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ele德语的意思，欧洲女士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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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https://thecritic.co.uk/issues/october-2020/the-rise-of-mrs-europe/

冯德莱恩：欧洲女士的崛起

2019年7月，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副主席、时任德国国防部长的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vonderLeyen）当选新一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并于12月正式上任。作为欧盟史上首位女性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的就任是欧洲议会各党团妥协的产物。而她上任以后不但需要应对英国脱欧，不久又需面对新冠疫情对欧洲大陆的冲击。严峻的现实情况蕴含着机遇与危机，她是否能应对重重挑战？欧洲在她的带领下会重新团结振兴还是情况继续恶化？班?朱达（BenJudah）是一名记者及作家，著有《伦敦的生与死：一部关于移民者的大城悲歌》（ThisisLondon:LifeandDeathintheWorldCity）。他于2020年10月在《评论家》（TheCritic）发表了《欧洲女士的崛起》（TheriseofMrsEurope）一文。作者挖掘了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的生平经历与其父亲恩斯特·阿尔布莱希特的政治经历，通过种种细节刻画了这位德国女性成长经历中的矛盾与起落以及疫情期间欧盟对她所持的信心与怀疑，并指出她的决策与道路选择将会影响欧盟委员会及欧洲的未来发展。

关于乌尔苏拉·冯德莱恩，首先使人关注到的是这位完美无缺的政治家身上某些不真实的东西，一些很难评定的特质，它们隐秘而不透明的就像欧盟委员会总部的玻璃门一样，承诺向人们坦诚但实际上不会透露分毫。

人们不能对她视而不见，因为若不了解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就无法理解欧洲。她出生于布鲁塞尔，是欧共体第一代官员的子女；她是那个能够决定欧盟演变成联邦国家还是走向解体的阶级的化身。她的政治立场宛若“埃及罗塞塔石碑”（RosettaStone）可靠地解释古埃及象形文字那样，揭示了默克尔政治真正的运作方式。她的一生揭示了德国在欧洲的旅程以及它的前进方向是否仍然有意义。从她出生的布鲁塞尔到柏林再到贝尔莱蒙大厦，从冯德莱恩的父亲到她本人，这是一场从祈愿到权力，从理想到焦虑的旅程。

德国部长们的日程源源不断。去欧盟参加部长会议，周末在各联邦州停留，与十二个盟友的无休止的联合内阁会议。他们这群人在飞机上补觉，经常疲惫不堪。2009年，在华沙举行两年一度的波兰—德国内阁联席会议上，波兰财政部长雅西克·罗斯托夫斯基（JacekRostowski）坐在“这个娇小而秀丽的女人”旁边。罗斯托夫斯基瞥了她一眼。他不认识这位部长。“但是不知何故我有种感觉，我认识她。”她作了自我介绍：劳工和社会事务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但罗斯托夫斯基依旧没有印象。

会议、座谈循环不断。管理欧洲的精英们永远不会在同一房间停留过久。大约六个月后在达沃斯，这位波兰部长发现自己正坐在同一位德国部长身旁。他们握手并相互问候，之后罗斯托夫斯基飞回华沙。“三天之后，一种感觉从上至下击中了我的后脑。”一切都翻涌回来。

1978年，伦敦伯爵宫（EarlsCourt）。伦敦如“谍网谜踪”(TinkerTailorSoldierSpy)一般，枕边偶尔是爆炸废墟。罗斯托夫斯基当时是一位年轻的讲师，一位波兰流亡者的儿子。他居住的房子被母亲被划分成了公寓，将顶层出租给刚刚离婚的德国银行家埃里希·斯特罗梅耶（ErichStromeyer）。

有一天，斯特罗梅耶告诉他们，他的姐夫是德国的著名政客，而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Baader-Meinhofgang）[1]正威胁要绑架和谋杀他的女儿。由于情况危急，斯特罗梅耶询问罗斯托夫斯基一家是否介意这个小女孩搬到伦敦同住，使她能够在伦敦政经学院学习到危机过去？

她搬来时化名罗斯·拉德森（RoseLadson）。“她有些婴儿肥，”罗斯托夫斯基回忆道，“但非常快活友善，总是出门在外。”她的真名是乌尔苏拉·格特鲁德·阿尔布莱希特（UrsulaGertrudAlbrecht），罗斯托夫斯基很快注意到她喜欢晚归，直到凌晨1点才回到菲尔海滩花园。“当她回公寓时，却从来没有费心去谨慎地把门关好。我想这看上去有些漫不经心，因为据说有人试图绑架并杀死她。”

[1]Baader-Meinhofgang，活动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德左翼恐怖组织(AlsoknownasRedArmyFaction)。

1978年，乌尔苏拉·阿尔布莱希特与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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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伦敦政经学院还不是伦敦的直属学校，国际学生也几乎没有团队精神。这所学校充斥着拉尔夫·达伦多夫的思想，韦伯夫妇（SidneyandBeatriceWebb）精神的幽灵仍然徘徊在政治活动中。但“罗斯·拉德森”几乎对此一无所知，因为她从不在场。

她看过冲撞乐队[2]（TheClash）在哈默史密斯宫（HammersmithPalais）的演出，沉迷于朋克摇滚，在伦敦苏豪区的酒吧和卡姆登唱片店里度过的时光多于伦敦政经的图书馆。她赢得了“喜欢在迪斯科舞厅里尽情释放”的声誉，曾说过“我的生活更重于我的学习。”这样的话。

伦敦拥有德国所没有的一切。她对德国时代周报(DieZeit)说道：“对我来说，伦敦是现代性的缩影，它意味着自由，生活的愉悦以及尝试一切事物。”对伦敦的热爱解释了许多欧洲精英阶层因英国脱欧而产生的特殊苦痛，他们仍然认同英国留欧运动倡导者的理念。八位前欧盟部长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校友。然而雅西克·罗斯托夫斯基则代表欧洲议会支持“改变英国-独立团体（ChangeUK）”。他们成为“欧洲人”的地方是伦敦，而不是巴黎。

“欧洲意味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故事。”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对欧盟议会如此说道。如同乔治·布什或贾斯汀·特鲁多（JustinTrudeau）一样，如果不了解她父亲阿尔布莱希特，就无法理解这位委员会主席。实际上，这一名字不仅指代一个人，更代表了一种名誉。20岁的乌尔苏拉之所以能从罗斯·拉德森这一化名中获得非同寻常的快乐，正是因为摆脱了以“阿尔布莱希特（Albrecht）”为姓氏的重担。这一姓氏与菲尔比奇花园顶层公寓的联系绝非偶然。阿尔布莱希特家族有十二代名声赫赫的人物，从牧师、备受尊重的医生，到州议员、大商人。他们通过这一姓氏俯视着乌尔苏拉·冯德莱恩。阿尔布莱希特家族甚至在《德国贵族及资产阶级家族谱系手册》（DeutschesGeschlechterbuch）中占有自己的条目，而这一系列手册相当于德国版的《伯克地绅名录》[3]（Burke'sLandedGentry）。

直到19世纪，阿尔布莱希特家族一直是不来梅市的商业贵族，从事棉花进口，与南卡罗来纳州拥有奴隶的种植园主拉德森家族联姻。这些德国商人为英国或美国旗帜下建立的殖民地所做的贡献，远多于人们通常所能认识到的程度。他们是被来自吕贝克的托马斯·曼在《魔山》中嘲讽的那种人：“坚定地相信贵族统治的权利”。

1945年，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骸废墟之中，恩斯特·阿尔布莱希特（ErnstAlbrecht）正在成长。不来梅港市几乎被完全摧毁。但是恩斯特处于热恋中，聪明机智且富有野心。他需要最高等的学位，想娶家族朋友的女儿海蒂·阿黛尔·斯特罗迈耶（HeidiAdeleStromeyer），他们曾一起躲避皇家空军的搜捕。

在获得康奈尔奖学金之前，他前往美国占领区内图宾根的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新一代德国精英阶层被美国所形塑，他决心加入其中。跨越大西洋之前，他向海蒂坦诚了自己的爱。回到欧洲后，恩斯特被吸引到康拉德·阿登纳（KonradAdenauer）的新首都波恩市，波恩大学迅速崛起，如同这个国家的贝列尔学院。恩斯特·阿尔布莱希特的研究生论文题目是“货币联盟是否是经济联盟的先决条件？”这将被证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他亦知晓这一点。

阿尔布莱希特仕途坦荡，青云直上。24岁时，他被任命为位于卢森堡的欧洲煤钢共同体专员，此时欧洲联盟还处于蹒跚学步期，而他继续升职。一张拍摄于1957年罗马宫殿的褪色而面孔略显晦涩的照片中，领导人共坐一列，签署了一份文件。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挂在他们的身后。他们是《罗马条约》背后的男人们。《罗马条约》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基本法案，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hetreatyofWestphalia）以来欧洲最重要的条约。恩斯特·阿尔布莱希特就站在阿登纳身后。

尽管德国官员确保公开场合对意大利人和法国人礼待有加，但恩斯特几乎不被战后的愧疚感所影响。他说：“亲爱的人们，您或许愿意与我们共同重建欧洲，或许不情愿。我们是一代新人，历史应该留给前人处理。我像法国人一样公正地代表了我的国家。”

欧洲本身就是阿尔布莱希特的目的，这同样是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他的最高领导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第一任主席沃尔特·哈尔斯坦（WalterHallstein），哈尔斯坦充分体现了某些乍看似乎矛盾的地方。像阿登纳本人一样，这个“被遗忘的欧洲人”拒绝接受奥得河－尼斯河线划定的与波兰西部的新边界，并以自己名字命名了“哈尔斯坦主义”，即除苏联以外，不同与东德建交的任何国家建立或保持外交关系。西德如此弱势，以至于无法在地缘政治上站稳脚跟。阿登纳和哈尔斯坦需要一个更强大的欧洲。

《罗马条约》签订后，阿尔布莱希特一家搬到了布鲁塞尔。在那个时候，这座城市与如今成为欧洲之星列车的停留站点的城市截然不同。恩斯特被任命为德国第一任内阁大臣之首席顾问。在这里，工作语言是法语，几乎不使用英语。而核心六国（TheSix）的一些区域带有加洛林王朝风格。这是一个只有男人的世界，工作到很晚，下班后呆在外面喝酒或参加政治活动。

当海蒂·阿黛尔发现自己怀了第三个孩子，她在恩斯特办公室门前放了一把儿童座椅，绊倒了他，并宣布了怀孕的消息。1958年10月8日，乌尔苏拉·格特鲁德在布鲁塞尔出生，距《罗马条约》签署仅过去18个月。她的母亲在日记中写道：“你真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孩子。”“第一个没有哭喊尖叫着降生的孩子。”她的昵称R?schen（意为小蔷薇）是“萝丝”的爱称。

乌尔苏拉从父亲那里学习政治，而从母亲那里学到了政治的目的。海蒂·阿黛尔属于被抑制的一代女性，教育之门向她们敞开但职业之门却拒绝其进入。她毕业于海德堡，获得了弗莱堡的博士学位，据家人说，她本可以成为一名天才作家或著名记者。但她只能成为丈夫的影子，将精力投入到日记中的戏剧世界。

小萝丝成为恩斯特的最爱。“家里展示给客人的是年仅两岁的乌尔苏拉·格特鲁德。”她的母亲在日记中写道。他们的六个孩子在欧洲长大，乌尔苏拉被送到新的欧洲学校，那里都是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北约，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atom,EuropeanAtomicEnergyCommunity）等位于布鲁塞尔的组织内的官僚子女，他们接受三语教学，自觉自发地成为精英人士。几年后，鲍里斯·约翰逊短暂地就读于乌克莱郊区的同一所学校。

阿尔布莱希特一家拥有所需的一切，过着高薪文雅的生活。但是在布鲁塞尔停留的时间越长，他们愈发不快乐。自20岁起，恩斯特便徘徊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4]中伟人的身后，他急于成为其中一员。“我37岁，处在欧洲官僚职业生涯的顶峰。当我65岁生日时我会还在总干事的职位上等着别人来竞争吗？这无法想象。”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名德国人成为欧洲官员并不是那么令人喜悦。戴高乐说自己不会容忍一个倾向联邦制与总统制的委员会使得强大的法国蒙上阴影。恩斯特开始积极周旋于政客之间。

如今在布鲁塞尔，从查理曼大厦踱步不远，能看到门上方的饰板与旗帜，这里代表了欧洲，亦能映射出德国。巴伐利亚州、巴登-符腾堡州，每个德国联邦州都有自己的欧盟代表团，比起许多破败的成员国，他们享有更好的配置和住房。豪华的内饰揭示了德国这个内部纷争不断、很长一段政治历史中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家，为什么会在欧盟中如此自在——原因就在于联邦制是其自然形式。

阿尔布莱希特的“领地”位于北海的下萨克森州，大致上在汉诺威王国，他的祖父曾在那里担任海关总署署长。当恩斯特谋求职位时，党派安排他在汉诺威的一家饼干生产厂挂职。1970年他离开家人搬来该地。1971年1月，他们的女儿贝尼塔死于脊柱肿瘤，家中其他人便随他来到汉诺威。11岁的乌尔苏拉变成了家中独女。

阿尔布莱希特一家反对甚至无视1968年德国的学生运动。他们在晚餐前祈祷。他们住在汉诺威市外伊尔滕的一间旧农舍，四周环绕着巨大的黑莓灌木丛，饰以庄园风格。生活中充斥着马匹、家庭音乐会和从图书馆借来的《战争与和平》或《日瓦戈医生》这种用于自我完善的大部头图书。

在这里，乌尔苏拉的性格逐渐塑成，包括她对音乐、动物和公众关注的热爱。她的主要日常包括跳伞和尽职尽责地迎接来到家中与父亲见面的名人。不同于其兄弟姐妹，她乐于展示自己。然而，她的传记作家乌尔里克·德默尔（UlrikeDemmer）和葛法特（DanielGoffart）指出，她的父亲并未认真地对待她。“保守派的阿尔布雷希特对妇女的问题持保留态度。”新闻记者罗尔夫·兹克（RolfZick）回忆道。

1976年，在执政联盟的三名叛逃者的支持下，一次震撼人心的投票使恩斯特·阿尔布雷希特成为下萨克森州州长。上世纪70年代的右翼政治尚未确认其使命，那里是地头蛇、铁腕人物以及一些资深保守反动的留任者的游戏，下萨克森州是恩斯特的地盘。

恩斯特子女的生活发生了更为显著的改变。下萨克森州基民盟的普通成员敬佩州长的天才女儿。后来的欧洲议会议长汉斯-格特·珀特林（Hans-GertP?ttering）回忆起这位年轻时较为激进的“第一女儿”时提到：“党内那些并不与她本人相识的人们，是通过政客们谈论这个被称为“R?schen”的女孩，而认识了她……她当时已经被视为非凡的人了。”

作为下萨克森州的“第一夫人”，阿尔布雷希特夫人安排演出。好似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或《小妇人》的情节，这位母亲创作的剧本在家庭聚会时由孩子们表演。圣诞节或复活节时期，角色将分配给村庄中的其他孩子。恩斯特·阿尔布雷希特的家庭表现，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家庭的表现，与政治密不可分。

就像德国外省的约瑟夫·肯尼迪（JosephKennedy）和冯·特拉普（vonTrapp）家庭的结合体，恩斯特不仅邀请人来拍摄他的田园住宅，还让妻子和孩子组成的家庭合唱团在当地电视台演出。1978年，大卫·鲍伊在西柏林演唱“Heroes”这首歌，来自东德与西德的恋人“将战胜他们，哪怕只有一天”[5]，而阿尔布雷希特一家发行了单曲《神的美丽世界一切安好》（WellinGod'sBeautifulWorld）。但事实并非如此。德国社会两极分化，分裂、恐惧飘荡，乌尔苏拉的兄弟们乘坐警车上学。这也是她在英国卡姆登集市感到如此自由的原因。

在斯坦福的那段时期是乌尔苏拉生活的低谷。九十年代初她是一个失意的家庭主妇，丈夫在外奔波，她母亲的命运又历史般地重演。当年，在伦敦待了六个学期后，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威胁解除，“罗斯·拉德森”不得不再次成为乌尔苏拉·阿尔布莱希特。回到哥廷根大学后她深感孤独与低沉，直到24岁那年在大学的合唱团遇到海科·冯德莱恩。海科·冯德莱恩是一位科学家，其家族曾代代从事丝绸纺织及售卖。乌尔苏拉跟着他去了加利福尼亚。

[2]冲撞乐队（TheClash）是成立于1976年的英国朋克乐队，是英国朋克摇滚浪潮的最初成员之一。于1986年初宣告解散。

[3]约翰·伯克（JohnBurke）编撰的系谱，列举了拥有一定规模乡村土地的无头衔的贵族及无世袭头衔的地绅望族的家族。

[4]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德语：ChristlichDemokratischeUnionDeutschlands），简称基民盟（CDU）

[5]DavidBowie《Heroes》歌词，”wecanbeatthemjustforone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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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苏拉·阿尔布莱希特属于被压抑的一代。虽然教育与工作机会向女性敞开了大门，但家庭仍然享有压倒一切的重要地位，人们对男性角色的态度也不曾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但乌尔苏拉认为自己冲击了“静态的等级制度”。1992年她毕业于汉诺威医学院，曾当过医生，但怀孕时被上级视为“太懒惰而无法上班”，因而被解雇。根据其传记作者的说法，海科“无法帮助她”完成抚养孩子的日常任务。恰恰相反，像许多女人一样，她也落入了丈夫会同担家务的陷阱。海科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时，她完全停止了工作。她的朋友萨宾·克莱默回忆说：“当时就是这样，丈夫追求事业时我们从不抱怨。”

十五年后，一切翻天覆地。“我未想到父权制像这样终结。”当时下萨克森州绿色环保部的瑞贝卡·哈梅兹（RebeccaHarms）说。“我从未想到它会被基民盟消除。”2005年，安格拉·默克尔当选总理，冯德莱恩被下萨克森州政府选中成为家庭和社会事务部部长。哈梅兹十分震惊，因为竭尽全力促使她参政的极端保守派的女儿，现在成了两性平等的竞选代表。

1996年冯德莱恩回到德国，重返父亲的政治路途。大多数政治生涯取决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对她来说，那次机会发生在1999年的马匹拍卖活动中。作为表演的骑手，她给克里斯蒂安·武尔夫（ChristianWulff）[6]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位未来的总统武尔夫发现她不仅是一名伟大的骑手，而且是一位母亲，腹中的第七个孩子刚六个月大。他看到了野心和决心。他看到了勇气与毅力。

配有沉重扶手椅与深沙发的脱口秀是德国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冯德莱恩崛起的关键因素。首先她在武尔夫政府下萨克森州的竞选活动中担任门面人物，而赢得了安吉拉·默克尔的注意。夜以继日，她作为默克尔的“麦克风”，打造了一个家庭般友好的基民盟，这正是冯德莱恩的优势所在。

乌尔苏拉之所以能够成为出色的电视人物，是因为每个德国人都知道有两件事：第一，她是恩斯特·阿尔布莱希特的女儿；二是她有七个孩子。冯德莱恩确实是另一个称呼，不过对于观众来说，所传达的信息很简单：她所属的党派不再是其父亲时期盛行性别歧视的政党，而是一个城市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政党。从家庭部长到劳工部部长这段时光是冯德莱恩的事业全盛期。她主张儿童看护，要求带薪育儿假期，即使其政党反对她也未妥协。一位基民盟消息人士说：“这让她在自己的党派中不受欢迎，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在政府运转方面，默克尔总是利用局外人开路，赢得中间温和派，再进行调整以保证任何一方不会变得过于强大。“敲打那些需要知道自己位置的人。”一位消息人士说。默克尔是一位无比严谨的政治家，不会让任何人误解其意。但是2010年，她允许乌尔苏拉以为自己将成为下一任总统，以至于海科成为“第一丈夫”的故事开始涌现。然而，默克尔最后选择了克里斯蒂安·武尔夫。乌尔苏拉备受打击且伤痕累累，她本以为与默克尔有着特别的关系。默克尔后来解释说：这就是政治。

近十五年来，默克尔是一个托马斯·克伦威尔般的人物。这个前东德地区出身的物理及量子化学学家，桌子上摆着凯瑟琳大帝的肖像，长期担任德国政治的主人。她那代人的历史任务通过德国统一得以完成。默克尔达成政治目标的方式更像一位科学家而非理想主义者，乐于在摇摆不定且相互冲撞的力量之间为德国及其本人标绘出行进航线，而不是程序式地实现目标。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这一名称意味着维持现状的工具而非朋友。

布鲁塞尔机场的休息室。英国政界人士将布鲁塞尔视为欧洲之星列车的一站，而大多数欧洲人乘飞机到达这里。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德国人和瑞典人；德国人和波兰人；欧洲言行谨慎的外交活动在这个休息室里进行。2011年，希腊逐渐背离契约，雅西克·罗斯托夫斯基与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一起在休息室讨论欧元危机。他回忆说：“我告诉她，这不是希腊危机，而是欧元区危机。而她并不知晓。”这是有关冯德莱恩的轶事，但这同样能够表明到2011年为止，德国的欧洲之旅已不再有意义。

2013年冯德莱恩进入国防部。历史的轨迹转向了柏林。在她父亲的时代，维利·勃兰特（WillyBrandt）和德国红军派（RedArmyFaction）的控制下的国家两极分化，而乌尔苏拉时代的德国奠基于伟大的共识且具备道义上的信心，几乎到了自鸣得意的地步。柏林如今变成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伦敦，充斥着肮脏的俱乐部、艺术家和逃亡者。

但是在各部委内，欧洲要素已经淡去。波恩作为首都的时代，部门是程序化的，而柏林时代，他们很乐意随波逐流。国家得到统一，深度战略目标实现，对华贸易蓬勃发展。德国没有需要达成的地缘政治目标，而这只有通过更强大的委员会才能实现。促使当年的西德政府接受欧元的国家利益逻辑不再适用于欧元运转所需的欧元债券。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盟不再是德国统治阶层的执政主张。

乌尔苏拉推动国防部发展，这里的职员大多是男性，也许是柏林最艰苦的一份工作，而这份工作已经成为德国部长的墓地，是引发轰动的媒体焦点。随后冯德莱恩陷入了最低谷的处境。数十年的忽视导致军队破败而人心惶惶，甚至无法履行其最基本的国际承诺。那里充斥着大量的腐败现象，采购丑闻，管理不善和兵营里溃烂的极右势力。决心改变现状的冯德莱恩转而选择了当今最为欢迎的手段，即引入管理顾问和麦肯锡合同所承诺的革命。经常在国防部工作的德国联邦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卡洛·马萨拉（CarloMasala）说：“她通过少数局外人组成的团队领导国防部。”一位前顾问说：“她乐于扰乱现有结构。”

结果没有成功。就像德国领导欧洲的默尔克时代，到处是浮夸言论，丑闻与不满的军官。没什么拿得出手。在国防部，她成为了德国实质性问题的代名词，“支持欧洲军队”的竞选口号与对欧洲国防的实际投资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一位消息人士说：“国防部正在折磨她。”到2019年，这位国防部长的传记中试图加入备选总理这一进展，却有头无尾未能成功。她的事业日益下滑。

联邦议院有个玩笑：“vonderLeyen”的缩写是什么？I-c-h，或者就是“我（me）”。但是冯德莱恩的信念是什么？这个问题让欧洲官员头脑中一片空白。很少有人能刻画出她的世界观。她在柏林的声誉，尤其是在记者中的声誉，是公关的一大优势。而内部人士更为宽厚。一位官员说：“她坚信性别平等，支持欧洲和跨大西洋主义。”德国国防部长是内阁中的欧洲人，这是对其父亲政党理想主义的回归。

2019年7月，伊曼纽尔·马克龙带着一个想法从布鲁塞尔返回法国。欧盟委员会主席选任的谈判受阻。马克龙认为，“首要候选人（Spitzenkandidat）[7]”制度已经崩溃。这一制度下，欧洲议会里各个党团自行开展竞选活动，提名主席人选。以基民盟、基社盟为核心的欧洲人民党提名曼弗雷德·韦伯（ManfredWeber），但马克龙认为这个政治上微不足道的巴伐利亚州人更适合慕尼黑的政治舞台，因此拒绝接受该提名。而欧洲人民党也反对隶属于欧洲社会党的荷兰人提莫曼斯（FransTimmermans）。谈判陷入僵局。

此时，乌尔苏拉的名字浮出水面。默克尔曾向法国官员提起她。先是作为北约秘书长的可能人选，后来是作为欧盟牵头布鲁塞尔外交事务的高级代表。马克龙认为她值得信赖，他知道默克尔喜欢她，并且知道她隶属于基民盟。一位高级官员说：“这样的结果在提名开始之际无人曾料想到。”冯德莱恩也未想到她的职业生涯就这样被马克龙挽救了。

现在，默克尔和冯德莱恩日常互发短信沟通。在柏林，默克尔正填补总统职位的空缺；在布鲁塞尔，乌尔苏拉向默克尔作简报。她们定期通话，仿佛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从未离开内阁。她们是政治化的一代，这些欧洲女性不再被排除于权力之外，但这一现象亦不是常态。然而，这两位德国女性之间的来去恰恰符合马克龙的计划。十年来，法国经济震荡，对亚出口滞后。马克龙需要一个更强大的欧盟委员会才能借力于德国。

而德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一直限制法国的议案，愈发视欧委会为其债务国的辩护律师。马克龙冒险假设将默克尔体制嫁接到欧盟总部内，能够释放柏林对机构的信任，从而赋予它们更多权力。他确信在欧盟委员会中德国人的存在能够引起这位德国总理的兴趣。十多年来，这里已经存在一种引进更多的德国高级官员的战略，以更好地指导委员会朝德国的利益所在的方向发展。冯德莱恩的就职则是该战略的顶峰。

但对于布鲁塞尔，这并不令人喜悦。冯德莱恩父亲当道时私人化、以法语为主的欧盟委员会已经消失。如今贝尔莱蒙大厦是一个以英语为主的国际地盘，曾被戴高乐嘲笑为“某种世界语或沃拉普克语（Volapük）”[8]的地方。这种氛围使冯德莱恩和她从柏林带来的两位媒体高级顾问的前路萧萧。一位消息人士说：“她过分依赖德国人。”还有人说：“她很执拗。”这反映出一种共识，即仍然在深夜德国脱口秀节目中露面的冯德莱恩的事业仍在下坠。

但是，布鲁塞尔的传统智慧也在于委员会。一位前任官员说：“容克认为冯德莱恩正在建立欧盟委员会直接领导理事会的制度。”据说，自从2005年法国和荷兰投票否决欧洲宪法以来，欧盟委员会持续权力衰落，而其代价就是欧洲理事会中国家领导人的利益。

新冠病毒改变了一切。起初，似乎冯德莱恩甚至欧盟本身都可能成为疫情的受害者。随着保持社交距离的命令生效，预警无人机在布鲁塞尔的街道上巡逻，而欧盟官员则从总部撤出，恐惧笼罩着那些通过笔记本电脑进行远程工作的人们。

新冠肺炎不仅带来了医疗危机，也引发了政治危机，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欧元危机。显然，封锁的成本可能会使意大利陷入债务、财政紧缩和民粹主义的怪圈，南方较为弱势的经济体对欧盟感到愤怒。一位欧盟部长说：“我从未见过欧洲怀疑论情绪如此危险地抬头。”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大约有一半的意大利人赞成退出欧盟，而两年前还不到三分之一。巴黎和柏林就如何偿付这场危机而开展复杂竞争。显然，唯一的答案就是增加举债。但是这是否能够带来双赢？由欧洲中央银行实施的债券购买计划会延续有限的债务隐形共担，还是会被卡尔斯鲁厄的德国宪法法院所否决？很少有人期望冯德莱恩能够提供答案。

马克龙将冯德莱恩放在了他所期望的位置。但是起初他看上去不会成功。随着新冠病毒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肆虐，法国要求德国通过实施共同债务，与意大利、西班牙及其他六个欧元区国家共同偿付危机。这使得德国感到震惊。因而德国在布鲁塞尔大门紧闭，几名成员面临着破产风险。默克尔断然拒绝，因为共同债务一直是德国的警戒线。

然而，随着新冠病毒最糟糕的情形似乎避开了德国，情况有所变化。一项在最初的构想中仅能获得贝尔莱蒙大厦中部分成员支持的提案，由西班牙与法国的财政部长与公务员接手。这样做是为了让委员会以自己的名义大量借贷，然后向受灾最为严重的成员国提供一次性的贷款和赠款。柏林突然心仪这一提案。

马克龙的赌局取得成功。默克尔可以与这样的欧盟委员会合作，因为冯德莱恩不同于容克及普罗迪的一点在于她可以被信任。马克龙和默克尔握手的照片中却没有冯德莱恩。不过没有关系，因为这些与她无关。法国和德国已达成共识，认为一个经济上获得授权的委员会符合其利益。一位欧盟委员会官员说：“自雅克·德洛斯（JacquesDelors）以来，我们如今有机会达成远胜于以往的成就。”德国对欧洲的领导突然重拾方向，巩固了“节俭”的一面。因此，马克龙、默克尔以及装模作样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CharlesMichel)所进行的电话交谈中，突然出人意料地出现了冯德莱恩的身影。

这一突破是历史性的，但是到目前为止，主要原因在于其所预示的历史发展。新冠病毒为委员会赢得了的一系列胜利，比如数十亿美元的共同债务、共同支出以及通往实际共同征税的大门。而这些在数月前都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尽管欧盟预算几乎翻了一番，但总金额仍然不够。未来三年意大利的补助金很可能仅占年度GDP的0.6％。这是因为敲响警钟的不是利他主义而是国家利益。为了挽救德国的欧盟出口市场，默克尔再次选择了挽救欧元所必需的手段，但这不是最有必要的改革手段。并不是所有争吵都完全关于欧洲债券。能够减轻南欧国家负担的欧洲债务中只有部分是共同的。

布鲁塞尔现在的情绪中夹杂着胜利的气氛。关于冯德莱恩的谈话极尽溢美之词，与三月份相差甚远。一位委员说：“她会倾听”。另一位官员说：“她非常重视演讲。”另一个人说：“四个月以来我们见到她的次数多于四年来见到容克的次数。”她在总部的卧室就像自己办公室旁边安的一张拿破仑的野营床，使她可以在数分钟内进入工作状态。这也不再被嘲笑了。这种兴高采烈的情绪并非来自财政数字本身，而是来自一个预兆，即尽管马克龙和默克尔可能会穿梭往来于一个新的超级委员会，但现在这位欧洲财务的终极主管仍然留在这里。警钟已经拉响，共同债务的按钮将继续在危机时期一次次被按下，直到贝尔莱蒙大厦成为财政联盟的核心。

但是会如此发展吗？未来三年里欧洲人真的会目睹欧盟委员会新取得的权力推动经济复苏吗？欧洲议会投票选举出了冯德莱恩之后，房间爆发出喜悦的掌声，而后议会议员起身与新任主席热烈握手。下萨克森州前任州长麦克阿利斯特（DavidMcAllister）突然上前拥抱她，对她说：“你知道吗？你父亲现在可以看到你了！”

冯德莱恩微笑着。弥留之际，恩斯特·阿尔布莱希特曾被问到他是否在某件事上失败过。这位老人回答道：“每个人都会在生活中的某个时刻失败。我用了十七年全力以赴致力于欧洲的统一。而今天我发现我失败了。”

乌尔苏拉的一生中，作为女儿、继任者、备选总理，但从来都不是她自己。在其政治生涯伴随着欧洲持续的困顿于危机之中，她父亲那一代人的事业正面临危险。现在，对她以及她领导的委员会而言，历史的车轮已经转向，这是一次难能可贵的重塑权力的机会。

法国和德国已经点头。欧罗巴大厦内的欧洲理事会由一位独特的比利时人物领导。新冠病毒仿佛一揽子救援计划，若冯德莱恩能够好好利用，那么自雅克·德洛尔（Delors）以来一直在消减的权力有望重归欧盟委员会。但前提是她能紧紧握住。突然之间，默克尔或其父亲都无法为她指引道路。现在，一切取决于她。她与欧盟委员会是否会失败，全都在她。政治中少有如此振奋又骇人的时刻。

[6]前任德国联邦总统，默克尔政府第二位总统，也是目前德国迄今为止最年轻的总统。

[7]各党团推选“首要候选人”，由获得最多议席党团的候选人出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一职。

[8]沃拉普克语是一种基于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等的人造语言，由约翰·施耐尔于1880年发明。

翻译文章：BenJudah,TheriseofMrsEurope,TheCritic,October20,2020Issue.

网络链接：https://thecritic.co.uk/issues/october-2020/the-rise-of-mrs-europe/

董璐瑶，上海师范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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