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北大德语回忆 的北大人

大家好，今天给各位分享2018北大德语回忆的一些知识，其中也会对的北大人进行解释，文章篇幅可能偏长，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就马上开始吧！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

书本仍然厚重、阅读始终值得

我们采访了五位

来自北大的资深图书编辑

胡开敏

外文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1986年从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之后，他在出版行业工作了37年。从杂志社到出版社，他手中抚过的纸墨书香，都让他念念不忘。今年4月，他荣获第十四届“韬奋出版奖”，这也是出版界的最高荣誉。

作为编辑，当评估一本书的价值与出版可能性时，胡开敏认为首先需要考虑它的主题——是否吸引读者、是否为读者所需要。此外，内容本身吸引力是否足够，结构是否完善，文字表述是否精彩可读，也是决定此书是否值得出版以及如何出版的关键。

胡开敏在外文出版社的工作已来到第28年，他在外宣出版和国际传播领域累积下深厚的工作经验，对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也颇有体会与深情。2017年，他和同事从一则新闻中得知厦门大学有一位美国教授潘维廉，他从空军退役后周游世界来到厦门，爱上了这座城市，并自1988年起定居于此。潘维廉在与美国家人通信时，常常在信中介绍他在中国的生活与工作，胡开敏和同事意识到这是一个讲述中国故事的独特题材，便立刻赶往厦大和潘教授深谈，并策划了《我不见外——老潘的中国来信》一书，从他给美国家人的上千封信中精选出47封，以中、英、法、西、德等多语种陆续出版。该书也因为“家书”的温暖动人、内容的真实可感，展现了讲述中国故事的新颖视角，在出版后迅速引起轰动。这个“小故事”经由编者之手，如棱镜一般折射出万千绚丽之光，也为胡开敏的编辑生涯平添一分厚重。

新媒体浪潮席卷而来，传统图书的重要性成为引起大众广泛讨论的问题。“技术迭代为读者提供了更丰富的阅读媒介，但图书始终是不可替代的。在深度阅读中，文字带领读者系统地、有逻辑地、有情感地进入作者的思想体系，而对纸张本身的翻阅又是一段对思想达成认知的过程，这与电子书或用手机进行短时阅读的感受非常不同。数字阅读在文献性的查阅或碎片化知识的获取上，可能比纸书更方便快捷，但在纸书上阅读文学作品或思想性更强的内容，仍不能被完全取代。”这是胡开敏的坚持——书籍凝结了人类智慧，思想的翅膀由此徐徐展开。

从北大心理学系毕业之后，她出于对心理学、对北大的热爱，进入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一本本书籍出版，印在书的版权页上的责任编辑姓名，“责任”二个字是她对编辑工作意义最深的理解。

理工科的编辑在具体的文字工作上显性的规范更多，比如说图表、公式、符号等。在编辑过程中，大家可能会感觉到繁琐、甚至枯燥，但她笑言：“坦率地说，我们在做一部稿件的时候，如果真的发现了作者表述不清或的确有观点、计算等实错，其实是会有一定的成就感的。作为编辑，我发现了这个错误，阻止了错误再传播。”但还有很多规范是形式上的，改起来很繁琐。这些虽然耗费心力，但是会在长期上起到作用。

北大出版社理工科出版的重要领域，是大学的相关教材和学术图书的出版。陈小红讲述了她对二者的理解：“教材要围绕课程大纲，相对来说有明确的目标和体系。即使是到大学阶段，基础课程在体系上也都有一定明确的要求。这是一个总的范围的要求，内容广度上要讲全了，该有的都有了；在深度上根据不同学时、不同学校的教学目标也要有所不同。在教材编写时，我们会围绕培养学生的目标强调特色，比如希望学生获得的知识、技能和日后的就业需求等，要围绕这些目标来编写教材内容。有更多的侧重，有详略不同的安排，有前后的内容顺序，还要考虑到一门课程前后衔接的其他课程。

2002年从北大世界文学所毕业之后，他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主要负责出版编辑德语文学和译著德语文学的工作，以及部分中国经典文学名著的中德对照编辑工作

但就是这项像“机器人”一样枯燥的工作，给欧阳韬打下了做编辑的扎实基本功，也培养了他对每个文字都要“较真”的态度。

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外国文学第一编辑室主任的资深翻译家、编辑家夏玟老师，对欧阳韬在职业生涯和人生道路上有着很深的影响。“夏老师是北大法语系毕业的，毕业之后她做了很久朱光潜先生的助手，继承了老一辈学人与北大法语系‘较真’、敬业的传统，对真理的坚持让人钦佩。人文社当年把夏老师从北大请过来，可以说是为法国文学出版做了一件大好事。夏老师为人非常直爽，对译者开诚布公。在尊重法文原著的基础上，不管是大译者、老翻译家，还是初出茅庐的年轻译者，夏老师都会对书稿一丝不苟地审读。如果出现错误，不管对方是多大的翻译家，她都一定要提出修改意见。但也就是因为这股较真的劲儿，夏老师和法语文学的很多翻译家都成为了好朋友。基于严谨细致的工作，她深入了解了不同翻译家的专长与特点，能给每一本书和每位作者找到更适合他们语言风格的译者。”

说起夏老师，欧阳韬始终沉浸在深深的回忆里：“夏老师讲，她以前每年都会请一些法语翻译家去她家里聚餐，他们在一起无所不谈，但是面对问题时又绝不敷衍了事。我现在就可以想象那些可爱的前辈们在一起的情景，那是翻译家和编辑之间最理想的交往状态。”

夏玟老师2012年9月26日在出版社会议上，右一为德文编辑关惠文先生，右三为英文编辑吴钧燮先生

北大博士毕业的他，坚持深耕文字。他看重编辑的“二次创作”，努力让“经典”与“大众”同行。

周雁翎用生动的比喻解释了编辑与作者的关系：“如果编辑不做相关的创造性工作，不赋予书稿附加值，也就是所谓的‘二次创作’，那么一些作者就会把出版社当成是印刷厂，编辑的作用就和排字印刷工人无异。这好比一部话剧，即使剧本写得再好，如果没有优秀的导演、演员和舞美人员进行二次创作，那么充其量也就是一帮人呜呜哇哇在台上照本宣科背台词。谁能说这样的话剧是一部优秀的话剧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图书编辑就相当于是一本书的‘导演’，一本书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导演’的功力了。让‘经典’与‘大众’同行，增加科学通识读物的人文价值与可读性，把读者带入另一个情景，这才是编辑的目的。”

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这或许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在阅读和生活中反思的内容。”周雁翎说，“当前，人工智能发展迅猛，为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带来了极大便利，但它凸显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非常令人担忧。特别是强人工智能的出现，可能像打开潘多拉魔盒一样难以控制。因此，科学通识教育，就是要建立对科学的整体认识，比如，科学就是代表正确吗？科学就是真理吗？科学必然带来人类幸福与和平吗？科学会毁灭人类吗？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认真反思。这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重要，更必要，更紧迫！”

周雁翎向大家推荐了《道德机器：如何让机器人明辨是非》。这本书基于人类道德判断和伦理的本质，第一次深入探讨了人类在设计具有道德判断能力的机器人的漫漫征途上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作者大胆主张设计某种功能性的道德指令，让人工智能机器人习得某些基本的道德感。

实际上，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科技领域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相关科学通识图书的出版，有利于促进公众对科学技术本质更全面和更深刻的认识。

2010年从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之后，他成为传统媒体的记者，后因机缘巧合进入单向街书店，从一名编辑做起，到现在全方位投入到文化行业之中。在信息不断累积爆炸的时代，他站在传统与新鲜之间，继续自己的思考。

吴琦的工作中融入了许多全新内容，这也让他在编辑工作中产生了新的想法和计划，即在传统与新鲜之间寻求平衡。他选择往台前“站一站”，比如出版《把自己作为方法》——他和毕业于北大社会学系的项飙老师的对话集，一定程度上也是希望用比较新颖的方式，在出版行业发出自己的声音。读者的热烈反馈证明，大胆创新与深度内容并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吸引目光长久驻足的有效途径。但在工作内容不断更迭的同时，他仍然十分重视专业性的保持和职业技能的磨炼：“编辑的基本功是不能缺失的，这是编辑最核心的业务技能。”

鸣谢：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今天，和北大开启一趟星辰大海的旅程！

北大教授程乐松：我从未离开这里

她是网友喜欢的北大教授，带你探秘她的书房！

关于2018北大德语回忆的内容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