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的是什么意思、读音，【红楼天地】欧阳健 丨 评蔡义江的脂砚斋、畸笏叟观

大家好，关于欧阳健的是什么意思、读音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明白，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红楼天地】欧阳健 | 评蔡义江的脂砚斋、畸笏叟观的知识，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评蔡义江的脂砚斋、畸笏叟观

一、蔡义江抄袭欧阳健的奇事

二十一年前，蔡义江先生写有《〈史记〉抄袭〈汉书〉的奇谈》，名噪一时；二十一年后，居然发生了“蔡义江抄袭欧阳健的奇事”，你说怪否？

读吕启祥先生2005年发表的书评《学术著作的上乘境界——读蔡义江著〈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其中一段话让我吃一大惊：

在这里，有一点令人豁然醒悟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重评”习惯上都望文生义地理解为第二次评，并据此推算在此前后评阅的次数。蔡著明确指出“重评”的含义不是第二次评，而是相对于在他之前的“诸公”之评而言的。否则，为什么己卯、庚辰本明明已经“四阅评过了”，而书名依旧称“重评石头记”呢？为什么独独在甲戌本楔子中郑重地写上“脂砚斋抄阅再评”而毫不及于何时初评呢？可知“重评”非指自己评阅的次数，而是尊重前人之评及自己重新加评的一种标志。这一见解最初是由杜春耕先生提出来的，蔡先生将其吸纳，形诸文字，把他和杜先生思考的成果奉献出来。

大家知道，自《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927年出现以来，研究论著汗牛充栋，对书题“重评”二字，确如吕启祥先生所言，都“望文生义”地理解为“第二次评”，并据此推算“在此前后评阅的次数”，勾画出《红楼梦》成书的四个阶段：

一、初评阶段：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前，或定为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

二、再评阶段：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

三、三评阶段：或认为在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或认为在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

四、四评阶段：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二十五庚辰（1760）。

还有五评、六评、七评之说，依据是庚辰本“壬午”（1762）、“乙酉”（1765）、“丁亥”（1767）、“戊子”（1768）、“辛卯”（1771）、“甲午”（1774）的批语。

而今据吕启祥先生介绍，蔡义江先生吸纳了杜春耕先生的意见，将其形诸文字，“明确指出‘重评’的含义不是第二次评，而是相对于在他之前的‘诸公’之评而言的”，这是“他和杜先生思考的成果”。

那么，蔡义江先生是怎么说的呢？查《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原文：

这里，重要的是“重评”或“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都是脂砚斋对诸公已有过的评而言的，并非指他自己的第二次评。有的研究者见有“重评”“再评”字体，就以为脂砚斋在此之前还作过“初评”，这是误会了。脂砚斋确实不止一次阅读书稿并加评，如己卯、庚辰本上就有“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字样，但书名都仍题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可知“重评”并非指脂砚斋自己加评的次数。[1]

提出“‘重评’的含义不是第二次评，而是相对于在他之前的‘诸公’之评而言的”，在拥脂营垒可是天崩地解的划时代大事，自然值得吕启祥先生大书特书。蔡义江先生将吕文“先斩后奏”充作他另一本大著《追踪石头——蔡义江论红楼梦》的代序，可见是认可了此一发现是他和杜先生“思考的成果”的。

然而，“‘重评’的含义不是第二次评，而是相对于在他之前的‘诸公’之评而言的”云云，绝非蔡义江首先“形诸文字”；早在二十三年前的1991年8月28日，被他以“《史记》抄袭《汉书》的奇谈”挖苦过的鄙人，就和陈年希先生在贵阳花溪曲沐先生家中，达成了共识；《贵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刊出拙文《脂本“原稿面貌”辨证》，明白写道：

实际上，所谓“重评”，并不是脂砚斋自己的“第二次”批评，而是针对风行于世的大量批评的再批评，“重评”云云，本身就意味着它的晚出。

这是红学史上第一次将“所谓‘重评’，并不是脂砚斋自己的‘第二次’批评”形诸文字。《贵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发表的拙文《脂批性质辨析》又写道：

甲戌本第二回眉批已经申明：“诸公之批，自是诸公眼界；脂斋之批，亦有脂斋取乐处。”“诸公”谓谁？在甲戌本上找不到任何迹象，因为此本上的朱批，自始至终出一人手笔，至少在此批之前，绝无另一位“诸公”的批语。论者或以为即“作者圈子中人”如畸笏、松斋、梅溪之流，也有以为此三人之批，其“眼界”与脂砚无异，故“诸公”当指一般读者。但一般读者又何来“批语”？“诸公之批”，指的是社会上已经广为流行的诸家批本，由此，我们又可以悟到：所谓“重评石头记”，不是什么脂砚斋自己的“第二次”批评，而是针对“诸公”之评的批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题名，本身就意味着它的晚出，而“脂斋之批，自有脂斋取乐处”，则一语道破了他与诸公之批的不同，目的是为了“取乐”，所以他一会儿说《红楼梦》“其笔则是《庄子》《离骚》之亚”（甲戌本第一回眉批），一会儿又说它“语言太烦，令人不耐。古人云：惜墨如金，看此视墨如土矣。”（己卯本第二回夹批）总之是乘兴信笔，绝无定准。

白纸黑字，历历分明。蔡义江先生不仅看过这些文章，还在《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3、4期发表《〈史记〉抄袭〈汉书〉的奇谈》，作了正面的批驳：

甲戌本有一条脂评，提到“且诸公之批自是诸公眼界，脂斋之批亦有脂斋取乐处”等语，他觉得有文章可做，便说：“‘诸公’是谁呢？在甲戌本上找不到任何迹象……这里的‘诸公’，实际上是指当时社会上风行的数十家批本的评点者。”

那么，蔡义江先生是何时放弃旧说、改变观点的呢？《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论文《红楼梦是怎样成书的》刊于《铜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均在拙文公开发表二十一年之后！

脂砚斋，“砚”也写作“研”，是继“诸公”加批之后，拟与雪芹合作，由自己重新加批，使小说的正文与其批语共同传世者，故题书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是效法金圣叹批《水浒》《西厢》的做法，因为这种带批的作品，在当时颇受读者的欢迎。脂砚斋加批的目的、性质，既有别于诸公，是为将来读者而批的，又已声称是“重评”，并没有把诸公的批包括在内，所以书只署自己名号，否则岂不掠人之美。

长期以来，主流红学家认定脂批的“独特性质”，说脂砚斋作为曹雪芹的长辈或亲友，不是和小说“两不沾惹”的人物，他不仅极为熟悉曹雪芹的家世生平、思想性格，是共同生活的“身历者”和“经过者”，而且直接参与了《红楼梦》的创作修改和整理定稿，在相当程度上，还可以说是《红楼梦》创作过程中最权威的指导者和决策者。如他在乾隆十九年（1754）力排众议，决定恢复《石头记》的书名（甲戌本第一回正文），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月初七，又主持了《红楼梦》的“对清”，发现其中第七十五回尚缺一首《中秋诗》，便在那里“俟雪芹”到来，予以补上（庚辰本第七十五回回前总批）。第十三回原稿中有“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节，他以为“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便“命芹溪删去”了四五页（甲戌本第十三回回末总批）。他还发现第十七回篇幅太长，批示道：“此回宜分二回方妥。”（己卯、庚辰本回前批语）等等。职是之故，脂批便被许多红学家说成是“与作者交换写作意见的论坛”，它不是小说正文以外的赘物，而是得到作者本人认可的小说的有机附加成分。

蔡义江先生自己在1980年也是这样认识的。他在《论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之死》中说：

现在有人骂脂砚斋，骂脂评“庸俗”“轻薄”“恶劣”“凶狠”“立场反动”“老奸巨猾”等等，这也许是没有真正懂得脂评。笔者是肯定脂砚斋的，并且还认为以往研究者对脂评的利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对脂评的价值不是估计得过高，而是大大低估了。就算脂砚斋等人的观点很糟糕（其实，这是皮相之见），而我们的观点比他高明一百倍吧，但有一点他总是胜过我们的，那就是他与作者生活在一起过，与作者经常交谈，对作者及其家庭，以至小说的创作情况等都非常熟悉，而我们却所知甚少，甚至连作者的生卒年、他究竟是谁的儿子等问题也都没有能取得统一的意见；脂砚斋他读过全部原稿，而我们只能读到半部，他对后半部情况有过调查研究，而我们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怎能对脂评采取不屑一顾的轻率态度呢？所以，本文仍将十分重视脂评，并尽量加以利用。这不是说我们要完全以脂砚斋等人的观点为观点，而是说要尊重他们所提供的事实，要细心地去探寻使他们产生这样那样观点、说出这样那样话来的小说情节基础是什么。[2]

如今，蔡义江先生把诸如此类的所有功劳，都归到“曹雪芹的父亲”畸笏叟名下，让脂砚斋去扮演“效法金圣叹批《水浒》《西厢》的做法”，“加批的目的、性质，既有别于诸公，是为将来读者而批的”，将他的形象脱胎换骨了。

但是，蔡义江先生并没有说明，他关于脂砚斋“是为将来读者而批的”，又是从我文章中抄袭来的。请看：

我们不妨从这样的角度来提出问题：脂砚斋的批语，是在《红楼梦》属稿的时候边写边批的呢，还是在全书完稿以后才着手批点的？或者换一种提法：脂砚斋的批语，是批给作者看的、目的是为了提出自己的批评修改意见呢，还是批给读者看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鉴赏作品？

我们看到，脂批的相当部分，是注释式的。如甲戌本第三回，在“刘姥姥”之下夹批道：“音老，出《偕声字笺》。称呼毕肖。”在“逛去”下夹批道：“音光，去声，游也。出《偕声字笺》。”在“宁荣街”下夹批道：“街名。本地风光，妙。”曹雪芹总不至于连“姥”字、“逛”字都不识，连“宁荣街”是街名都不懂，还得费脂砚斋一番唇舌加以解释；其为读者，甚至是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而批，是不言而喻的。[3]

吕启祥先生为表彰蔡著“全书没有一个脚注和文尾注，所有材料的来源都在行文中交代明白”，曾就“学术规范”发挥出一番道理：

若按时下一些专为成果“量化”需求设计的“标准”软件“规范化”“格式”，恐怕会因不符合他们的格式要求而被认为“不合规范”，会因文中注释“量”不够，被视为“不够学术”，而无缘进入所谓的“核心期刊”或“优秀著作”圈内了。

这一意见原本是说得对的，我也万分赞成；但如果得知“蔡义江抄袭欧阳健的奇事”，难道还会赞赏是“符合学术创新要求和学术道德标准”吗？

二、不是“小题大做”，而要“大题大做”

2014年7月19日《蔡义江抄袭欧阳健的奇事》在网上贴出后，博友“欧阳一粉丝”发表了评论：

我觉得争论“重评”是谁第一次提出意思不大，欧阳辩论此问题，似乎有些小题大做，反而会被别人抓住，认为是避重就轻，讨论问题要看证据，要看分析问题是否合理，解释是否服人，有时低姿态，不在这些小事上争先后，反而会被人尊重——只是一己之言，仅供欧阳老参考。

又有博友“欧阳一忠实粉丝”评论道：

欧阳在抛出一系列蔡老资料后，终于发威了，连续抛出二文，但可惜本人认为都未击中要害，一文是讨伐蔡老是用对手周老的赞誉做封面宣传，一文是讨伐蔡老抄袭欧阳老的“重评”，我觉得这些都不是要讨论的要害问题，欧阳抛出此二文，会被对手认为是小家气，真令粉丝们担心，我觉得辩论就要辩论实质问题，可能欧阳认为实质问题已经辩论清楚了，因此抛出这些芝麻问题，这样会被对手耻笑的，我对此实在为欧阳老担心呀！希望欧阳老就此止步，还是讨论实质问题为宜。此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感谢博友的好意提醒；但如何理解“重评”二字不是“芝麻小事”，恰恰是关系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性质的要害。因为：

第一，如果承认“重评”的含义不是第二次评，而是相对于在他之前的“诸公”之评而言的，则主流红学关于脂砚斋不是和小说“两不沾惹”的人物，他不仅极为熟悉曹雪芹的家世生平、思想性格，是共同生活的“身历者”和“经过者”，而且直接参与了《红楼梦》的创作修改和整理定稿的工作，在相当程度上还是《红楼梦》创作过程中最权威的指导者和决策者的地位等等，红学ABC就得改写。

第二，如果承认“重评”的含义不是第二次评，而是相对于在他之前的“诸公”之评而言的，则主流红学据此推算“在此前后评阅的次数”，勾画出《红楼梦》成书“初评阶段”“再评阶段”“三评阶段”“四评阶段”，甚至“五评”“六评”“七评”之说，就统统不能成立，胡适构建的“新红学”体系就得轰然倒塌。须知大量研究《红楼梦》成书过程的论著，就是建立在“重评”是“第二次评”的基础上的。

第三，抄袭是不光彩的，抄袭对手观点不注明出处就更不光彩。二十一年前，我的看法在蔡义江先生眼中全是“奇谈”；二十一年后，却不声不响地抄袭了我关于“重评”的观点。现在不是要在这件“小事上”与之争先后，而是确认当年充当讨伐急先锋的蔡义江先生，已经背弃了主流红学的“基本教义”，从“佞脂派”的防线溃退了，这一历史性的变化，意义难道还不够重大吗？

面对这一全新动向，正确的选择是穷追不放，“大题大做”，将已经辩论清楚了的实质问题继续辩论下去，让更多的人看清“佞脂派”的张皇失据；而不是担心被对手认为是“小家气”就此止步，不知博友以为然否？

三、阵脚大乱、全线溃退

2014年7月16日有匿名博友说：“欧阳先生在吊我们胃口，犹抱琵琶半遮面，连续抛出对手的各种论调，但就是不说欧阳先生自己的看法，不知这场戏还要演多久？不如早日被封杀，我们也可在欧阳博客上早日看到欧阳先生的高论，其实在网络上发文章，可能影响更大！我们翘首以盼！”接受此一建议，决定同蔡义江先生的学术讨论，暂不考虑报刊采用与否，而先在网络上贴出。果然，2014年7月20日《全线溃退与负隅孤岛》（上）发出仅三刻钟，就有匿名博友于发言道：

“重评”实质有多种可能，即便是对诸公的评论，也有多种可能。按照时间顺序，第一可能是在曹雪芹在世，对其他人的评议再评议，即目前主流红学看法，这是可能的。第二，在曹雪芹去世后，对其他脂本的“重评”。第三，现代人站在现代立场“重评”。第四，现代人故意造假的“重评”——这似乎是欧阳看法。但到底是哪个“重评”？没有铁证，岂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此争论本身无意义，争论其先后，抄袭有何意义呢？本人没有看过欧阳的“重评”和蔡先生的“重评”，只是妄言而已。

博友说“争论本身无意义”，并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人人说脂砚斋，脂批的性质是紧要的头等大事，对“重评”的确切理解，便是解开这一斯芬克斯之谜的关键。

博友说，“重评”实质有多种可能，即便是对诸公的评论，也有多种可能，在理论上是对的。不过“目前主流红学看法”，“重评”并不是“在曹雪芹在世，对其他人的评议再评议”，而是脂砚斋在“初评”之后的“第二次评”；在“佞脂派”营垒，只有蔡义江先生抄袭了鄙人的观点。回顾这一变迁过程，是很有意味的。

我在《贵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发表《脂批性质辨析》，引甲戌本第二回的眉批：“余批重出。余阅此书，偶有所得，即笔录之，非从首至尾阅过，复从首加批者，故偶有复处。且诸公之批，自是诸公眼界，脂斋之批，亦有脂斋取乐处。”评论道：

这无异于告诉我们，确实已有一部首尾完整的《红楼梦》存在于世间，脂砚斋是在已经完成的全书之上加批的。

明确了这一点，实际上也就连带回答了批语是给谁看的、为了什么目的的问题。我们看到，脂批的相当部分，是注释式的。如甲戌本第三回，在“刘姥姥”之下夹批道：“音老，出《偕声字笺》。称呼毕肖。”在“逛去”下夹批道：“音光，去声，游也。出《偕声字笺》。”在“宁荣街”下夹批道：“街名。本地风光，妙。”曹雪芹总不至于连“姥”字、“逛”字都不识，连“宁荣街”是街名都不懂，还得费脂砚斋一番唇舌加以解释；其为读者，甚至是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而批，是不言而喻的。

文章还从“点明词句中隐含的‘妙言大义’”，“着重于拈出小说中文句的佳处”，“涉及用字、章法、情志、气韵乃至现代所谓‘叙事观点’”，“提示读者留意作品的‘不写之写’以领悟小说的弦外之音”，“在许多场合往往直呼‘看官’”，得出结论道：

从总的方面看，脂批《红楼》，与金批《水浒》、张批《金瓶》，在性质上并无丝毫区别。

十年之后，蔡义江先生在自己称为“更好”的《〈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中肯定，“脂砚评是写给读者看的”，并说：

脂砚斋批语带阐释性、分析性的较多，如揭示人名、地名的谐音隐义，生僻字的字义、读音、出处，文章的结构、写法，对人物作褒贬或暗示其未来，诗语灯谜的成谶，如此等等。（第128页）

他甚至断言，“脂砚斋也偶有语涉雪芹幼小时情况的，但那是因误会而起的想当然的泛泛之言”，“由于他对雪芹幼年情况并不清楚，有不少误会，因而所言也多属不符实际的猜想”。这样一来，主流红学关于脂砚斋不是和小说“两不沾惹”的人物，他不仅极为熟悉曹雪芹的家世生平、思想性格，是共同生活的“身历者”和“经过者”，而且直接参与了《红楼梦》的创作修改和整理定稿的工作，在相当程度上还是《红楼梦》创作过程中最权威的指导者和决策者的地位等等红学ABC就得改写。

蔡义江先生虽然保留了“拟与雪芹合作，由自己重新加批，使小说的正文与其批语共同传世者”的提法，重点却在“这是效法金圣叹批《水浒》《西厢》的做法”，“脂砚斋加批的目的、性质，既有别于诸公，是为将来读者而批的”。诸如此类的说法，意味着在充分证据与合理逻辑的攻势面前，蔡义江先生已经稳不住阵脚，开始节节败退，将脂砚斋的形象脱胎换骨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已经背弃了“佞脂派”的基本教义。

不过，蔡先生虽然认可“重评”的确解，却依然要捍卫脂砚斋是曹雪芹同时代人的观念，便在“诸公”二字上做文章，说：

脂批也叫脂评，是个笼统的提法。它包括了好多作者的亲友在书稿上加的批语。这些批书人从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批书的不同目的，可分三类：（1）梅溪、松斋以及可能还有未署名的所谓“诸公”；（2）脂砚斋；（3）畸笏叟。此外，当然还有一类是“圈子”外的小说抄本较早的传抄、整理或阅读者。研究《红楼梦》版本、脂批的人，多数将这一类的批语排除在脂批之外。

小说的底稿初时让一些被脂评称之为“诸公”的亲友们传阅，并请他们将自己的意见、建议、感想随手批写在书稿上，以便留作作者最后修订时参考。这可以说是一批审阅“征求意见稿”的人。……梅溪，即东鲁孔梅溪。吴恩裕考证其为孔子六十九代孙孔继涵，但继涵生年太晚，与批书和题书名者应有年岁不称，疑非其人。松斋，吴世昌、吴恩裕谓是相国白潢之后白筠，有敦诚《四松堂集?潞河游记》可证，当系雪芹友人。此外，靖藏本在对“（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句所作的批语“九个字写尽天香楼事，是不写之写”之后，多“常村”署名。“常”“棠”可通，《诗经》中“棠棣”即作“常棣”，应即是雪芹之弟棠村。若能成立，批语也该是很早的。

“诸公”到底指谁？蔡义江先生说，就是梅溪、松斋以及“可能还有未署名者”，他们是《红楼梦》初评者；脂砚斋的“重评”，就是针对他们的。这就等于说，在曹雪芹的“圈子”里，梅溪、松斋以及“可能还有未署名者”等“诸公”，事实上居于更核心的地位；就小说批点而言，梅溪、松斋以及“可能还有未署名者”等“诸公”，处于第一序列，“而诸公评一部分是写给作者看的，一部分未考虑对象，写下一点感想、看法，给谁看都可以”；脂砚斋则居于第二序列，“是写给读者看的”，“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是脂砚斋对诸公已有过的评而言的。

不过，被蔡义江先生认定的全部“诸公”之批，只有甲戌本第十三回于“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下的一条朱眉：“语语见道，句句伤心，读此一段，几不知此身为何物矣。——松斋。”于“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下的一条朱眉：“不必看完，见此二句，即欲堕泪。——梅溪。”两条批评，稀松平常，根本不是“写给作者看的”，既不需要附和，更不值得反对，何劳脂砚斋写上几千条“重评”，居然汇成了一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何况所认定的“诸公”，一是梅溪，二是松斋，都无法指实的为何人；可疑的靖藏本有一条“常村”的批，推测说是出于雪芹之弟棠村，充其量是三人三批，居然集合起来构成了“作者的亲友在书稿上加的批语”，是不可思议的。

周汝昌先生早已看出此说之妄，说：

假如以为“诸公之批”即指畸笏、梅溪、松斋三人的批，那么三人的批应该即如脂砚所说“自有眼界”才是，可是，畸笏的批，我们已引了几条，其“眼界”实与脂砚又有何异？松斋那条批是批秦氏托梦的议论，说：

语语见道，字字伤心，读此一段，几不知此身为何物矣！——松斋。

这与脂砚的“眼界”又有何不同？梅溪那一条则是批“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的，说：

不必看完，见此二句，即欲堕泪！——梅溪。

这与“此句令批书人哭死！”等“眼界”又有何不同？我以为正因此种“眼界”全同，适足以说明脂砚所谓“诸公之批”并不是指这些“松斋”“畸笏”等名字，而是指一般读者。[4]

“诸公”既然不是在书稿上加批语的亲友梅溪、松斋之类，应该是什么人呢？我在《红楼梦学刊》1999年第4期的《关于脂批的“针对性”和锋芒所向——脂砚斋“重评”型批语条辨》指出：“所谓‘重评’型批语，是指脂砚斋具有鲜明目标指向的批语，它们往往是针对有关《红楼梦》的某一种意见、某一种观点而发的，有的甚至还挟带着浓烈的情绪化倾向。”剖析了“谁谓独寄兴于一‘情’字耶？”“若看其写一人即作此一人看，先生便呆了”“但云为贾府叙坐位，岂不可笑”“有得宝卿奚落，但就谓宝卿无情”“饯花日不论其典与不典，只取其韵耳”“所谓一人不曾放过”“若必以此梦为凶兆”“竟有人曰贾环如何又有好诗”等例证，得出结论道：

事实已无可争辩地证明，存在于脂本中那些极富锋芒的“重评”型批语，不是原创性的、先发型的，而是回应性的、继发型的，是针对护花主人、太平闲人、大某山民、涂瀛和花月痴人们而后发的。为脂砚斋所“重评”的这一批红学著作，其问世年代都是可以考定的：其中最早的当推护花主人道光十二年（1832）双清仙馆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其次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涂瀛的《红楼梦论赞》，道光二十三年（1843）花月痴人的《〈红楼幻梦〉自序》，太平闲人的《妙复轩评石头记》虽完成于道光三十年（1850），但直到光绪七年（1881），方由孙桐生于湖南刻印出卧云山馆本，广为流传的三家评本《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则在光绪十年（1884）始由上海同文书局石印。那么，合乎逻辑的答案应该是：这批“重评”型脂批，当出在道光十二年、甚至光绪十年之后。

可见，只要承认“重评”的含义不是第二次评，而是相对于在他之前的“诸公”之评而言的，就得承认脂本是后出的“汉书”，程本方是早出的“史记”；肯定“程前脂后”这一客观存在，不是“由不懂而任意曲解，把不同人的批看成同一人而指其矛盾”，更不是“《史记》抄袭《汉书》的奇谈”，不知蔡义江先生以为然否？

四、负隅孤岛，弄巧成拙

《阵脚大乱、全线溃退》贴出后，有署名“一欧阳粉丝”的博友于2014年7月21日21：06：50留言：

欧阳先生是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其精神实在可敬，但对方是否“全线溃退与负隅孤岛”？怕只有欧阳相信这个结论吧？时至今日，欧阳仍相信自己是大获全胜，真乃堂?吉诃德式的精神胜利！对欧阳的精神胜利我实在无言以对，只有敬佩而已！

又有匿名者于2014年7月22日09：09：30留言：

我认为欧阳先生当年决定远离红学是明智的，如今再翻旧账实在无必要，徒增烦恼和争执。对一切红楼梦相关的东西，不看、不听、不管、不说、不想，才是安度晚年之道。

忽念及《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15日《红学还是要走一条正路，一条新路——蔡义江访谈》，里面有一段对话是——

萧凤芝：20世纪红学曾经面对一次欧阳健先生的质伪考验，欧阳先生比较了程本和脂本异同之后得出个程真脂伪的观点，当时双方辩论的形势比较严峻。我觉得欧阳先生有学者的品格，他和刘心武先生、土默热先生不完全一样。在后来骑上虎背，没有退路的情况下，甚至到了今天，完全说不动别人，他还坚持自己的观点。我觉得红学界应该有这样的雅量，从人性美学角度来讲，允许欧阳先生成为一位红学的强项令。可以把欧阳先生的冲击理解为一次煅打吗？

蔡义江：煅打么，当然可以这样理解。但脂本不可能为伪，也不可能在程本之后。脂本里头有列藏本，那是18世纪初就传到俄国去了，怎么可能是假的？是为迎合胡适造出来的？

对于这种“理解之同情”，是应该表示感谢的。只是对于辩论形势的评估，我从来没有“骑上虎背，没有退路”的感觉，更没有“完全说不动别人，还坚持自己的观点”的“堂?吉诃德式的精神胜利”；反倒是从蔡义江先生为摆脱确认“重评”真义造成的窘境，所采用的舍车（脂砚斋）保帅（畸笏叟）的策略中，看到了“佞脂派”的最后挣扎。

蔡义江先生已经意识到确认“重评”真义所造成的窘境，便采用舍脂砚斋保畸笏叟的策略，断言畸笏叟是曹雪芹的“家人”。只是蔡义江先生说过：“脂砚斋加批的目的、性质，既有别于诸公，是为将来读者而批的，又已声称是‘重评’，并没有把诸公的批包括在内，所以书只署自己名号，否则岂不掠人之美。”脂砚斋既然没有“把诸公的批包括在内”，畸笏叟之批又怎么出现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上？蔡义江先生解释道：

因为雪芹自己尚未对书稿作最后修订，故所有批语都需保留着，以供雪芹参阅；又过录者在抄批语时，也只求多求全而不愿漏掉，所以抄成了现在所见到的十分庞杂难辨的样子。原来批书人笔迹各不相同，不致相混，一经转抄，字体相同，除有署名者外，也分不出是谁的批了。[5]

蔡义江先生的法宝，是将脂本解释为“过录本”，“原来批书人笔迹各不相同，不致相混，一经转抄，字体相同，除有署名者外，也分不出是谁的批了”；也就是说，由于经过后人“过录”转抄，就将原先批书人的不同笔迹泯灭了。天真的吕启祥先生，轻信蔡义江先生“面对脂评的复杂情况进行了审慎的辨析和分梳，尽可能地把批书人的身份和批语的性质弄清楚”的功绩，却不知道他说的乃是地地道道的谎话。周绍良先生早就判定甲戌本是一种“蒸锅铺本”——“清代北京地方一种卖馒头的铺子，专为早市人而设，凌晨开肆，近午而歇，其馀时间，则由铺中伙计抄租小说唱本。其人略能抄录，但又不通文理，抄书时多半依样葫芦，所以书中会‘开口先云’变成‘开口失云’，‘癞头和尚’变成‘獭头和尚’。”（《读刘铨福原藏残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散记》）己卯本、庚辰本更有七八人的笔迹，有的只抄一页，甚至只抄三行，极其草率。根本不存在“一经转抄，字体相同”的事情。

必须指出的是，红学家公认为“《红楼梦》早期抄本”的三脂本中，甲戌本（蔡义江先生认为，甲戌本是现存所有红抄本中最珍贵的一种，最接近曹雪芹原稿的本来面貌，序杨传镛《红楼梦版本辨源》，认定甲戌本是诸抄本的老祖宗，即胡适用语的所谓“最古”）和己卯本，都没有“署名畸笏的评语”；畸笏叟的批语，只存在于最晚出的被蔡义江先生指斥为“将甲戌本的文字改坏了，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6]的庚辰本中。庚辰本署有“畸笏”“畸笏老人”“畸笏叟”之名的评语总计四十九条，仅分布于第十一回至第二十八回，即第二、第三两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畸笏叟的批语，不仅不与他人之批相混；同署畸笏叟的批语还有两种形态：一是墨写的回后总批，一是朱笔写的眉批，居然是完全不同的笔迹。

但蔡义江先生“辨析和分梳”畸笏叟的批语，靠的不是笔迹，而是语气。如断定甲戌本第十三回回后朱批“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露，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是出于曹雪芹“长辈”畸笏叟之手；因为“最早接触书稿的应是作者最亲近的人”，他对小说有极大的处置权，能“赦”此节但又“命”作者“删去”四五页之多，而作者不得不遵命的，推论其身份唯有畸笏叟，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据版本学的基本常识，甲戌本卷端既已标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每页版心又有“脂砚斋”字样，则本中所有之批语（除别署他名者外），皆出脂砚斋之手。犹如《追踪石头——蔡义江论红楼梦》一书，书名是“蔡义江论红楼梦”，扉页与版权页均署“蔡义江著”，则全书每一章每一节，都应该出于蔡义江之手，谁也不能“凭语气”判定里面的任何一章一节是别一人所写。

甲戌本没有署名的批语，到庚辰本却署上畸笏叟之名，数量达六条之多，占他署名批语四十九条的12.24%。如第十六回《贾元春才选凤藻宫，秦鲸卿夭逝黄泉路》的眉批：

【甲戌眉】偏于大热闹处，写大不得意之文，却无丝毫摔强，且有许多令人笑不了，哭不叹不了，悔不了，唯以大白酬我作者。

【庚辰眉】偏于极热闹处，写出大不得意之文，却无丝毫牵强，且有许多令人笑不了，哭不了，叹不了，悔不了，唯以大白酬我作者。壬午季春，畸笏。

畸笏叟将“大热闹”改作“极热闹”，“写”改作“写出”，又在句末加上“壬午季春畸笏”六字，就攘为己有。

再如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姊弟逢五鬼，红楼梦通灵遇双真》的两条眉批：

【甲戌眉】“点头思忖”，是量事之大小，非吝涩也。日费香油四十八斤，每月油二百五十馀斤，合钱三百馀串，为一小儿如何服众？太君细心若是。

【庚辰眉】“点头思忖”，是量事之大小，非吝涩也。壬午夏雨窗，畸笏。

【甲戌眉】叹不得见玉兄悬崖撒手文字为恨。

【庚辰眉】叹不能得见宝玉悬崖撒于文字为恨。丁亥夏，畸笏叟。

前一条，畸笏叟将“日费香油四十八斤，每月油二百五十馀斤，合钱三百馀串，为一小儿如何服众？太君细心若是”一段删去，添上“壬午夏雨窗，畸笏”七字，就冒充自己的批语；后一条，畸笏叟将“叹不得”改作“叹不能得”，“玉兄”改作“宝玉”，又将“撒手”抄作“撒于”，露出了抄袭的真面。

再如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的眉批：

【甲戌眉】开生面，立新场，是书多多矣，惟此回处生更新。非颦儿断无是佳吟，非石兄断无是情聆，难为了作者了，故留数字以慰之。

【庚辰眉】开生面，立新场，是书不止《红楼梦》一回，惟是回更生更新。且读去非阿颦无是且吟，非石兄断无是章法行文，愧杀古今小说家也。畸笏。

畸笏叟虽稍稍变化了几字，骨子里仍是抄袭。也许有人会出来辩解说，这几条批原本就是畸笏叟的，只因甲戌本过录时笔迹相混，失去了署名，庚辰本是将其恢复而已。那么我们要问，甲戌本第十三回“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的批，如果像蔡义江先生所论是畸笏叟所批，为什么没在庚辰本“恢复”？甚至还有“通回将可卿如何死故隐去，是大发慈悲心也”之批。既然已经“隐去”，就不存在“命芹溪删去”的事了。二者矛盾牴捂如此，证明“命芹溪删去”的批，不可能出畸笏叟之手。

蔡义江先生从“迹象”出发，把许多不是畸笏叟的批语说成是畸笏叟的，如“此回宜分二回方妥。”“此后破失，俟再补。”“暂记宝钗制谜云：‘朝罢……’”，“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以及所谓回忆往事如送茶、合欢花酿酒、得金魁星、害怕严父，及“三十五年”“三十年前”，“三十年之后”，“二十年”之类，如“失声大哭”“肠断心摧”“血泪盈面”“哀哉伤哉”“宁不痛杀”“叹叹”之类，都算到畸笏叟头上。而对署名畸笏叟的批语却噤口不言。如最先出在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的三条批语：

1.在“凤姐笑道：‘像你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呢，十个里也挑不出一个来’”上加眉批：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若个能回头也？叹叹！壬午春，畸笏。

3.在“满头满脸浑身皆是尿屎，冰冷打战”上加眉批：

此一节可入《西厢记》批评内“十大快”中。畸笏。

再愚钝的读者都看得出王熙凤的口是心非，决不会去“作正面看”，何劳畸笏叟特为提示？“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可入《西厢记》批评内‘十大快’中”云云，更是皮相之论。加批的目的、性质，难道不是为将来读者而批？与脂砚斋批语又有什么区别？

对署名畸笏叟的批语，蔡义江先生还有意篡改。《蔡义江新评红楼梦》添加了四幅《汪惕斋先生红楼画页》：

1.《汪惕斋先生红楼画页》封面，说明：“最早的彩画画页（共十二幅）。绘者名画家汪圻（1776～1840），号惕斋，安徽旌德籍，生于江苏扬州。”

2.“雅女苦吟诗”（实为第五幅“秋爽斋偶结海棠社”，取材于小说第三十七回）。

3.“探春放风筝”（实为第十幅“群钗放风筝”，取材于小说第七十回）。

4.“潇湘馆春困”（实为第一幅“潇湘馆春困发幽情”，取材于小说第二十六回）。

以蔡义江先生之精明，将画名弄错，次序颠倒，本就不应该，不过倒还在其次；重要的是他不曾想一想：将汪惕斋红楼画页置于卷首，对自己宣扬的观点，意味着什么。按胡文彬先生《〈汪惕斋手绘红楼梦粉本〉序》是这样描述红楼题材的绘画史的：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由萃文书屋先后摆印的《红楼梦》活字本，继承中国图文传统，率先在《红楼梦》文本中插入绣像人物画，成为解读《红楼梦》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自嘉道以后，随着程刻本《红楼梦》传播日久和翻刻本的不断出现，红楼题材的画品除了原来单一的版画绣像之外，陆续出现了具有浓郁民俗风情的杨柳青和桃花坞的红楼年画，其后又诞生了以“线条”为主的红楼连环画。毫无疑问，这些红楼画品一方面美化了图书，给广大读者带来视觉和心理上的愉悦；另一方面，这些精美的画品对读者认识和理解原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成就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红楼题材的绘画，向有两种类型：一是刊本的绣像，程伟元乾隆五十六年（1791）萃文书屋摆印的《红楼梦》活字本，虽因“卷帙较多，工力浩繁”，“未加评点”，却“率先”插入四十二幅精美的人物绣像，题曰《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每幅图还有评赞诗词一首，与文本相须而行。阿英程甲本的插图，“在传统的中国小说插图里，是别具风格的”，“画家逐幅的刻画了人物及其环境，并且几乎全是以细线组成。有些人物的造型颀长俊美，神态很吸引人”。这种做法，为其后东观阁本、双清仙馆本等所继承。一是独立的红楼人物图，最著名的改琦（1773～1828）《红楼梦图咏》，白描五十图，有光绪五年（1879）和光绪十年（1884）两种刻本行世。而汪圻（1776～1840）所绘《红楼梦》十二册页，确是“最早的彩画画页”，经书画界红学界的专家的目验和鉴定，确为“红楼画”中之佳品。

而据蔡义江先生“考证”，脂砚斋为曹雪芹的“合作人”，应对《红楼梦》如何配以插图，稍操点心；畸笏叟是曹雪芹的“家人”——父亲曹頫，更时时挂念作画之事。果然，庚辰本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对“宝玉一回头，却是代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竹囊，手内拿着花帚”句，他们连写了三条批语：

此图欲画之心久矣，誓不遇仙笔不写，恐袭我颦卿故也。——己卯冬。

丁亥春间，偶识一浙省发，其白描美人，真神品物，甚合余意。奈彼因宦缘所缠无暇，且不能久留都下，未几，南行矣。余至今耿耿，怅然之至。恨与阿颦结一笔墨缘之难若此，叹叹。——丁亥夏，畸笏叟。

前两批未署名，依题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应当是脂砚斋所批。第一条是侧批，说：“一幅采芝图，非葬花图也。”就语句看，似是赞美小说画面之美，细按又不尽然。采芝的典故，见《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历来以“采芝”入诗文者甚多，或求长生，或欲避世。采芝亦为绘画之题材，据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历代著名的《采芝图》，有颜德谦、赵伯驹、李唐、仇英、张问陶等。而黛玉之葬花，吟的是“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既非求长生，亦非欲避世，以之作画，意境亦与采芝迥异，怎能说是“一幅采芝图”呢？

第二条是眉批，写于己卯年冬，说的是：“此图欲画之心久矣，誓不遇仙笔不写，恐袭我颦卿故也。”“此图”云云，应是《葬花图》；“欲画之心久矣”，“久”到什么程度？没有说。看来不会是曹雪芹方写至此所批；但誓不遇“仙笔”不写，为的是恐怕“袭”（“亵”字之误，亵渎）心爱的“颦卿”。为什么会“恐袭我颦卿”？或担心画家对黛玉不理解，或对黛玉的看法原来就有着分歧。

第三条是眉批，署名为畸笏叟所批。批语说：丁亥春间，偶然结识一浙省發，看见他的一幅白描美人，甚合己意。“白描美人”所画为谁？联系上批“此图欲画之心久矣”，一旦见了这幅“白描美人”，便赞叹为“真神品物”，谓“甚合余意”，可能就是向往已久的《葬花图》。下文感叹“恨与阿颦结一笔墨缘之难若此”，更证明所画是林黛玉。

蔡义江先生《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写道：

再有一件事也看出畸笏叟对此书的热情。第二十三回“黛玉葬花”一段，先有批说：

此图欲画之心久矣，誓不遇仙笔不写，恐袭我颦卿故也。——己卯冬。

己卯冬是脂砚斋加批的时间，可知脂砚早有心请一位高手来为“黛玉葬花”作画，但心愿未能实现。畸笏见批后，便将此事放在心上，也一直为此物色对象，直到七八年后，雪芹、脂砚都已在此之前相继逝世，他还为错过一次好机会而遗憾地加批道：

丁亥春间，偶识一浙省新发，其白描美人真神品物，甚合余意。奈彼因宦缘所缠，无暇，且不能久留都下，未几，南行矣。余至今耿耿，怅然之至。恨与阿颦结一笔墨缘之难若此，叹叹。——丁亥夏，畸笏叟。

陈庆浩兄谓“按，一般以此‘浙省新发’为余集。余集（1738～1823），字蓉裳，号秘室，浙江仁和人。‘乾隆时以白描美人著称于世。’乾隆三十一年丙戌进士。……”丁亥年（1767），为余集中进士的次年，时年三十岁。

此事又见畸笏为此书增色之心，久而弥坚。

蔡义江先生引畸笏叟之批，在“偶识一浙省发”中加了一个“新”字，成了“偶识一浙省‘新发’”，便附会到新进士浙江仁和人余集头上。“省发”乃官员委任的一种制度，《元史》卷八十三《选举三?诠法中》云：“征东行省令译史、宣使人等，旧考满从本省区用，若经省部拟发，相应之人依例迁用，如不应者，虽省发亦从本省区用。”“院台以下诸司吏员，俱从吏部发补，据曾经省发并省判籍定典吏、令史，从吏部依次试补。”《元史》卷八十四《选举四?考课》：“今后院台并行省令史选充省掾者，虽理考满，须历三十月方许出职，仍分省发、自行踏逐者，各部令史毋得直理省掾月日。”《禅真后史》第二十二回：“刘仁轨令去绑释放，给赏官银五十两，省发回籍。”从下文“彼因宦缘所缠”看，此人确是“奏差省发”、往浙江赴任的官员。

细读《蔡义江新评红楼梦》，发现第261页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在打了波浪线的“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竹囊，手内拿着花帚”句后，添了本回第三条批语：

3.这已是一幅林黛玉标志性的肖像画，画作中常见。一幅采芝图，非葬花图也。（庚）写出扫花仙女。（觉）

在打了波浪线的“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它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句后，添了本回第五条批语：

5.明代唐寅有将牡丹花“盛以锦囊，葬于药栏东畔”事。作者先祖曹寅有“百年孤冢葬桃花”诗句。写黛玉又胜宝玉十倍痴情。（庚）对黛玉葬花一段，脂评记为其作画事：此图欲画之心久矣，誓不遇仙笔不写，恐亵我颦卿故也。己卯冬。（庚）丁亥春间，偶识一浙省新发，其白描美人，真神品物，甚合余意。奈彼因宦缘所缠无暇，且不能久留都下，未几，南行矣。余至今耿耿，怅然之至。恨与阿颦结一笔墨缘之难若此，叹叹。丁亥夏，畸笏叟。（庚）据陈庆浩考：“浙省新发”为余集（1738～1823），乾隆三十二年（1767）丙戌进士，以白描美人著称于世。

请看蔡义江先生是如何处理这几条脂批的：

第三条批语谓：“这已是一幅林黛玉标志性的肖像画，画作中常见。”《蔡义江新评红楼梦》是以“最接近曹雪芹原作面貌”，“斥伪存真，再现曹雪芹原笔真意”相标榜的，此批似乎忽略是在何种时空背景说出“已是”“常见”这种话的；是在“最早的彩画画页”汪圻（1776～1840）《红楼梦》十二册页之前，还是之后？

第五条批语，径直将两条批语解释为“对黛玉葬花一段，脂评记为其作画事”，证明了上文的反问的不确，蔡义江先生确实敢将《红楼题材绘画史》改写了，认定早在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曹雪芹的“合作人”脂砚斋，已久欲请“仙笔”画黛玉葬花图；而曹雪芹的父亲曹頫，更于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从一赴浙江赴任的官员手中，看到了一幅黛玉葬花的神品，说明《红楼梦》尚未成书时，即有人未卜先知，以之作为绘画的题材，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了。只是蔡义江先生仍然将“一浙省发”错录为“一浙省新发”，为的是要将此“浙省新发”落实为以白描美人著称于世的余集（1738～1823）。试想，若无此“新”字，不是“浙省新发”，而是“浙省发”，情况又会怎样？

尤为可怪的是，对于“壬午”“癸未”的区别分辨得异常清楚的蔡义江先生，却将“乾隆三十一年丙戌”，错成了“乾隆三十二年丙戌”[（批中明明有丁亥，那才是乾隆三十二年（1767）]，《蔡义江新评红楼梦》还称得上是“精心汇校，字斟句酌”吗？

也许有人会说，有点错字不怪，不要太苛刻了吧？但如果想到清代的科举制度，会试在春季举行（称为春闱），中试者得授官职，不能久留都下，则将“浙省发”错成“浙省新发”，岂不是坐实了浙江新进士余集？将“乾隆三十一年”进士错成“乾隆三十二年”进士，岂不正好让畸笏叟在乾隆丁亥春间，得以偶识这位“浙省新发”，目睹其白描美人？若没有这两错，畸笏叟又怎能和余集碰面呢？

错字，不是由于糊涂，由于粗心大意，而是由于精明，由于用心良苦。这就是蔡义江先生的“治学严谨，不立怪论，不弄玄虚，力求字字有来历、句句有考证，字句里深深地沉淀了其多年浸淫红学的学识造诣”。

在蔡义江先生看来，作为书稿总管的畸笏叟，就是曹雪芹的父亲曹頫，虽然承认“明文是没有的，都是种种迹象。但迹象多了，而且对这些迹象最合理的解释，如果只有一种，那便与证据无异”[7]，“儿子写的东西，就跟自己的差不多，所以特别关心”。但据蔡义江先生考证，曹頫因“骚扰驿站”获罪，被抄没家产人口了，勒索的四百四十三两二钱仍须赔出来。曹頫那时从哪里去弄这些银子呢？家破人亡后，“两代孀妇”及家属，在京城崇文门蒜市口有个朝廷施舍给他们的平房住，能混口粗饭吃不饿死，就不错了，哪有余力再为在押犯还钱？所以曹頫就不能不陷入长期被“枷号催追”的苦难处境了。数年时间内老要受几十斤重的木枷的重压，一个文弱书生怕是颈椎和腰椎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他便是因此而落下了残疾，以至许多正常人可做的事，他都做不了。试想，自称“废人”的曹頫，居然还有心思去请高手来为“黛玉葬花”作画，那高额的润笔，从哪里开销呢？

周汝昌先生评论此批，说是“要画《葬花图》而发偌大的感叹”：“发心已久，夙愿难酬，幸遇良工，因缘又舛，故始有耿耿、缘难之叹。”[8]按照蔡义江先生的说法，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红楼梦》还在“圈内人”手中，作为外人的“一浙省發”，肯定没有读过此书，怎会凭空画出这幅“甚合余意”的《葬花图》？查一粟《红楼梦书录》“图画”，最早产生的葬花图是嘉庆六年（1801）李佩金《潇湘夜雨》所咏《题葬花图》，最晚的葬花图则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陶巽人绘《黛玉葬花图》。脂砚斋、畸笏叟“誓不遇仙笔不写，恐袭（亵）我颦卿故也”的意念，不可能产生在《红楼梦》尚未传播之时。

蔡义江先生将“最早的彩画画页”——汪圻（1776～1840）所绘的《红楼梦》十二册页添加在卷首，岂不是印证了与此相类的脂砚斋、畸笏叟所说的葬花图，肯定不在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而只能在嘉庆年间《葬花图》盛行之后的道光七年丁亥（1827）、甚至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以后了吗？

谓予不信，请问蔡义江先生敢将《红楼题材绘画史》改写，谓：早在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曹雪芹的“合作人”脂砚斋，久欲请“仙笔”画黛玉葬花图；曹雪芹的父亲曹頫，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从一赴浙江赴任的官员手中，看到了一幅黛玉葬花的神品，说明《红楼梦》尚未成书时，即有人未卜先知，以之作为绘画的题材，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么？

要之，蔡义江先生在认可“重评”的含义不是第二次评，而是相对于在他之前的“诸公”之评的前提下，硬将脂砚斋与畸笏叟分家，把脂砚斋批说成是“是为将来读者而批的”，而畸笏叟的批则是“将自己的意见、建议、感想随手批写在书稿上，以便留作作者最后修订时参考”的，殊不知倒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俞平伯先生1931年6月19日在《脂砚斋评〈石头记〉残本跋》中说：“其中有许多极关紧要之评，却也有全没相干的，翻览即可见。”什么是“极关紧要之评”？能“证实”胡适假设之评也。什么是“全没相干之评”？为掩护这些“极关紧要之评”的文化垃圾也。蔡义江先生将脂砚斋抛出，为的是将占总数98%以上“全没相干”的批都归到脂砚斋名下，以为只要保住畸笏叟名下的十几条“极关紧要之评”，“新红学”的营垒便可保无虞。如他最得意的关于甲戌本一条眉批的校读，以为应作：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

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唯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申八月泪笔。

他认为两条批语都是畸笏叟加的，只是批的时间不同，想以此来抿合脂批的漏洞。他不明白，胡适1921年11月写成《〈红楼梦〉考证》改定稿，构建以“自叙传”为核心的“新红学”体系。其假设之一是说：“高序说‘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廿馀年。’引言说‘前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从乾隆壬子上数三十年，为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9]1928年出现的甲戌本，以“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这条“极关紧要之评”，“证实”了关于曹雪芹的年代与《红楼梦》的成书年代的全部假设，满足了他的需要，遂出重价把书买下了。红学界纠缠不休的“壬午”，实际上也源于胡适的误判：他先是将程甲本错说成“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的第一次活字排本”，继而推算“从乾隆壬子上数三十年，为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如果他正确地说是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的排印本，则上数三十年，岂不就是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了？

冯其庸先生说：“我现在的认识，认为雪芹确实死于‘壬午除夕’，因为壬午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即已立春。按旧俗，立春以后，已是来年的节气了，也就是已入羊年的节令了。”[10]可见，批评中说“壬午除夕”是不准确的，因为立春后已是来年的节气，已入癸未年的节令了。

更有趣的是，不论眉批的校读如何，“余尝哭芹”的“余”，从“今而后唯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看，都不会是被视为曹雪芹的“家人”畸笏叟（《蔡义江新评红楼梦》以为“余二人”指“畸笏夫妇，即曹雪芹亲生父母”，曹頫之外，又冒出一个曹頫之妻，更是匪夷所思）；作为《红楼梦》的批点者，他与作者的“亲密”程度，仍是远逊脂砚斋一筹的。因此，不论眉批的校读如何，都不能甩脱“壬午除夕”为迎合胡适需要造假的事实。

我既然提出了“程真脂伪”说，自当负责到底；通过二十多年的洗礼，我对于“程真脂伪”说更充满了理论的自信。

[1]蔡义江著.追踪石头——蔡义江论红楼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52.

[2]蔡义江著.追踪石头——蔡义江论红楼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35.

[3]欧阳健.脂批性质辨析[J].贵州大学学报，1994（3）.

[4]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850.

[5]蔡义江著.追踪石头——蔡义江论红楼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6]蔡义江著.红楼梦答客问[M].北京：龙门书局，2013：232.

[7]蔡义江著.红楼梦答客问[M].北京：龙门书局，2013：232.

[8]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

[9]胡适著.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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