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istocracy是什么意思？用法、例句(贵族（Aristocracy）往事——前世今生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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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社会流动性降低，阶层固化与贵族兴起等茶余饭后的热搜话题议论不绝。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贵族的根源、历史发展路径，并以此展望其未来演变。

贵族，最初指的因权力、财产高于其他阶级而形成的上层阶级，包括军事贵族、世俗贵族、宗教贵族。贵族也指奴隶制、封建制、君主制、教会制、种姓制等国家和地区的一些特有的群体，通过血缘、姓氏等某种特有的制度来继承封邑、权力、财富而形成的传统。由贵族祖先衍生出来的家族，仅拥有贵族血统但无世袭爵位，则通常被看做是世家或士族；他们或许仍然具有崇高地位与影响力，却因为没有实质性的爵位和相应的特权，而成为贵族阶层中的边缘者，不过，他们因为累积的家世和土地财富庞大，不少家族也在政治与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1)权贵的家族，多指帝王的内外亲族，或中央或地方的大豪族；(2)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以及现代君主国家统治阶级的上层，有特殊权位或世袭权位；(3)世家或士族。

时人常为英国贵族的体面与排场，派头所俘获，吸粉。殊不知，贵族与一国统治历史相关，比较起来，中国自古以来便有贵族统治传统，起码可追溯至东周，尤其施行诸侯封建制度，其类同于西方奴隶贵族制。周朝实行五等爵制，有公、侯、伯、子、男五等；除爵位制度以外，诸侯国实行“世卿世禄制”，由诸侯分封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等五个卿大夫等级，是没有爵位的世袭贵族等级。

本质上，贵族政治或统治的基础在于经济条件，古今中外，封建制度给予贵族垄断土地的权力，并可世袭传承，即为最核心的经济基础。

起码至工业革命以前，土地是最基本的第一生产要素，有土地即可吸引人口，从而具备农业生产条件。除此之外，贵族也常常以经济为基础，进而发展处文化与艺术等，从而为进入官僚阶级准备了必要条件，或以政治贵族反向发展处经济基础，互相交织辉映。如战国时期，各个地方诸侯国国主，即为传统贵族领袖，其下又有士大夫阶层，然而，战国时期，外部敌对环境与内部政治的不稳定性，导致了诸侯、士大夫阶层也无法长期稳定传承，加上统治内部，士大夫贵族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常常导致贵族一朝倾覆，如“赵氏孤儿”案中，赵盾一族几被灭门。这样的恶劣斗争环境下，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中，是很难有贵族形成的，倒是在斗争中，各类迅速崛起的大家族为了巩固自身势力与自保，豢养大量门客。如，战国四公子——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齐国的孟尝君，其家族皆有门客数以千百计，非有巨大的封地与收入，无法供养如此之多的客卿。而这些门客，又巩固了他们参与并干预政治的权力根基，助其逐渐发展为一方大豪。类似的情况在欧洲皆然。

春秋战国时期仅限于王公贵族使用的饪食器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郡县制替代封建制，中央集权，大一统加严刑酷法，贵族势力分崩离析。但秦历二世而崩，前后不足20年。刘邦建汉后，错误的吸取秦朝快速败亡的教训，而开始分封子弟为王，实际又复兴了数十年的封建制，经历了一系列的地方藩王叛乱之后，逐渐把地方权力收回中央，而世袭帝王制又不可避免的导致了外戚与宦官集团对权力的觊觎（明朝的情况几乎完全重复）。于是，权力的分配逐渐形成了以皇族，外戚，士大夫阶层和地方势力的格局。历经常年中央顶层权力的残酷争夺与杀戮，相对而言，地方世家或士族则享受相对和平的时代，崛起壮大更为顺畅，因而，西汉末年，地方士族豪强因为拥有大量土地，从而促成了农耕生产力的进步，生产率远高于三农，因而开始聚集了财富，于是一个贵族阶层逐步成型壮大，豪强势力已成大气候，朝廷对他们的限制、打击变得困难，安抚、拉拢就成为主要手段。在西汉被王莽篡位亡后的十数年间，光武帝刘秀跟士族、豪族取得协调，成为夺取天下的主因，最终促成了东汉的的建立，地方士族豪强，成为东汉之后政治上最大的力量，并最终主宰了之后魏晋、南北朝、隋唐近800年的历史。如东汉中期，著名的班彪班固班昭“三班”班氏，其后的董卓，袁绍等也皆为当时的地方豪强势力，还有弘农杨氏家族等。

汉末，曹操打败袁绍，是一次地方寒门打败士族豪强的逆袭。曹魏时期，蓄意抑制豪强势力的扩张，然而，数十年后，司马懿高平陵兵变，至司马炎篡魏又是一次地方豪强势力的成功夺权，自此之后，晋朝的世家大族形成了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及太原王氏等门阀，九品中正制又以谱牒家世，才干与口碑等选拔人才，由于司马氏乃一世家大族，故中正官都从世家大族中选定，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阶层固化最为明显的时期，当其时，贵族与寒门之间甚至无法通婚——梁祝化蝶的爱情悲剧故事背景即为晋时。至东晋，王、谢两大家族成为最著名的皇族之外的贵族，王羲之、王献之，谢安、谢玄乃至谢灵运等皆为其家族著名人物。

晋时的贵族垄断政治权力，中上层官位与社会财富，又不事生产，生活奢靡，喜好清谈玄学、名教，饮酒、服食五石散等，又如，石崇与皇亲国戚斗富摧毁玉珊瑚，其种种行为，恰好是欧洲中世纪时期，贵族长期必以银器作饮食工具，而导致重金属中毒的特征“蓝血”贵族的向导。及至南朝后期，南方世家大族势力多分布居于城市，侯景之乱，大量豪强士族几乎被屠杀殆尽。而在北方，虽然也经历清河崔氏被灭族的事件，然而由于北方士族多以农村土地为势力根据地，反而在战争与政治斗争中，得以以各种方式自保，延续了北方大量士族的影响力直至隋唐。

隋唐的建国，不论杨坚与李渊，皆为西魏后期八位柱国大将军的后代，虽然隋唐时期革新了九品中正制为科举制，选拔官僚人才开始吸收寒门微族，关陇集团出身的世家大族在政治的影响力延续至唐末，如五大贵族（唐朝的陇西、赵郡李姓，清河、博陵崔姓，范阳卢姓，荥阳郑姓和太原王姓）的势力一直影响在唐的高层用人选拔，如

“从唐肃宗到唐朝灭亡期间担任过宰相的一共有179位，其中出生于士族、门阀有143人，占80%；出生于中等家族的有22人，占12%；而真正的平民宰相只有12人，占7%。”——《中国社会史》

次于“五姓七家”的士族，是京兆韦氏（16位宰相）、河东裴氏（17位宰相）、河东柳氏(3位宰相)、河东薛氏（2位宰相）、弘农杨氏（11位宰相）、京兆杜氏（10位宰相）。前四个为“关中四姓”。而京兆韦氏更是“关陇集团”的重要核心成员；河东裴氏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家族，“懿夫百家郡望，四姓为先；天下氏族，莫如裴氏！”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东晋南朝四大侨姓王、谢、袁、萧中的一员，兰陵萧氏累世与隋唐皇室联婚，而成为“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作为特殊分子，竟出了10位宰相，贯穿唐朝，其力量也不容忽略。

唐玄宗开元年间，设立了碛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岭南十个节度使，其中，范阳节度使是节度使中势力最大者。此时的节度使多由胡人担任，往往封郡王。安史之乱后，国中遍置节度使，多为安史之乱的叛将和平叛战事中崛起的军阀。各统一道或数州，军事民政，命官、征税，皆得独立，父死子继，以世袭，号为留后而不待朝命。朝廷无力讨伐，往往姑息了事，承认其地位，世称藩镇。这些大大小小的节度使，又相继成了地方上的一股世家大族豪强。然而，中晚唐的藩镇士兵已经由府兵制改为募兵制，兵不属将。于是，各类藩镇的内部兵将，欺负节度使年幼力弱，或能力不足而造反甚或合谋杀害节度使以代之，时有发生，互相屠戮，导致了节度使，大将成为一个不稳固高危职位，从而没法长期世袭，发展成类似欧洲的封建领主贵族势力。其后，黄巢之乱及其后朱温等对长安的世家大族的灭绝性大屠杀，贵族势力几乎被屠戮殆尽。

乱世烽烟的五代十国时期，战乱与分裂持续近百年，几乎对社会经济造成致命性的摧毁，当然也摧毁了世家大族赖以生存的土壤。直至北宋建立，逐步消灭了十多个地方诸侯分离势力割据之后，地方士族豪强也已式微。宋初，仅有户650万左右。宋太祖吸取唐末藩镇割据教训，杯酒释兵权，随着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皇帝也不再允许任何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家族存在，皇族无分封之实，只有爵位，世袭减半，除财富外，几无实权。又改革科举制，以文化取仕，大幅增加社会寒门士族的社会流动性，武备以中央禁军为主，任文官管制武将。有宋一代的名相名臣，如寇准、包拯、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乃至权臣蔡京、王黼等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朝廷，家族内一旦没有后人中举，也就无法长期担任重要官职，从而也就很快丧失了政治影响力，地方上会有富户，但是绝没有强势的家族。据统计，《宋史》列传中的北宋人物，出身于高官家庭的不过四分之一左右，而出身于布衣平民者则过半，且随着时间的演进，时代愈晚，布衣出身的比例也愈高。这说明，科举制已经大大的拓展了社会流动性。

总体而言，有宋一朝，有官职的文人士大夫尤其名望，官位卓越者，享受较好的俸禄与地位，可视为一时的贵族，然而官职没法世袭，去职后，即沦为社会贤达而已，又宋朝，显著的官职三省六部、三司、枢密院等主要官员的任期皆较短，尤其权位最重的宰相，其任期短，平均而言，不足3年，常常“一年一考、三年一任”，以官职培养势力范围的机会也大大减少。如此，权力几乎完全集中于皇帝一人，而皇帝又以较大的管理授权分予中央官僚系统，并切实践行祖法，规制自己权力，“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谓得到切实的实践。有宋一朝，初皇族外，没有世袭的贵族，社会上的所谓贵族，只有各领风骚数年的士大夫阶层。

元朝时科举式微，民间士子晋升无望，而蒙古人以四等人制划分人种权利高低。元代除皇族外，蒙古王公大臣，宗教上层人士皆享有特权，此外，由于疆土广阔，商业发达，以政治权势为标准，元代商人大体可划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由贵族、西域商人、官僚、上层僧侣和豪商组成，他们在行商时受到官方多方面的庇护和优遇，有的甚至不当杂贩差役、豁免或逃匿商税，取得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的特权。但元朝统治不过百年即为明所取代，其蒙古贵族势力，也一并被扫除赶出中原。

明朝的情况类似西汉与唐宋的结合。明为了防范蒙古势力，恢复诸王分封制。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后，在洪武九年和十三年对地方和中央管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削弱了原行中书省的权力，改变了元末外重内轻的格局，解决了皇权、相权、军权的矛盾。然而，历代地方割据势力给朝廷造成的威胁，尤其唐末的藩镇割据，元末察罕帖木儿等拥军割据等远近历史教训，为避免类似历史悲剧的重新上演，朱元璋决心依靠宗室子孙对地方军政官吏加以监督和限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储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在朝廷中央，有皇帝直接掌管权力；地方，则有宗室子孙协理防务等。内外相辅，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明王朝对全国的有效统治。凡事有利必有弊，分封制的弊端如地方叛乱等，很快就显现，朱元璋死后数年，其子燕王朱棣起兵叛变，夺取了帝位。分封的亲王权力范围，经历几个阶段的不断削弱，而政治地位与财富依然得以勉强维持，二百多年的延续，到明末之时，王室远近后裔数万成员的供养，甚至成了一笔沉重的王朝政府负担。

另一方面，继承自唐宋的科举制依然是朝廷选拔人才的最重要通道，文人士大夫通过科举入仕，其情况类似宋时，而科举制度的发展，由士大夫阶层把持的议事权力，又操纵结党营私，使其阶层享受减免赋役的特权，各阶层士大夫在乡村社会中形成了乡绅群体，保证了继续在基层社会中占支配地位。

此外，继续宋代以来程朱理学、陆象山等的努力，在儒家义理上提出了更贴近民众的心学，用宣讲乡约的方式积极向民众宣传伦理，参与兴办义仓、私塾等公共设施，并把民间宗族组织、婚丧礼仪等等儒家化，进一步削弱了道佛在民间的影响力，提高了士人在民众中的影响力。

这样，明朝的贵族除了皇族，也逐渐发展出一个以士大夫阶层为核心的贵族阶层——地方士绅，如东林党就是明朝后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士大夫阶层为主的贵族，掌握了大量土地，又享受减免赋役的特权，于是，明朝到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而赋税的负担逐渐为低下层农民阶层所承担，王朝收入入不敷出的问题逐步扩大，而皇权又部分的受到儒家士大夫阶层把持的内阁与三省六部所制约，迫使皇帝开始扶持宦官集团，与之对抗，并另寻提高国库收入的渠道。宦官集团被派到地方另开新税种以提高王室、政府收入，与士大夫阶层把持的朝廷以及被搜刮的地方士绅地主阶层矛盾不断，互相倾轧，最终葬送了大明王朝的江山。明朝末年，天灾人祸加上政治腐败，导致了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十几年间，席卷全国，造成了巨大破坏，明朝贵族士大夫阶层几被完全摧毁。来自东北的少数民族，最终在吴三桂的帮助下，越过山海关，进入北京城，并势如破竹一路南下，取明而代之，国号大清。

清朝在明的集权基础上，却吸取了教训，没有分封诸王，王室除了爵位俸禄，几无实权，而隔代爵俸皆减半。除满族领导阶层外，由于蒙古族也为满清入关提供巨大助力，满清皇室与蒙古贵族间有君子协议，称满蒙联姻，指清朝的满洲贵族与藩部的蒙古王公贵族互为结亲的习俗。加上满族本身少数民族，人数不足数十万，即令八旗子弟皆为开国贵族，其负担不重。满族人口本极少，而管理诺大帝国，族中稍微有点才干之人，即被提拔授予重要职位，于是涌现了一大批满族重臣，以其姓氏划分，计有满清十大贵族姓氏，分别是完颜氏、马佳氏、佟佳氏、富察氏、费莫氏、那拉氏、乌雅氏、爱新觉罗氏、瓜尔佳氏、钮钴禄氏。如著名的外姓王福康安，即为富察氏出身，而慈禧则来自叶赫那拉氏。此外，满族贵族又通过相互联姻，构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系。

除此之外，满清立国大量依赖汉族人才，如早期的范文程，洪承畴等。而继承明朝的科举制同样负责选拔人才，社会流动性并未被堵塞，通过科举，受过良好教育的汉族中也逐步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世家大族。安徽桐城张氏家族，张英、张廷玉、张若霭，祖孙三代，侍值内廷，颇受康、雍、乾三帝的青睐，可谓“合家顶戴”，满门朱紫。尤其张廷玉，“登朝垂五十年，长词林者二十七年，主撰席者二十四年，凡军国大事，奉旨商度”雍正谓“配享太庙”。

总体而言，清朝严格限制世袭制的权力爵位，除了极少数的几个皇亲贵族外，能长期享有特权的贵族少之又少——极少数几位铁帽子王，多数靠科举出身或靠能力出众的人才，偶或也能享誉一时，显赫数十载，如清早期的曹寅（曹雪芹祖父）家族，垄断供应皇室的江南织造职位长达60多年。又如清后期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等因战功等也曾各领风骚，但因其官职不能世袭继承，而家族内部若不能持续培养出类拔萃的人才，则不免逐步走上衰落道路，若因政治斗争落败，甚至不免如曹寅家族一样，树倒猢狲散，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类似地，在中世纪至近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贵族几乎在欧洲的任何地方都控制着政治和经济权力，他们利用财富、对最佳土地的控制以及控制租户，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有清一朝，尤其中后期的闭关锁国相比，欧洲得益于文艺复兴及其之后的思想启蒙运动，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并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生产力迅速发展，并催生了各类现代化的机械如蒸汽机，火车，轮船，自动化枪炮等。在19世纪，新兴的中产阶级造就了富有的商人，其中许多人用他们的钱购买贵族地位以保障家族势力的延续。然而，在19世纪30年代以后，各国风起云涌、此起彼伏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颠覆了既有的旧权力秩序，贵族开始失去对财富和政治权力的支配地位。1790年代的法国大革命，许多贵族人头落地，幸存者不得不流亡，失去了土地和权力。即便在1814年拿破仑战败之后，流亡者又回来了，但他们从未收复过失去的所有的土地，也未能恢复过往的政治权力。从英国、比利时和德国开始，19世纪的工业化带来了城市化，财富日益集中在城市，城市重要性不断上升。此外，在18世纪末之前，贵族通常与教会，特别是天主教会有密切的联系，但在19世纪一波又一波对天主教徒的冲击浪潮中，贵族联盟软弱无力。在1900年之前，贵族们在英国、德国、奥地利和俄罗斯仍然保持着政治统治地位，但岌岌可危。因为贵族势力中特别是年轻的贵族后代（Knight）在战争中常常是最勇敢的战士，历次的战争，最受重创的恰好也是这批人，以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显著削弱所有主要国家贵族权力。在俄罗斯，旧沙皇的农奴贵族被布尔什维克驱逐进而连根拔起了。20世纪初期，鉴于各国贫富的悬殊严重，而税赋负担常常落在中下阶层，民主选举上台的各国的自由党和社会党开始对土地所有者征收重税——财产税，土地税，遗产税等等，严重打击了贵族赖以生存的经济核心要素——土地等固定资产，他们逐步失去经济权力，大量的贵族开始衰亡，即便是最稳定、古老的英国，除王室外，其它贵族势力也已几乎名存实亡，走向平民化，空剩不附带权力、利益的各类贵族头衔，勉强维持日不落帝国的光荣余晖。

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看，贵族的出现源于人性中的刻意追求高人一等的等级、阶级意识，即便在启蒙思想运动近300年后，此类意识仍然部分存在于各国人们脑内根深蒂固，从未得到根除。有了思想土壤，贵族势力的形成则需要维持家族的长久繁衍，并累积足够大的、可传承、力足影响社会并干预政治的家族财富。

然而，这几个条件在西方，遇到了极大的挑战——个人主义与自由的追求以及新教伦理思想的影响。以美国为例，自19世纪以来，累积巨大财富的巨头不可胜数，如第一代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其财富总值曾达到美国GDP的2.4%，折合今日之4000亿美元以上，不得不说，洛克菲勒完全具备了形成贵族的所有充分与必要条件。然而，洛克菲勒捐赠了大部分的财富，并没让其传承成一个巨大的“洛克菲勒门阀”，类似的，摩根，卡耐基，福特……乃至盖提，巴菲特，盖茨等巨富也选择了类似的把财富捐献于社会慈善的用途，而没有选择让带着血缘关系的姓氏成为新一代贵族。显然，在新教伦理的影响下，美国或欧洲社会实际已经从思想土壤上，扫除了成为门阀贵族的封建社会落后的阶级意识形态。

如果把眼光集中至东方，则情形又大不相同。如在最先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日本，近百年来，垄断日本社会经济命脉的大财阀如三菱，丰田，松下，索尼等财阀，虽历经高低起伏，其家族后人仍然占据一定的影响力，在日本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二战后崛起的亚洲四小龙如新加坡，李光耀家族自建国后，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超过一甲子。香港则由百多年前的旧贵族何东家族，加上战后新崛起的4大地产家族，占据经济、社会上最重要的角色，其家族财富得益于极低的税率与优越的传承环境，甚至不断壮大，形成极度缺乏流动性的社会特征，富者恒富几已垂百余年。类似的情况在韩国也类似，如三星财阀的李氏家族。又如台湾的王永庆家族等。纵观中国大陆的情况，自改革开放40余年来，社会财富急剧分化，形成的财富新贵，大致也类似。

以此观之，东方社会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权威的遵从与森严的等级观念，对家庭、家族价值的极端重视，对姓氏血脉、子孙后代的关心与传承等等，都为贵族的产生提供源源不绝的思想土壤。此外，多样化、国际化的资产配置手段，完善的避税手段，现代的企业管理人才等，都为传承发展家族财富提供了绝佳的必要条件。以此而言，一个稳定繁荣的东方儒家社会最可能为新贵族的形成提供了沃土，直至一个巨大的抑制豪富势力的领袖掌握政权——如曹操；或一次彻底的政治改革——如日本；又或者，等待另一个陈胜吴广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另一个侯景，黄巢……

黑格尔言：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得到任何教训。

杜牧曰：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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