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德语学哲学(德国哲学源于宋明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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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起源于宋明理学。莱布尼兹(G·W·F·vonLeibniz，1646-1716)是德国第一位哲学家，被称为近代欧洲的一位知识巨人。在与耶稣会士的交往过程中，莱布尼兹深入地接触到了中国文化，在其对《易经》的研究中，悟出了二进制数学，从而为后世发明电脑及数码技术奠定了学理基础；在其对“宋明理学”的学习中，引进了“理性”概念，从而为德国哲学奠定了思想基础。后莱布尼兹德国哲学的展开，也以引进中国文化的概念为前提；只不过后来戴上了一顶伪古希腊的帽子。

莱布尼兹认为：中国高于欧洲

“莱布尼兹认为，古代中国在时间上早于古代欧洲，并且有「自然神学」或关于上帝的知识，这些知识仅仅是从观察自然得来的。这一特征同令人钦敬的道德外表一起，哺育了在许多方面都高于欧洲的中国。”[1]

莱布尼兹引用七种中国典籍

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中，莱布尼兹引用了七种中国典籍：《易经》、《尚书》、《诗经》、《论语》、《中庸》、《理性大全书》和《资治通鉴》。他把《易经》和《资治通鉴》放在一边，用也只是顺便提到。他从龙华民的《宗教论文》和利安当的《传教论文》这种间接资料中辑出其余五部重要的中国典籍。与理学有联系的《性理大全书》、《中庸》、《论语》是他最常引用的。这样的选择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因为莱布尼兹表现了对中国远古的或说古典儒家的强烈偏爱。

莱布尼兹「理」的概念本于明代永乐时期《性理大全书》

“《性理大全书》莱布尼兹引用得最多。它是宋代哲学家程颐、朱熹的理学学派的著作选集，代表了程朱学派的性理哲学。《性理大全书》由此得名。这部书是受永乐皇帝（1403－1424年在位）之命由胡广领导在1415年编成的。永乐皇帝是想从已有的三个新的宋代儒家选集《性理大全书》、《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是滤掉一些不合政治需要的成分。这三个选集，特别是《性理大全书》，是全部科举考试的根据。《性理大全书》是一部长达70卷的汇编，它完全是一个派生物，尽管是经过筛选的；并且它不是从经书本身中派生出来的，而是从四书《论语》、《中庸》、《孟子》、《大学》这些经书本文和语录断片的汇辑的注疏中派生出来的。

莱布尼兹追随利玛窦以及同情中国礼仪的那些人，认为与他同时的中国人是无神论者，只有中国古人和古代典籍才反映出自然宗教。然而，莱布尼兹引用《性理大全书》，好像是只把它看作经书的概要，而不是后许多年的解释学派的作品。”[2]

“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中，最基本的中国名词是莱布尼兹解释为「第一原理」的「理」。被莱布尼兹视为中国和西方这样世界范围内的一致基石的，正是这个重要的中国名词。”[3]

然而，作为德国人表述哲学，莱布尼兹所使用的语言却并非德语；莱布尼兹的主要哲学著作大多使用的是拉丁文和法文。

在十八世纪之前、用德语表述哲学,闻所未闻

德国哥廷根大学是近代种族主义的大本营，其创建者之一，克里斯托夫奥古斯特霍伊曼（KristopheAugustHeumann）开始“倡导并尝试着实践用德语写作哲学，当时这样的行为几乎从未听说过。……霍伊曼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因为太热或太冷的气候都不宜于哲学，只有气候温和国家的居民，如希腊、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才能够创造出真正哲学。霍伊曼关于哲学起源于希腊的观点，像他认为德语具有哲学潜力的观点一样，比他的时代超前了五十多年。”[4]

德国为日尔曼蛮族，十八世纪前万国林立，既无哲学也无史学

德语本来是游牧民族日尔曼族的「粗话」，在十八世纪初之前地位低下。

“在德国，三十年战争1648年结束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军事动荡、政治分裂和经济落后连续不断。在同一时期，法国在军事上和文化上崛起，以至于要成为新罗马，能够吸收整个欧洲。德国宫廷的语言和文化是法国的，包括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的宫廷；十八世纪上半期德国出版的多数书籍是拉丁文和法文的。因此理所当然有一种担心，17世纪末的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和后来的爱国者表达了这种担心，认为德语永远不会发展成为可以用来进行文化和哲学对话的语言；它甚至会像法国的早期统治者说的日耳曼法兰克语一样，在法语来临时完全消失。”[5]

十八世纪之前德国没有史学

“在德国，历史著作的传统很难上溯到18世纪以前，而在意大利可以上溯到马基雅维里甚至于佩特拉克。”[6]

德国人在塔西佗《日尔曼尼亚志》中获得灵感，通过伪古希腊学术，虚构日耳曼与古希腊的关系。

“从1440年开始，塔西佗在意大利整整被忽略了60年，而这却是德国人开始学会阅读《日尔曼尼亚志》的阶段。……到了1500年，它已成为德国人喜欢在其中关照自己的镜子。”[7]

敢讲真话的德国人：莱布尼兹的高足---克里斯蒂安·沃尔夫

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Wolff,1679.1.24-1754.4.9）是莱布尼兹的弟子。1721年7月12日在就职哈勒大学校长典礼上，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发表了题为《论中国的实践哲学》的演讲。[8]

他在讲演中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说：“各位尊敬的听众，中国人的智慧自古以来遐迩闻名，中国人治理国家的特殊才智也令人钦佩，但是长期以来，尽管人们对此始终深谈细究，也没有把它作为非凡的东西来把握。在我们的眼中，孔子常常被看作如此伟大的智慧的始祖。”

这里“自古以来遐迩闻名”，自古以来是什么时候？遐迩闻名又是多大范围？

沃尔夫在讲演中说到：“几百年来，人们一直赞颂着中国哲学。”

在十八世纪说这句话，少说“三百年”就是十五世纪，“五百年”就是十三世纪。

“遐迩闻名”的“迩”就是普鲁士、法兰西，“遐”就是英格兰、意大利、西班牙、拜占庭（包括希腊地区）。

沃尔夫在讲演的结尾处说：“亲爱的听众，我已经把古代中国人的哲学基础展现在你们眼前。不论是在其他的公开的场合，还是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我都要讲，中国人的哲学基础同我个人的哲学基础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人的哲学基础同我个人的哲学基础是完全一致的”是什么意思？

他是历史上第一位用德语写哲学作品的学者，这段话意味着：第一位德国哲学家、或者说德国哲学开山祖师的哲学基础来源于中国。

“不论是在其他的公开的场合，还是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我都要讲”是什么意思？说明讲真话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与风险。

沃尔夫处在欧洲对中国从无限崇拜到刻意贬损的转换期，由于发表了这篇讲演而受到严厉指控，被迫辞去校长职务，并于1723年被驱逐出普鲁士（德国）。[9]

沃尔夫因讲“中国哲学”被驱逐出境

德国哲学的祖师爷沃尔夫（ChristianWolff,1679-1754）因为讲中国哲学受欢迎，就被驱逐出境了。

“哈勒大学数学教授，知名的沃尔夫有一天发表了一篇很好的演说推崇中国哲学；他称赞这个眼耳鼻须和推理都跟我们不同的古老民族；他称赞中国人敬奉一位至高无上的神并且好德；他把这归功于中国皇帝、国老、法官、学士。对于和尚的看法就完全两样了。

要知道这位沃尔夫教授在哈勒吸引了一千名各国学生。在这个大学里有一位名字叫朗格的神学教授，他却一个人也吸引不到。这个人在课堂里面坐冷板凳很失望，就有理由想要毁坏数学教授。他不免依照他那一类人的习惯，诽谤数学教授不信神。

有几位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欧洲作家曾经以为北京政府是无神派。沃尔夫既经称赞过北京的哲学家们，所以沃尔夫是无神派。嫉妒和仇恨从来没有做过比这更好的三段论式。郎格的这一论据由一群喽啰和一位保护人来支持，就获得国王的决定，给数学家下了一道两刀论法式的命令，叫他选择或是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哈勒市，或是被处绞刑。因为沃尔夫很会推理，当然不免一走了事：他的隐退使国王失去每年二三十万埃古银币的收入，这笔钱是这位哲学家由于他的学说的影响给国王输入的。”[10]

沃尔夫被驱逐的经过（沃尔夫或译“沃尔弗”）

关于此事的经过，以巴托美斯（Bartholmess）所著《柏林学士院哲学史》（Histoirephilosophiquedel’académiedeBerlin）所记为最详尽。沃尔弗与虔诚派的正统神学派的冲突，实际即为理性论哲学与信仰的冲突，换言之即哲学与宗教文化的冲突。哲学史家蔡勒曾注意于这种冲突的原因，他以为这种冲突从莱布尼茨时代已经开始，不过莱布尼茨与虔诚派的创立者斯培纳（P.J.Spener）虽发生冲突，影响很小。沃尔弗则以本国文字作通俗宣传，而且他的哲学精神根本和正统派神学绝不相同。正统派神学主张超自然主义的信仰，沃尔弗则用数学的方法，每一事物均须找出理性的根据。他要将超理性的变为理性的产物，超自然的变成自然的信仰，这当然和虔诚派的正统神学发生正面冲突，结果便不得不引起绝大的学潮了。本来在哈尔大学之中，沃尔弗和朗格私人的感情就不很好，如大学助教一职，沃尔弗推荐他的弟子吞密格（Thümmig），朗格则为其子力争，结果沃氏是胜利了；又朗格怂恿沃氏弟子斯特勒拉（Str?hler）著《关于神世界灵魂之沃尔弗思想的批判》均为好例。

但是沃氏学说在德国当时实为支配一时的新思想，颇受学生欢迎，1721年7月21日《中国的实践哲学》的讲演又指摘朗格，称之为“滥作者”（polygraph），当然更引起神学教授们的反感，所以在这事件发生以后，哈尔神学部的教授便立刻召集会议，对于沃氏的演讲辞提出二十七条的误谬之点，且加以面责。1725年沃氏将演辞公开发表，并作答辩，乃神学部的教授们又运动分科大学长法郎克作友谊的忠告，要求沃氏交出原稿，竟遭拒绝，事情总算一时平静下去了。却即在那时，大学方面学生因对新副校长不满，要求沃氏复位，因此朗格非常愤怒，一意运动宫廷，驱逐沃氏，结识了一位侍臣中有名的滑稽家干达林（Gundling），把沃氏学说形容得非常可怕。

当时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本是一介武夫，他除了军队、宗教、金钱以外，什么也不知道，因轻信谗言，大为震怒，遂于1723年11月8日下一阁令，命沃尔弗于四十八小时以内离开哈尔及普鲁士国境，并附言，如不听命即处绞刑。同时放逐者还有吞密格和另一位教授。沃氏教职以朗格的亲子代之，于是沃尔弗的反对党大告成功。朗格原意只想限制沃氏讲学及著书的自由，接到国王严令，反而狼狈至于废寝忘餐者三日三夜，表面的胜利终抵不过内心的不安，何况这种胜利也只是暂时的呢！[11]

因沃尔夫被逐事件，“中国哲学”在德国及欧洲遂获普及

当时德国年轻的学子及许多学者对沃尔夫的被逐不满，于是舆论倒向沃尔夫一边，“驱逐出境”的做法得到了完全相反的效果，使得中国哲学在短短一、二十年间、在德国及欧洲范围内获得大面积普及。

“对于这个不学无术的格朗和政府的压迫，那时第一流学者均抱反感，而表同情于沃氏哲学的内容、价值或基督教的问题，遂成为学界议论中心，因此而著的书差不多有二百余种，而其中有一百三十种反对他，有九十种是赞成他的：一方面有人攻击，另一方面有人拥护，攻击的有乌布萨拉（Uppsala）大学，拥护他的有赖德（Ryde）、波伦亚（Bologna）、斯德哥尔摩（Stockholm）等大学。瑞典国王聘他为摄政的顾问官，彼得大帝则招聘为圣彼得堡学士院副院长，不就则畀以年金，甚至某处炼铁工人华格纳（J.V.Wagner）也取笔援助沃氏，而攻击朗格。这种论争继续至二十年之久，而在当时青年人物总是热狂地站在沃氏一边。沃尔弗被哈尔大学驱逐，不过十年之间，舆论把他推举出来，其结果他的哲学更为有名，甚至于支配那个时代了。”[12]

沃尔夫给“中国文化”起了个德国名字,叫“德国哲学”

“沃尔夫把全部知识都纳入学究式的系统形式。……他的哲学在德国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沃尔夫曾经在哲学方面、特别是在德国的一般文化方面作出了贡献；我们首先应当把他称作德国人的教师。我们可以说，沃尔夫第一个使哲学成了德国本地的东西。契尔恩豪森和托马秀斯也同时分担了这种贡献，---他们用德文写哲学书，从而获得了一种不朽的贡献。沃尔夫的一大部分著作也是用他的祖国语言写的；这一点很重要。”[13]

沃尔夫是用“德语”表述哲学的第一人。沃尔夫说：“中国人的哲学基础同我个人的哲学基础是完全一致的”，沃尔夫用德语表述的德国哲学正是宋明理学的内容。

“沃尔弗用德国语言很普遍地宣传中国哲学，他的见解又在耶稣会士卫方济之上，所以影响更大。一方面影响于腓特烈大帝，使他倾向于哲人的政治理想，一方面因尊重理性的原故，在沃尔弗等人的思想影响之下，发生了德国观念论的哲学。观念论实际即是理性论。”[14]

原来，德国哲学中的“观念论”是宋明理学中“理性论”的翻版。

康德是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再传弟子

“康德早年思想实属于Leibniz=Schultz（舒尔兹）学派，舒尔兹是康德的本师，也就是沃尔弗的高足弟子，来自哈尔，曾著《信仰与理性合一》的论文，为人所称道。而康德初期著作也处处表示他受莱布尼兹和沃尔弗的影响。”[15]

“康德在出生地孔尼斯堡大学中研究沃尔弗哲学，在理性派哲学与宗教信仰的斗争中，他的思想无疑是站在沃尔弗的同一立场。”[16]

“我们知道沃尔弗是用德国语言，很普遍地宣传中国哲学的人，他虽不曾想到纯粹理性的批判，但他却应用了中国的理性主义作批判的依据，所以可算在独断的哲学家中最伟大的，康德受其影响，已是绝无可疑的事实，这就可见德国古典哲学，即使和中国思想没有直接的关系，也不能没有间接的关系了。”[17]

因此，康德被揶揄为“孔尼斯堡（K?nigsberg）的伟大的中国人。”（尼采语）

黑格尔哲学的来源

以历史哲学为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完全来源于他的德国前辈：赫德尔、康德、席勒、费希特和谢林。

黑格尔“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学，叫做历史哲学（这个提议和这个术语是早在伏尔泰就有了的）；……这种哲学性的历史将是一部人类的普遍的历史（这里黑格尔在追随赫德尔），而且将显示出从原始时代直到今天的文明的进步。这一故事的情节就是自由的发展，它和显示在社会关系的外部体系中的人类道德理性是同一回事；所以，哲学的历史所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国家是怎样成为现实存在的（这一切都来源于康德）。但是历史学家对于未来却一无所知；历史的顶峰并不在一个未来的乌托邦里，而是就在现实的目前之中（这是席勒的思想）。人的自由和他对自己自由的意识乃是同一回事，所以自由的发展就是意识的发展，即思想或逻辑发展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概念之各种必然的形式或契机都一一相继地完成（这是费希特的思想）。最后，哲学的历史展示为不仅是人类的进程，而且是宇宙的过程，是世界在作为精神的自我意识之中逐步实现它自己的过程（这是谢林的思想）。这样，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特点中的每一种观点都是从他的前人那里汲取来的。”[18]

这些德国前辈们：赫德尔、康德、席勒、费希特和谢林正是承袭了欧洲启蒙运动的余绪，引进理性主义，以来自中国的知识为背景、打着“伪古希腊”的旗号，开启了德国新古典主义思潮。

黑格尔所说的「理智的形而上学时期」，正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为流行的时期。欧洲的「理性」概念，正是中国「理学」之「理」的影子

“培尔是由耶稣会士转信新教的基督徒，他对耶稣会抱有厌恶的态度，但他对中国及中国哲学的理解则又依耶稣会士，不过，他与马勒伯朗士一样，没有接受大多数耶稣会士对中国哲学的看法，而是以龙华民等人对「理」的阐释为依据，认为「理」是物质性的，儒学是主张无神论的。……

1702年培尔发表了《中国通讯》，在《中国通讯》中，培尔则明确指出中国存在无神论的宗教。[19]

他所说的无神论宗教，自然指的是儒学，而他所说的无神论，也是指中国哲学的基础是物质性的「理」……他赞赏中国，把中国看作是他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也得到伏尔泰的支持。

17世纪初到18世纪初，是黑格尔所说的「理智的形而上学时期」。他将这一时期分为三个阶段，莱布尼兹则是第三阶段的最重要代表人物。

所谓「理智的形而上学时期」，实质上是将哲学从神学婢女的地位解脱出来，成为相对独立领域的过渡时期。

这个过程开始于笛卡尔，经斯宾诺莎、马勒伯朗士、洛克、霍布斯，到莱布尼兹、沃尔夫大体结束。此后，欧洲哲学史便进入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主潮的时期。

「理智的形而上学时期」也是中国儒学在欧洲甚为流行的时期，儒学在欧洲哲学界的流行，到莱布尼兹和沃尔夫时期达到高潮。”[20]

“德国哲学”的祖师爷是克里斯蒂安·沃尔夫，按辈份黑格尔算徒孙

沃尔夫（1679年1月24日－1754年4月9日）

黑格尔（1770年8月27日－1831年11月14日）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抄袭中国《四书》中的《大学》

朱谦之说：“经我长期研究的结果，知道《精神现象学》所用的精神辩证法，也和中国古经典《大学》之辩证法完全符合，这决不是偶然的事。《大学》方法缜密，系统整齐，实不易与之苟同，然而黑格尔此书序文，千言万语对于“学”与“知识”之概念作积极的解明，极言真理形态乃是学的体系，此体系之学的概念和《大学》再相同也没有了。尤堪使人惊异的，是《大学》之三纲领、八条目，竟与《精神现象学》的阶段行程处处暗合。”[21]

在“对象意识”中人物一源，在“自己意识”中便入完全自觉的境界，即《大学》“心得其正”的“正心”阶段。然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因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即已入于“理性意识”之范围。理性意识之第一小阶段为理性，即《大学》之明明德；第二小阶段为精神，即作为客观精神之民族世界，也即《大学》之亲民。又第三小阶段为宗教，即《大学》之止至善，又即《中庸》末章“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之至善境界。由此可见《精神现象学》实模仿《大学》，如果不是黑格尔受了《大学》影响，简直是无法说明的了。《大学》有1662年郭纳爵译本，1686年至1687年柏应理译本，又有1711年卫方济译本，黑格尔所读中国古经典不少，当早见及。《精神现象学》出版于1807年，以时间考之，自可假定其受了《大学》译本的影响，惟翻遍全书竟无一语提及，亦从无人道破，这里也只作假说来提出，还有待于事实的证明。然而黑格尔之与中国思想的关系，却是蛛丝马迹大有可寻的了。[22]

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源于中国

费尔巴哈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以唯物主义著称，而其唯物主义来源于法国唯物主义，而法国唯物主义的思想根源正是中国。

对费尔巴哈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一个是法国的无神论者培尔，另一个是推崇中国文化最力的德国人莱布尼兹。这两个人的思想来源都在中国。

“比埃尔?培尔（PierreBayle,1647-1706）是法国思想史上的过渡人物，马克思在谈到培尔时，曾经引用一位法国作家的话来评论他：‘对17世纪来说，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者，而对18世纪来说，则是第一个哲学家。’在马克思看来，培尔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在于：‘不仅用怀疑论摧毁了形而上学，从而为在法国掌握唯物主义和健全理智的哲学打下了基础，他还证明，有清一色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23]

培尔是怎样证明‘有清一色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呢？他的佐证就是中国，他一方面盛赞中国，一方面肯定中国哲学是无神论。”[24]

从莱布尼兹、沃尔夫、舒尔兹、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一条线下来，德国哲学思想的不二根源就是中国。

（详见：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第9章，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1][美]孟德卫《莱布尼兹和儒学》中译本第6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2][美]孟德卫《莱布尼兹和儒学》中译本第6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3][美]孟德卫《莱布尼兹和儒学》中译本第7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4][美]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中译本第1版第193页，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

[5][美]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中译本第1版第183页，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

[6][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译本第1版第271-272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9月

[7][意]莫米利亚诺《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中译本第1版第16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

[8]演讲原文见[德]夏瑞春编、郜世红译《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

[9]以上内容参见张允熠、陶武、张弛编著《中国：欧洲的样板--启蒙时期儒学西传欧洲》第255-267页，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黄山书社2010年7月

[10][法]伏尔泰《哲学辞典》中译本上册第328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10月

[11]详见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第243-24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12]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第244-24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13][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187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12月1版1997年2月7刷

[14]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第247-24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15]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第35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16]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第35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17]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第35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18][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译本第1版第172-173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9月

[19]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第212-2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0]张成权、詹向红《1500-1840儒学在欧洲》第173-175页，北京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

[21]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第35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22]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第357-35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23]（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62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24]张成权、詹向红《1500-1840儒学在欧洲》第172-173页，北京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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