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交通工具称70个？细说老北京的交通工具

大家好，今天给各位分享常见交通工具称70个的一些知识，其中也会对细说老北京的交通工具进行解释，文章篇幅可能偏长，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就马上开始吧！

1、老北京的传统交通工具中，驴主要在城边、城外活动，“横行”城内的则是马车、人力车了。

2、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午门前的人力车德裔摄影师赫达·莫里逊拍摄

3、马车：竹枝词里道“横行”

4、自古就有“驷马高车”之语。“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的“御”，有的说指驾马车，有的说指驾战车，其实春秋时的战车也是马拉而非人推，本质上都是一回事。

5、直到清末，马车仍然是高官显宦、豪门富户自用交通工具的首选，如当时的摄政王载沣，是皇上溥仪的爹，代行元首之职，出门坐的是颇为讲究的马车而不是汽车；曾任伊犁将军的志锐在北京也是马车出行，驾车的还是两匹西域名马。东交民巷里坐汽车的洋人中，也有如德国公使夫妇那样，喜欢坐敞篷马车在北京城里逛……

6、徐一士先生在《一士漫笔·马车转红运》中提到，兰陵忧患生于宣统元年写下的《京华百二竹枝词》中，有数首描写了这类情形，下面是其中两首：

7、其一:“丁当遥送耳边声，如电马车在后行。深愿两旁人早避，碰撞随意不留情。”

8、作者注：“马车飞行，迅如疾电，车铃一响已到眼前，每见撞倒行人，不顾径去，街市过客，早宜留心。”

9、其二：“东交民巷势嶙峋，车辆哪容近市尘。独有马车浑不管，管他车内坐何人。”

10、作者注：“东交民巷中人充洋巡捕者，严阻诸色车辆行走，独马车可以任意奔驰，无论乘坐何人，概置不问。”

11、看诗中所写，马车里坐着不只是洋人，坐着中国人，洋巡捕一样不吭一声，不知道是洋巡捕被打点过了呢，还是马车的高贵“震慑”住了洋巡捕？想来还是前者吧。

12、清政府倒台后，真正有钱有势的改坐汽车了，次一等富人继续乘马车摆阔、抖份儿，但也是明日黄花，城内的自家专用马车慢慢地彻底消失了。北平沦陷期间，油价昂贵，徐一士先生听说有富人又用起了马车，但不过是昙花一现，没出大动静。

13、据家父回忆，1949年师大物理系汤璪真教授（毛主席的同学）到北京，从前门火车站到和平门内的师范大学教工宿舍，就是坐在一辆马车上，几件行李就绑在马车车厢顶上。另外一位师大教授雷汉也是一样。

14、解放后，这类马车在北京城内就看不见了，另外一种大众交通工具——人力车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15、人力车走出宫廷，走上街头

16、前有老舍先生名作《骆驼祥子》及同名电视剧，后有近年来大量民国剧的普及，今天不知道人力车的大概很少。人力车，最初被称为东洋车，因日本商人进献慈禧太后而得名，后来老北京人一般称之为洋车，自然人力车也是一个通行的称呼。据说，现在颐和园里就陈列着献给慈禧太后的那辆车，高大的木制车轮，车帮包着铁皮，不大的方形车厢。洋车一直为宫廷专用，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才走出宫廷，在北京街面上大量跑起来。这会儿的洋车铁轮圈外套胶皮，后来更代之以充气轮胎，减震性能大大提高，乘坐感觉更佳，不仅得到普通市民阶层的青睐，世家显宦也一样乘坐。

17、台湾唐鲁孙先生在《老乡亲》一书中就谈到，他的叔叔在清史馆上班，家中有两部马车，但自觉职位不高，馆长、编撰都是其父的进士同年，自己坐马车到单位，影响不好，难免被指轻浮招摇，于是就包了一辆人力车上下班。

18、需求刺激了人力车行业的发展。据《北京人力车夫研究》一文介绍，1924年包括私人包车在内的全市人力车有已3万余辆，1929年增至4万余辆，1934年更达到54397辆，车厂上千家。车已有档次之分。普通者即今天影视剧中所见；高级点的在两侧车轮前各有一盏电石灯，夜晚灯光雪亮，乘客脚前还有一个脚踩的铃，可以一路铃儿响叮当，很是拉风；更高级的自然还有，多是自用车，就不再赘述了。

19、有关人力车的运营方式，文中写道：“北京的人力车夫中也有拉包月和拉散坐之分。所谓拉包月，即为人所雇请专拉私家包车；拉散坐即为在大街上自由拉客。”看到的其他资料以及各类文章，对于“拉包月”的介绍基本相同，有的更做详细解释：“有钱人自己购车、单独雇车夫，供自己家里人使用。”

20、买洋车的花费在当时不是小数目，能买得起洋车的人就是少数，其中还有如唐鲁孙的叔叔那样，只包车不买车的，在人力车夫角度看，其实就已经是“拉包月”了。而买不起车的人是不是只能上街招手叫车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拉包月”不是有钱阶级的专享服务，买不起洋车的市民阶层一样也可以使用，即如先祖父。

21、“赶钟点”的利器

22、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先祖父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就去中学教课，教物理。

23、那时候的中学和今天不一样，固定的教职很少，教师和学校之间的关系等同于今天常说的聘任关系，每年学校聘一批教师授课，确定每人每周的上课数量（当时称钟点）和具体的上课时间。第二年或者续聘，或者解聘，一年一定。当时的学生数量也就是今天的零头，先祖父毕业时，物理系毕业生总共才五个人，中学生人数多些，也远无法和今天相比，因此每所学校的上课数量是有限的，仅在一个学校上课收入低微，还随时存在失业风险，因此先祖父就不得不多找学校兼课，增加收入，这在当时有个专门的名词——“赶钟点”。

24、顾名思义，“赶钟点”就是要赶时间去上课，不能迟到。那会儿公共汽车没有；有轨电车倒有了，但线路就那么几条：天桥——西直门，东单——东四——北新桥——鼓楼——地安门——平安里——西单一线，学校不在电车线两侧的或者干脆在胡同深处的，电车到不了，时间就无法保证；自行车也有了，但一个刚毕业的留京大学生是买不起的，汽车不用想，也不可能，所以说来到去，只有包车一途了。

25、家父还记得那位车夫叫文福，具体是文化的文还是新闻的闻没问过，车是自己还是车厂也没留意过。先祖父上下午都有课时，午饭就不回家吃而在饭馆解决。先祖父出身农家，待人厚道，深知干体力活的不易，进饭馆时他必会吩咐伙计烙一张大饼，摊六个鸡蛋，做好后，用纸包好交给文福。他一般放在车座下，待先祖父下午的开讲后，才开始吃。文福为人诚笃朴实，每年春节，必带一包点心或者一点水果来家中拜年，先祖父也从不会让他空手而回。家父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头两年还见过他。

26、前几天看北京著名民俗学家金受申先生的《我恨白羽》一文，意外看到他和先祖父居然是“赶钟点”的同道：

27、十九年至二十二年，忙着教书，要跑四、五处中学和大学，每周钟点几至四十点钟，终日奔波于洋车及讲堂。夏天午困，坐在洋车上，睡得不能睁眼，睡神十二分光临，车夫有预定暗号，比如到华大去上课，就先拉我到西四牌楼“隆景和”，慢慢站定，叫醒我喝一杯冰镇梅汤，立时精神大振，恍如飞将军从天而降。

28、金先生文中没提包车与否，不过看他每周四十点钟的工作量，未必有那个精神气力天天下课后门口、路边叫车，以他当时的家庭状况，估计也大概是如先祖父那般的“平民包车族”吧！

29、足迹遍布东西南北城

30、“拉包月”保证了教师的“赶钟点”。

31、据家父回忆，先祖父兼过课的公立和私立学校有一中、女二中、师大附中、大同中学（今24中）、孔德中学（今27中，钱玄同、鲁迅均曾执教）、山东中学（今30中）等，还有农业大学，当时在钓鱼台那边，开的公共课有普通物理，足迹遍布南北东西城。

32、家父说，其中有一所学校曾被先祖父几次提及，叫“河北高工”（全称可能是河北高等工业学校，相当于普通高中），大致在今天的地安门中学那里。

33、今天常说有学生爱调皮捣蛋，民国时期也不例外，他们往往给新的任课教师提些刁钻问题，个别还有恶作剧，一旦教师答不上来或者受窘，起哄之外，他们还会向校方提抗议，要求换老师，不少教师因此被提前解聘。其中固然不乏教师自身的原因，但不能全赖学生。先祖父当时离开大学校门不久，不过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初到河北高工，就遇到了学生的挑战。结果，他先以犀利的言语镇场，继之以精彩的授课，学生们服气了。北京四中的著名物理教师张子谔先生也曾在河北高工兼课，认识先祖父。

34、上世纪五十年代利用位于南锣鼓巷和交道口之间的前顺天府衙门成立的河北北京中学，老北京都叫它“河北北”，与河北高工渊源甚深，当各区兴建区属教育学院时，那个位置变成了东城区教育学院。二者均以河北二字开头是因为隶属于河北省的缘故，挂上北京二字不知只是要表明个位置还是有什么其他想法。类似的还有一所河北北京师院，在和平里，后来也搬走了。河北帽子盖在北京头上，算是北京教育史上的一点趣闻。

35、金受申先生文中没细说当年都去哪些学校“赶钟点”，遥想百年前，铃声叮当，脚步踏踏中，一群各自坐在包下的人力车中，和人力车夫一起满城奔波，路上邂逅也不过“相逢对面不相识”，甚至车中假寐，所念惟有打点精神谋生计，又岂独今日之年轻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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