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浙江高考德语？四十五年前的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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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时，与当年一起学习英语的同学在颐和园留影

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77级毕业留念

45年前的1977年，时已入秋，恢复高考的消息来得那么突然，考试的复习准备进行得那样风风火火，以至于我若晚了一天回生产队，七七年的高考我将错失良机，随后的人生或将面目全非。

当年，记得农时节气已经过了白露，临近秋分。秋分对晚稻是一个关键时节，农谚有云：“秋分不出头，割倒喂老牛。”晚稻必须在秋分之前拔秆抽穗，若赶不上这一步，因气候转冷，晚稻就是再抽穗，稻粒也不再灌浆。但是这个季节一旦遇上“秋老虎”，气温会骤然上升，无异于仲夏。1977年的初秋就是这么一种天气。

那天是仓库完工最后一天的活儿了。听预报，晚上会有雨，为了赶在天黑之前给仓库上椽盖瓦，以防雨水淋倒泥墙，中午全体人马都不回家吃饭。几年的插队，我已习惯了夏天“双抢”不戴斗笠、不穿上衣，也是因为“心红志坚”，决心向贫下中农学习，“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上身晒得跟“黑绷筋儿”似的，雨点儿打在背上啪啪响，连蚊子跳蚤都不咬。然而那一整天的“秋老虎”太阳格外毒，破天荒地把我晒出了急性日光性皮炎。

那天夜里，脖子和前胸像馒头一样肿起，没办法躺下睡觉，两天后奇痒。那正是复习考试如火如荼的阶段，我跑了几趟公社卫生站和镇医院，都因缺药无法治疗，大夫建议我回城里就诊大医院。我想到复习考试正缺资料，正好顺便回城一趟，所以病发一周后我向队里请了假。那时我们知青正常情况下一年只能两次回城探亲，除了国庆就是过年，平时不准回家，谁都不敢搞例外，生怕影响不好，妨碍了将来招工或上调。这一点我一向特别注意。

这次为了准备高考，我有点豁出去了。回到杭州，我一边去医院耐心治疗，一边全力以赴复习。那年，国家因临时决定恢复高考，又要赶在第二年初春开学，所以报名程序进行得非常迅速。

一个星期的正常治疗并没有明显效果，而我又不能过长地留在城里，一则时间久了怕影响不好，再则心里牵挂着考试报名。在我的敦促下，医生用了激素可的松，才见疗效。

我终于能归队了！虽然山村离城里只有两百多里地，但因为是山里，长途车要跑大半天。回到生产大队太阳已经擦上了西山之巅。我还没进村，就有遇到的村里人对我说：“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大学报名早就结束了！”因为我在县城当过一段时间民办老师，而且是我们三十几号知青中难得的高中毕业，所以社员们都知道我这回是非考大学不可的。

我听后不由得大吃一惊，把行李往公路边的农家一扔，连村都没进，调头疾步小跑又折向镇里。十五里路，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找到报名处，负责老师说：“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结束，要下班了，名单已张榜，贴上了墙。”我赶紧填好报名表，那位老师用毛笔在墙上的大红纸名单最后添上了我的名字。

我看得清楚，每个报考生都有编号，我的报名号是466。这个名单考试过程中一直贴在那里，是我们周边几个公社、好几十个生产大队的全部初考生。经过初考，进省里参加复考的，这466名初考生留下了不到30人。

初考加复考的整个过程，幸运之神一直没有离开我。我非但没有紧张的感觉，反而一直是快乐享受。初考太简单，都记不清考了些什么，至今唯一还记得的是语文解释词义中出现了“瞻仰”一词。

外语加试，初考和复考都是两个考官一个考生。初考时弄错了考卷，考官拆封试卷发现给的是中专考卷，而我要考的是大学。卷题简单之极，提问无非是“你叫什么名字、你父亲是做什么的”之类。我花15分钟就答完了。

但考卷错了并没有就此了事，因为考官没有想到马上打电话给县文教局报告情况，所以县文教局作出决定让我去县里补考时全省的初考已结束，考题已经公开。但因为我一直没有离开考场，没跟外人接触，文教局便吩咐两位考官马上和我一起坐长途汽车赶去县里，形同“犯人押送”。

一个半小时的长途车，到了县委径直进文教局。局领导是一位瘦瘦的男士，五十岁上下。两个考官把我交给他，打声招呼转身赶车回镇里去了。那领导从文件柜里拿出一卷尚未拆封的考卷给我，我觉得当时日光已偏西，办公室里光线渐暗。但我管不了这些，一头扎进考卷，听到领导吩咐考试为两小时。我花五分钟把考题先通读一遍，觉得胜券在握。不到一小时答完，剩下的时间便是检查。来回几遍看不出问题，提前半小时交卷，还发现了考题中的两个拼写错误，可见当时考卷出得多么匆忙。

考完试天已黑了。那位领导当着我的面把考卷封好，锁进文件柜，然后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让我当晚就住县委招待所，管一顿晚饭和第二天的早餐，并吩咐我明早吃完早餐马上来办公室，省招生办有一辆小吉普要去我镇上，我可以搭车。第二天我在镇上下车时，有人认出了我。后来以讹传讹，说我是重点考生，被小汽车接送去县里特考。

然而，那天夜宿县委招待所，使我认识了关乎命运的一个人。

我拿了介绍信去招待所，房间里已住了两个人，四十出头，正争得面红耳赤。我把书包放在三人房靠门口的床上，坐下来细听他们的争论，听一会儿才明白他们的话题是有关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

后来我得知这两位均是大学哲学老师，一位是杭州大学的，另一位是浙江某学院的，都是这次省里招生办公室下到我们县里蹲点的。其中那位吴老师第二天跟我一同搭吉普车去了镇里，路上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他对我有了些了解，分手时他把杭州住家的地址给了我，那年高考完毕回家过年时我还专程去拜访了他。

我的初试毫无悬念地通过，之后是复考，我们县里七八个公社合起来在我们镇里设考场。轮到英语加试，我是唯一的考生。省里派来的监考老师特别友好耐心，说话轻声，生怕让考生紧张，其实就是怕我紧张，而且开考前把各种注意事项交代得清清楚楚，还强调有疑问随时可以提，最后指着黑板上的大挂钟说，考时为两小时，也就是这根短针绕两圈，等一下从两点开考，时针到了“4”考试就结束了。我并不觉得这种连小学生都明白的解释是多余的，而是感到心里暖暖的，就像一位熟悉我的老师守在我身边，从精神上支持着我。我看着时钟，期待着他宣布开卷，在两点差一分时，他已宣布开始。能赢得这一分钟，对一个考生而言是多大的鼓励啊！

我打开考卷，按惯例先通读一遍，发现这回除了必答题，还有附加题，是用英文写作文，满分加十分，命题是：《WhenIsingthesong》。我把时间一分为二，一小时做卷内题，一小时做附加题。做完卷内题就开始不停地写啊写，文章开头我用了：每当我唱起《东方红》，“Ican′thelpthinkingofourgreatleaderChairmanMao”，至今想起历历在目。我把插队几年跟同学用英语通信的功夫都用上了，奋笔疾书了整整62分钟。监考老师看我写得停不下来，不忍心打断我，两次犹疑，最后超时了两分钟。我也注意到了时间，赶快主动收笔，这时我已写了满满四大张纸。

录取通知书下来，我去向吴老师道别，从他那里得知我的附加题是满分，卷内成绩97，总分107，名列前茅。

其实我的作文写到一半时，县广播站的记者已在场外伫候采访了。考试期间他们让一位县里的英语老师进来瞄了我一眼，想知道我在写什么，那英语老师说看得不太明白，好像是叙述家史。这位英语老师我认识，他不能完全看懂也情有可原，因为他跟爱人是上海外语学院68届西班牙语系的毕业生，为了坚持两人在一起，结果分配到了镇中学。四年西班牙语用不上，老大不小重起炉灶学英语，当时正是现学现卖。

那次考试文理科分开，政治、语文、数学统考，理科加理化，文科加史地。考史地时我占了大便宜，原因是地理卷中出了一道填写美国地图题，要求写出地图上的城市、河流及四周连接的标记。因为我是学英语出身，对美国地图可谓了如指掌，尤其是美国与加拿大之间那条独一无二的人为国界线，我一眼确认是美国版图，填写城市名称和主要河流、下方国家与海湾、两边的大洋，哪怕用英文标出对我来说也易如反掌。

在县委招待所认识的吴老师，回杭过年时我去拜访了他，从普通的熟人成了朋友，这次拜访也意外关乎到了我的高考。

当时，虽然大学尚未开始招生，但县里决定，复考成绩及格的先进行体检。这时我的外语口试通知也下来了，这说明我的笔试已经及格。体检和外语口试地点都设在县城，离我在的生产队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为照顾分散在全县各地的考生不跑县城两趟，所以体检和口试安排在前后两天。考生住宿县里提供，铺盖自带。

第二天体检在县医院进行，医院除了急诊，停业一天把地方让给了考生。能否通过体检也是录取的一道关卡，而且把关很严。不光是那年考试竞争力强，录取名额少得空前绝后，更主要的是国家需要德、智、体全优的大学生。有些检查项目无关紧要，譬如近视眼，但内脏器官有问题不行，包括血压。我这一辈子那次是第一回量血压。

医生给我反复量了几次，就让我暂时到一边等着，其他考生量过血压都去检查下一个项目。我觉得纳闷，又不敢问，第二次量完听医生跟另一个轻声嘀咕：“还是太高。”医生建议我出去透透气。我想到了高血压，尽管那时不懂意味着什么，但知道不是件好事。时已入冬，来到室外，我故意不套上棉大衣，以为气温冷一点能够降血压，还尽量大口深呼吸。

在外面冻了20分钟，回屋一量大夫果然说正常了，我高兴得手舞足蹈，准备去参加下一项体检。开心劲儿还没过，大夫又过来，他拍拍我的肩膀叫我回去再量血压，并说：“怕你紧张，刚才故意说正常了，好让你放松情绪。”可再量，还是超标。

他们找来了领导，我一看不是别人，正是省招生办的吴老师。可他对我视而不见，我却多么想求他帮个忙，开恩让我过去。虽没开口，但我用巴望的眼神一直看着他。见他接过医生手里的体检记录，耳语几句就走开了。医生转过身来说，最后再量一次，希望这回好起来。量完后，在我几乎祈求的目光下，医生喃喃自语道：“这回好点了。”我终于可以离开了，但心情万分沉重，不明白算是通过了还是已被淘汰！这份担忧一直折磨着我，直到录取通知书下来。

拜访吴老师时我才知道，高压标准不能超过130，而我始终超出2至3，但省招生办觉得我是难得的外语人才，跟体检组心照不宣地通融了我。我真是幸运，假如一念之差，77级北外德语系就没有了我的名字！那我后来的人生将会怎样？！读者可以想象，我的感激之情至今仍是何等的无以复加！直到上学后再量血压我才知道，我是家族性血压偏高。

第二天是口试，有近20个考生（包括中专）。我跟一位杭州李姓考生的水平与其他人明显拉开了距离，他后来考入杭州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我们俩对这次口试尤其重视，口试之前就开始用英语对话。我们也特别紧张，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笔试不差，录取问题不大，就怕口试砸锅。他更为小心谨慎，提前到考场查探考官是谁。我一到考场，他就兴奋又紧张地跑来告诉我：“考官是个大光头，我知道他，是杭外的老师，杭大毕业的。”

我没向他提起过我毕业于杭州外国语学校，他更不知道这位“光头”老师就是我的班主任，我是他的得意门生!但我知道考官是自己的班主任后，一下子信心倍增，考得出色。后来听吴老师说，我除了“委员会”一词的重音读错，其他全对，尤其是最后英语十分钟的叙述令三位考官印象深刻，给了满分。

虽然还是冬天二月，但大地已经开始回春。高考结束，人一下子彻底松懈了下来，自从懂事起，那是一生中难得的一段不看书、不学习的时光。白天上完课，晚上便百无聊赖地去县镇闲逛。

一天，街上忽然有人大声嚷嚷：张榜了！张榜了！我朝人群热闹处走去，是镇中心的一家餐楼，餐楼大门左侧有一块大黑板，平时镇政府的重要布告都张贴在此。这时黑板前被围得水泄不通。我因为视力不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挤到前面，看见首先张榜的是重点大学的大红名单，我们六个公社有三名考生被录取，第一个就是我的名字。

第二天中午我到公社领取入学通知书。之前我早有打算，一旦真的考上，一定给家里发加急电报。因为我知道，加急电报是用大摩托车送去家里的，轰鸣的马达声会唤醒整条街，街坊会蜂拥而来看个究竟。我要把这一好消息向全世界宣告，为父母争光，这是光宗耀祖的喜讯！

我拿着通知书来到镇邮电局，“袖珍邮电局”局长听说“大秀才”来发电报，立即从办公室赶来前台，问我考去了哪儿。我说北京。他马上说北京大学不错。我说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那时乡下不少人以为在北京的大学就叫北京大学。他又问我考上什么专业。我说德语。他问原来学过什么？我说英语。他说，那就不用学了，德语和英语一模一样。一到大学才知道，哪有这么回事！

1977年，虽然新生入学和毕业分配一切根据国家需要，但还是让考生填写了一张志愿表，除了自选专业，报考大学有四个选项。我选择了英语，对学校的挑选，当时打听得悉：1977年北京外国语学院在浙江招德语生，上海外国语学院只招法语生，只有杭州大学招英语生，所以我的第一志愿就填了杭大外语系英语专业。我没填第二志愿，在栏目里只写了：继续安心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77年那一级，凡是重点大学都要提前政审。在我的政审已经在公社里传得满城风雨时，我却闭目塞听，一无所知。很久后我才听吴老师告诉我：省招办、县招办、公社党委一起来我们大队，村里党支书、管知青的、大队长、小队长、知青带队干部、大队妇女队长、贫下中农代表、知识青年代表、我的房东等，十几号人开了一个评议会，队里会计还出示了我几年的出勤工分册。吴老师说，评议结果三句话：政治上努力要求上进；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怕苦、不怕累，积极参加生产队劳动。

北外七七级在浙江省只招三名德语生，整个浙江省只有一人报考德语专业，但成绩不够格，校招生办决定从英语考生中挑选，宁波地区挑选了两个，男女生各一，杭州市及杭州地区六个县挑了我一个。

我被录取到北外，事先没人征求我的意见。按当时的情况，也根本来不及，开学那么紧迫，我从接通知到赶去北京报到不过一个星期，这期间办手续、转户口，一个星期两次搬家。

上北京那天，举家相送，左邻右舍也都来了，孩儿巷里从未有过的拥挤。到了火车站，拥挤不堪，我向戴红袖章的执勤人员打听赴京的火车票。他马上问：“去上大学吗？”我说是。他立刻冲着排队的人群高喊：“都走开!让大学生先买票！”我转头看到父母脸上自豪的神情。

至于北外怎么挑中了我，除了考分，我想或许是那个“继续安心农村”的第二志愿感动了招生老师。而我这随意一笔实在是无奈中的别无选择，很多领导人的子女都是我们七七级的校友。我一介庶民子弟，之前连做梦都不敢想。有一年暑假，系里总支书记陈老师专程家访了我，看到我的普通家境，出门时不禁一句感慨：“你真是不容易！”

我的人生很简单，说起来只有八个数字：55、66、77、88，这是我的人生四步。扩展一下便是：1955年出生；1966年“文革”；1977年高考；1988年出国。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人生境遇，也是我们国家的历史足迹。

人生成功与否是个虚幻的要素，俗称：“笑到最后，笑得最好。”情理不言自明。生命的涵义是不断解决旧问题，同时又不断迎来新问题。人生在世没有句点，只有起点。考进北京外国语学院不是我成功的终结，而是新挑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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