给副院长,自己吃住工地,夜以继日。1955年春,医院一期工程竣工,外部形体简洁美观、内部空间组织功能实用便捷,成为我国医院的“典范型建筑”,被誉为“中国现代医院建筑的开端”,国际著名的Sir.BanisterFletcher(弗莱彻建筑史)第20版将其收录。

同济医院迁至武汉后,优秀的医学人才、先进的医院管理、精湛的医疗技术由此输送到中南地区,充分发挥了中心、示范、辐射作用。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开放成为主旋律,推进发展成为主基调。伴随着改革大潮的风起云涌,同济医院步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医疗、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各项工作蓬勃发展。

1989年,同济医院升级为副厅级单位。

1981年至1996年,医院党委分别召开了医院第三届至第七届党员代表大会,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拨乱反正恢复秩序,改善知识分子工作和生活条件。

1997年,时任党委书记、院长的黄光英主持在国内医疗机构率先开展“全成本核算”改革,《人民日报》予以重点报道。

1978年,医院正式成立科研科,一系列科研机构相继建立。此后召开了多次科研工作专题会议,实施了一系列激励措施,有效地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科研热情。

1979年,器官移植研究所经过卫生部批复于同济医院成立,1986年成为卫生部首批重点实验室,1989年普外-器官移植入选首批国家重点学科,是中国最早成立,也是国内最大的从事器官移植研究的综合性服务与医疗机构。

1983年,王泰仪教授等研制成功“纯钢玉-金属复合人工关节”,它是我国人工关节置换领域的主要开创者之一。

1986年成立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李鸣真、叶望云等首次揭示了中医“清热解毒”原理,即中药直接破坏毒素并保护组织细胞器,间接对抗毒素的综合效应。

呼吸内科实验室对农村人口进行普查、诊断、治疗、干预,开展了长达20年的农民肺、慢阻肺及肺动脉高压测定等研究。1992年,成为卫生部重点实验室。

改革开放后的同济医学院也逐步进入正轨,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并获得首批医学博士授予点。1988年在全国首批开展七年制教学,并在原国家教委组织的教学评估中获得综合第一名。

1985年,原同济医科大学在同济医学院成立医学二系,1992年改为第二临床学院。逐步形成了以本科生、七年制、研究生教育为主,专科生、进修生为辅的教学体系。

1986年,由外科开始,各临床科室向专科化发展,1987年建立专家门诊。1990年起,年门诊量连续十年突破百万次。

1991年12月,武汉发生特大车祸,45名伤员经同济医院全力抢救,全部脱离生命危险。湖北省卫生厅向医院颁发旌旗。

80年代,同济医院以心电向量图为代表的心功能检测在全国率先形成完善体系。

1987年,心胸外科开展了华中地区首例冠脉搭桥手术。

1995年,全国首例腹腔镜配子输卵管移植女婴在同济医院诞生。

1998年,华中地区首家细菌耐药性监测网在同济医院成立。

1991年,同济医院成为全国首批分级管理试点单位,1992年12月在湖北省首家通过国家三级甲等医院评审。

1999年,同济医院被评为全国百佳医院。

改革开放以后,同济医院的医疗基本设施建设不断加强。

历史上的同济医院与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有着较深的渊源。改革开放后,同济医院迅速成为中国医疗卫生领域对外学习与交流的窗口。

1979年,过晋源作为中国医学代表团成员访问日本。

1980年,同济医院宋名通作为团长的中国首个赴民主德国医学代表团与该国专家进行学术交流。

1980年,同济医学院重新招收六年制德语班。

1981年,同济医学院开始接受短期交流外籍学生临床实践教学;1990年起承担“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的留学生临床教学任务。

1982年,金士翱作为我国与联邦德国建交十年后排出的第一个医生代表团成员访问该国。

1987年,联邦德国驻华大使和同济医院创始人宝隆的女儿参加同济医院外科大楼奠基典礼。

1989年起,同济医院连续五次被认定为世界卫生组织康复培训研究与合作中心,多年来培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专业骨干康复医师。

1991年,同济医院与前苏联莫斯科市立15医院签定院际交流协议。

1994年,首届中德心胸外科学和麻醉学学术研究研讨会在同济医院召开。

1994年,同济医院与德国巴姆贝克医院签定合作协议。

1995年,苏丹总统巴希尔访问同济医院。

1996年,德国驻华大使访问同济医院。

得益于科研基地和人才优势,改革开放后的同济医院不仅在管理上领先于全国,在各类科研、临床研究领域也不断获得卫生部国家级各类科技进步奖,同时也在各类临床医疗上保持领先地位。而建国后的武汉在人口、交通、工业、科研、教育均取得了长足发展,其地处华中核心位置的优势和辐射周边的能力不断增强。1955年迁址武汉的同济医学院和同济医院与武汉荣辱与共,相得益彰。

2000年5月,根据教育部关于华中理工大学、同济医科大学、武汉城建学院等合并的意见,组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更名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依托华中科技大学强大的综合实力,同济医院以创建国际一流医院为发展目标,医院站在了新世纪、新腾飞的起点上。

2000年10月28日,同济医院举行隆重的建院100周年庆祝大会,院长陈安民在国内率先提出“力争有20年左右的时间,将同济医院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现代化综合性大医院”的战略发展目标。

2010年,同济医院落实卫生部医改精神,组建了武汉城市圈同济医院联盟。2011年成功托管咸宁中心医院,2014年成功托管黄州区人民医院。

2012年,同济医院成为亚洲首家通过德国KTQ质量认证的中国医院,标志着同济医院的管理水平和运行状态达到了德国先进医院标准,也是同济创建国际一流医院的重要成果。

2000年至2012年,同济医院总计获得各类课题2665项,经费6.1234亿元,发表国内外论文总数21639篇,其中论文1498篇,影响因子最高达32分。2004年至2007年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数连续4年排名全国第二。

2000年以来,同济医院以全球视野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至2012年总计约2130位国外专家来院访问,进行学术交流。医院于2006年成为中德-德中医学协会理事长单位,在我国对德医学交流合作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枢纽和平台作用。

2006年,同济医院分别与德国汉诺威医科大学、德国德尔门霍斯特医院签署合作协议。

2007年,中德-德中医学协会联合年会暨首届中德医院管理高层论坛召开。

2007年、2008年,德国卫生部常务副部长施罗德、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访问同济医院。

2006年至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官员、非洲17国医疗卫生代表团访问同济医院多次访问同济医院。

2008年,与俄罗斯莫斯科卫生局第一医学院签署合作协议。

2009年,与美国芝加哥儿童医学中心签署合作协议。

2010年,同济医院举行建院110周边庆典,德国、美国、法国驻华使领馆官员,来自十二个国家的134名国际知名医学专家及各兄弟友好单位1000多人参加大会。期间举办了85场高水平学术会议。

2011年,中德医学协会理事长、同济医院院长陈安民率国内43家医院院长赴德国柏林参加中德-德中医学协会年会。

2011年,中德灾难医学研究所成立。

2011年,与法国波尔多大学医院签署合作协议。

2011年,与巴西圣保罗波多卡大学医院签署合作协议。

2012年,中德临床药物实验中心成立。

2012年,普通外科、泌尿外科分别通过英国皇家爱丁堡外科学院培训基地认证。

2000年以来,同济医院先后建成了外科二号楼、内科大楼,实时开展两期迁居工程,腾出发展用地并建成了新外科大楼,在孝感设立科技产业园区、在汉南建立教育园区、在蔡甸设立同济医院分院,为国际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2002年,建成新内科大楼;2004年,建成“外科二号楼”;2009年,同济医院专家楼迁居至“同馨花园”。

2012年4月28日,高24层,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集现代化、智能化、数字化、人性化于一体的10万平米的新外科大楼正式启用。德国设计师科索按德国风俗向陈安民院长赠送大楼“金钥匙”。大楼实际开放病床1590张,设有29间现代化手术室。

2019年2月2日,总投资3亿元,占地面积1437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为103707平方米的25层高并有2层地下车库的同济医院内科综合大楼正式启用。大楼位于同济医院汉口本部行政楼旁,分南北两翼,北翼为内科病房及检查治疗功能区,南翼为综合医疗科病房和特需门诊。

同济汉口本部内科综合大楼的正式启用,是同济医院第三次创业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极大地提升了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

2019年2月同济医院汉口本部新启用的内科综合大楼

2015年10月28日,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正式启用,院区总体规划36万平方米,一期启用的综合医疗楼建筑面积达18.4万平方米,62个临床医技科室俱全,设置病床1000张,日门诊可接待3000人次,并建有3000多个停车位。

2013年7月23日正式破土动工,2015年10月8日医务人员进驻。一座现代化医院在光谷拔地而起,仅用时两年三个月,建设进程之快被誉为“光谷中的光谷速度”。

光谷院区的设计突出以人为本理念,一条长达180米的“医疗街”贯穿院区南北,将门急诊、医技楼和南北两座10层高的住院楼连接起来,更加方便患者就医。

光谷院区与同济医院本部实行一体化管理,同济医院近60名教授、600余位专家,每周至少有一个单元时间在光谷院区看门诊“专家号”。在光谷院区就诊的人群中,不仅有光谷及武昌地区的市民,还有约一半病患来自黄石、鄂州等周边城市。

2015年9月同济医院光谷院区鸟瞰,可见周边的停车场、人工湖、绿化都还在建设中

2018年同济医院光谷院区鸟瞰,一座花园式的医院已经完成

2018年10月24日,东湖高新区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签约,在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用地范围内合作共建儿童医院和国际医疗部项目,项目当日奠基,预计2020年建成投用。

儿童医院暂定名“光谷同济儿童医院”,设计床位800张,是目前同济医院儿科床位数量的约2.5倍。医院同时作为“同济——海德堡儿童医院”合作项目。光谷同济儿童医院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地下一层,地上十层,以同济医院儿科为技术及人员班底组建,与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共享医学检验、影像等医技设施设备,建成后将成为同济医院儿科发展的主阵地。

国际医疗部暂定名为“同济医院光谷国际医疗部”,建筑面积约12000平方米,按照国际一流水平建设,配置国际高端医疗设备,为外籍人士、企业高管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

2017年,光谷实有人口已突破168万人,平均年龄年龄30岁左右,是名副其实的“青年之城”。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光谷将长期保持生育高峰,2017年,东湖高新区的人口出生率为达到千分之21.15,不仅为全市最高,而且超过全市平均水平近10个点,产科及儿科医疗需求更加旺盛。光谷同济儿童医院的的落地,正当其时。

该项目旨在完善东湖高新区城市功能配套,进一步提升光谷投资发展环境和国际化水平,是2018武汉市和东湖高新区“十件实事”之一。

光谷同济儿童医院规划效果图,同济光谷院区的“另一半”也要补齐了

2016年10月27日,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在武汉市蔡甸区正式启用。中法新城院区地处武汉西大门,位于中法生态示范城的核心地带,。院区大楼由德国设计师科索先生设计,院区规划总面积185亩,总建筑面积15万㎡,设置床位1000张,规划日门诊量3000人次。该院区以肿瘤、儿科、急救医学为特色,同光谷院区一样,实行“一体化管理、同品质医疗”,所有教授、专家及医务人员均从主院区选派并定期轮岗,所有检查设备和项目与主院区一致。

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正式启用,改变了蔡甸区及其周边地区没有大型的三级甲等医院,医疗资源配置不足的现状,对于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改善中法生态新城投资环境,促进中法生态示范城的建设都将意义重大。

2016年10月,一位因交通事故受严重创伤的患者由空中救援直升机从咸宁转至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

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和中法新城院区的相继建成和启用,使同济医院“一体两翼”、三个院区相互配合、协调发展、交相辉映的战略格局正式形成。

同济医院已在武汉三镇完成布局,还将继续发展和完善医疗配套,全力支持武汉的经济建设

2019年,鸟瞰同济医院汉口院区,新建成的内科综合楼十分醒目

一所百年老院,沉淀着物茂风华;一个新的世纪,激荡着意气风发。沐浴着新世纪的曙光,百年同济绽将放出无尽的光彩。在未来,立足大武汉这座医疗资源丰富的“中部医都”,同济医院将不断推进科研、教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医院管理等各项工作,将继续践行健康中国战略,为最终实现建成国际一流医院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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