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森说德语，我的父亲司马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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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司马文森与英国翻译家约瑟夫·卡尔玛

2、上世纪初中国已出版了大量外国作家的译作，但中国作家及作品，还有中国的社会状况则很少被介绍到国外。人们知道斯诺的《西行漫记》、美国记者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却很少人知道书畅销、名寂寞的英国翻译家约瑟夫·卡尔玛曾和我的父亲司马文森推动文化交流，将中国的文学作品介绍到国外。历史可以被淡忘、被尘封，但它不会消失。不经意回眸，历史的印记就在那儿，熠熠生辉。

3、1947年，司马文森在香港《中国文摘》英文版第1卷第7期发表了《新中国的小说家及其作品》等文章，引起英国翻译家约瑟夫·卡尔玛的关注。他的译作包括汉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英语、德语、捷克语的作品。约瑟夫·卡尔玛开始联系父亲，想将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德文等，介绍到外国。父亲将两人来往的信件集成《七月书简》发表在《文艺生活》新16期，将搜集到的解放区、大后方作家的作品分多次邮寄给在伦敦的卡尔玛，其中包括卡尔玛提到的父亲的作品《雨季》、《人的希望》、《危城记》。

4、约瑟夫·卡尔玛是少数大量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人，他翻译了鲁迅、毛泽东、郭沫若、茅盾、赵树理、萧乾、司马文森等的作品。尽管他知道要在英国出版中国作家的书不易——因为纸张缺乏，英国人首先考虑出版本国作家的书。但卡尔玛认为，未来世界应该是具有一种国际精神的世界，“他不只求对一种语言及其文学有尽可能多的认识，他还研究该国家的历史及社会政治状况，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翻译的中国作品上。”（凯泽《忘与亡：奥地利汉学史》）

5、卡尔玛对父亲的协助感到满意，父亲在回信中这样写道：“让我们握手，为了全世界进步的民主的文化！”

6、《文艺生活》月刊是抗战时期的重要文艺期刊，在桂林创刊。时逢《文艺阵地》、《抗战文艺》等被迫停刊，《文艺生活》成为皖南事变后荒凉而冷漠的文艺园地之中的一株劲草，并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文艺阵线。司马文森是《文艺生活》的主编。1941年6月22日，苏联卫国战争爆发。9月15日，《文艺生活》创刊，司马文森随即组稿，于11月15日第三期刊登《德苏战争特辑》；第四期刊登声援苏联卫国战争的一组文章“寄慰苏联战士”。

7、《文艺生活》还刊登了日本反战同盟会长鹿地亘的文章《鲁迅魂》，以及一批对日本侵略者的揭露和控诉文章，引起强烈的反响。桂林版《文艺生活》出版3卷18期后于1943年被国民党限令停刊。

8、1946年1月，在文艺界友人的支持下，《文艺生活》在广州复刊。因主张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6月被国民党查封，转香港复刊。司马文森于1947年1月发起“文艺生活社”社员运动，邀请郭沫若、冯乃超、夏衍、邵荃麟、欧阳予倩、周钢鸣、茅盾、陈残云等主讲当时文艺诸问题，最轰动的是郭沫若先生主讲的“人民第一，民主第一”和茅盾先生的“访苏见闻”，听众达300多人。还举行作品朗诵会、研究会、写作座谈会，组织“文生社”社员到长洲渔区探访，对人民生活、民俗调查研究……司马文森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扶植，留下的影响是深远的。在今年4月20日举办的“著名作家、外交家司马文森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来自新加坡的国际知名华文文学代表作家、文学评论家骆明指出，司马文森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先驱人”、“点灯人”。这是一句很有分量的话。1948年，柳亚子先生祝贺“文生社”开展社员运动一周年时题词《文化扶余》：伟亦文生社，扶余霸业同。文章推司马，意气属元龙。民众翻身起，幼小革命雄。青年能韧造，影响到无穷。

9、《南洋淘金记》与香港《文汇报》

10、《南洋淘金记》是司马文森的代表作之一，创作于1948年9月9日香港《文汇报》创刊之际。从《文汇报》创刊的第二天9月10日起连载8个月，到1949年5月16日，30万字，一气呵成。《南洋淘金记》1949年12月由香港大众图书公司出单行本，是新章回体长篇通俗小说，名画家黄永玉先生作60幅精彩插图，1950年再版，198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第三版。曾被评为香港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行榜第5名。

11、香港《文汇报》创刊的时候，有三四十种反动报刊在香港出版，进步报纸只有《华商报》等两三种，且《华商报》很快于1949年10月15日迁回广州，改版为《南方日报》。《文汇报》同仁以一当十进行艰巨的文化斗争，当时，柯灵先生编辑《文汇报》的《社会大学》栏目，邀司马文森为该栏目写一个长篇通俗小说。父亲以何汉章为笔名创作了《南洋淘金记》，书中有对华侨祖先辛苦拓荒的血泪记载，有“番客婆”海外寻夫的动人描写，有菲律宾华侨社会形形色色的生活，有帝国主义对侨胞的种种压迫，有黑社会争权夺利的惊险打斗，有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勾结迫害华侨爱国人士阴谋的揭露，有爱国华侨不屈不挠和恶势力苦斗的场面，被誉为反映华侨社会生活的最有力长篇著作。

12、连载文章轰动东南亚华侨圈，很多读者每天打开报纸首先看的就是《南洋淘金记》，看过之后照例会有热烈的讨论，不少人来信追问原作者姓名，及其单行本出版日期。

13、《南洋淘金记》不仅开创了华侨社会文学的先河，也为《文汇报》的生存拼搏作出了贡献。1952年，司马文森在担任《文汇报》总主笔期间，经历了新中国与英国的外交博弈。那是1月10日凌晨，我目睹了港英军警手持冲锋枪破门而入，翻箱倒柜，抄走父亲的信件、照片、稿件等，强行带走父亲。父亲质问带队的英籍帮办，凭什么理由逮捕人？英籍帮办蛮横地说：“要逮捕你就逮捕你，没有任何理由！”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港英当局对中国居民规模最大的一次迫害，同一天，司马文森与马国亮、齐闻韶、刘琼、舒适、杨华、沈寂、狄梵等进步电影工作者一起被港英当局非法逮捕并递解出境。我国外交部于1月25日向英国政府提出严正抗议。

14、1952年春，我们全家结束了在国民党特务威胁恫吓下的动荡生活，在广州团聚。然而，安定的日子没过多久，第一届亚非会议在印尼召开前夕，美帝和蒋帮勾结制造了中国代表团赴印尼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惨案。父亲在广州各界人民集会上发言悼念石志昂等11位烈士。不久，父亲被中组部抽调到驻外使馆工作，后被任命为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文化参赞。印尼是和新中国建交的第22个国家。上级一声令下，父母亲告别祖国、亲人，放下一切奔赴新岗位。我们成为“留守儿童”——两个上小学的姐姐被安排在育才学校上学，我和大妹被安排到外交部西郊幼儿园。

15、当时，语言不通，生活环境不同，我7岁、大妹4岁，就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我们都清楚，为了国家利益，我们不得不骨肉分离。每个星期的周末，姐妹们才能相聚一天。当别人家的孩子和父母高高兴兴外出游玩时，我们几个小姐妹围坐在大姐旁，听她一遍又一遍地读父母给我们的信。来往的信由外交部信使带，父母亲只能在信中看到我们一年年长大。

16、1955年到1966年间，作为新中国的大文化使者，父亲的足迹到过亚州的印尼、缅甸、巴基斯坦，非洲的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欧洲的瑞士、法国、苏联等国,给我们留下跨度10年的家信。父亲在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的家是美好的，大家在一起生活是一种享受。但是既然大家都是战士，或即将成为战士，是战士就难免要上前线，也要养成四海为家的习惯。”“外交工作不是看上去那么轻松，实际非常艰苦，有时比在前线打仗还艰苦，但是这条战线的作用却很大，做好了工作，对我们的国家、党贡献都很大的。”

17、1955年至1965年间，中国对外签订35个文化合作协定。司马文森联系、推动了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政府第一个文化合作协定的签订及实施、中国与阿尔及利亚政府第一个文化合作协定的签订及实施、中国与法国第一个文化交流计划的签订及实施——这同时也是中国同西欧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的文化交流计划。这些政府间的文化合作协定是指导两国文化外交工作的总则、大纲。纲举目张，司马文森随后又联系、推动了中国和印尼、阿尔及利亚广播影视、科技、新闻出版等方面的专项协定签订，参与制定了中国和印尼、阿尔及利亚、法国文化合作的实施计划，促进了中国对外大文化交流，推动了文化外交的进程。

18、可以说，古西域丝绸之路上有中华民族的使者张骞，当代有新中国走向亚洲、非洲、欧洲的大文化使者司马文森。他是著名作家、外交家，共产党优秀的统战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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