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德语 成为如今德语文学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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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不可抗拒的潮流。在这种潮流下，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发生的事件可以在短时期内影响全世界。全球化使每个人的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与此同时，从不同个体的生活经历中也能捕捉到它在不同阶段演进的特点。时下不少德语文学作品聚焦难民问题，这些作品用浓重的笔墨刻画了难民的生活和逃亡经历。本文主要以法塔的小说《黑暗船》和穆勒的报告文学作品《在海上》为例，探究时下德语文学中文学人物的“移动”，他们跨国界的迁移如何参与到全球联网化之中。本文将文学理解为“社会杰出的自我观察形式”，它从现实出发思考可能发生的事，并用角色代表读者来检验这种可能性。

关键词：全球化逃亡全球化生活经历

如果我们能以闪电般的速度将信息传遍全球，如果我们自己能以极快的速度在短时间内到达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如果我们能用同样的速度运送大量货物，那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世界上的物品难道不会因为交换的便捷而变得人人共享，所有的东西对所有人都是可得的？现在，一个小城和它的周边还可以将自身连同它所拥有的与它所认知的一并与世隔绝起来；但很快就不能再这样了，它将被拽入普遍的交流联系之中。

在阿·施蒂弗特（AdalbertStifter）的小说《晚夏》（DerNachsommer,1857）中，一位贵族领主幻想了未来世界的模样。虽然这个未来世界在制度上承继自古希腊和古罗马帝国，但却将超越二者。因为与国家事务、法律体系和艺术相比，刚刚萌芽的自然科学——广泛用“在各种手工业、商业贸易、街道建设及类似事物上”[2]——才将深刻影响我们的世界。在这位领主的幻想中，当今全球化的特征似乎得到了预言：信息交流和商品交换的速度加快，人的流动性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从各种信息和产品中获益，本地、区域、国家、洲际乃至全球的各类发展与现象之间的联网化日益加强。在这样的潮流面前，无论是一个小城与它的住户，还是一个民族国家与它的居民都无法再封闭自己。更确切地说，“那些能够通过知性的发展和教育”使自然科学知识以最快速度增长并对其加以利用的“国家，能够先一步获得财富、权力和辉煌，甚至动摇其他国家”[3]。

上文提到的施蒂弗特小说中的段落可以看作贝·豪斯贝尔格（BerndHaus-berger）编纂的文集《全球化生活经历——人作为世界历史事件的行为者》的绝佳引言。通过将个体生活经历与几世纪以来在不同阶段演进的全球化联系起来，这部文集力求打造一个通往全球史的传记入口。[4]这一构想基于以下看法：某些特定现象及其可能的后果只能在个体身上呈现[5]，并且我们能够根据个体的生活经历将它们描绘出来。相应地，豪斯贝尔格的文集描绘了这些人的生平：非洲的列奥（LeoAfricanus），一位1500年前后生活在非洲的安达卢斯流亡者；克·普利博（ChristianGottliebPriber），一位18世纪早期生活在切罗基人中的萨克森启蒙者；艾·林奇（ElisaAliciaLynch），一位19世纪的爱尔兰女性，她主要在巴拉圭渡过了一生——在当时的欧洲，这个国家常因孤立和隔绝被称作“南美洲的中国”[6];20世纪30年代为和平而游走的作家泰戈尔（RabindranathTagore），及同时期的欧洲犹太流亡者，如库尔特·辛格（KurtSinger）和列奥·卡茨（LeoKatz）。这些人的生平被看作全球化生活经历的典型，因为他们

—在全球广泛联网化带来的紧张区域中行动；

—总处于移动中，并且是跨国界移动的；

—“沿着走过的路和碰到的国界”带来了“相互交流和相互适应的成果”，并且

—意识到其行为的维度，甚或对此有过明确的思考。[7]

像这样传记式的、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研究入口需要“历史编纂学史、话语史以及（据海顿·怀特）文学史的定位”，豪斯贝尔格将这种对全球史作为生活史的思考反映在其主编的书的指导思想中。[8]豪斯贝尔格指出，文学的、虚构的生活经历同样可以纳入研究视野——自奥德修斯起，在世界文学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角色：“同远方和陌生事物对峙，而实则是同自身对峙”的人[9]；冒险者、旅行者和求知者，自19世纪起还有踏上旅途的女性；为了追求幸福和财富离家远行的人——在各民族流传的形形色色的童话故事里，他们大多如愿以偿；受迫害、被驱逐，到其他国家寻求庇护的人。自20世纪开始，在文学作品中也可以看到那些为了工作和富足生活而迁居他国的人，并且如有必要，他们将不断迁往其他国家。

本文将探究时下德语文学中文学人物的“移动”，他们跨国界的迁移，他们如何参与到全球联网化之中，以及他们（反映出）的相互交流和适应的成果。本文将文学理解为“社会杰出的自我观察形式”[10]，它从现实出发思考可能发生的事，并用角色代表读者来检验这种可能性。

如果我们考察近年来成功的小说，如亚蒂·卡拉（YadéKara）的《你好，柏林》（SelamBerlin,2004）和《塞浦路斯咖啡屋》（CaféCyprus,2008），卡·哈克（KatharinaHacker）的《一无所有的人们》（DieHabenichtse,2006）或者是德尼茨·乌特鲁（DenizUtlu）的《愤怒的人们》（DieUngehaltenen,2014），或许会有这样的印象，即当代文学似乎偏爱暂时的或混合的角色身份[11]，这些角色身处不断的移动当中，穿行在越来越大、因屡次往返而去国界化的空间里。然而，当我们追踪燕妮·艾尔彭贝克（JennyErpenbeck）的最新小说《走，走了，走过》（Gehen,ging,gegangen,2015）、舍尔克·法塔（SherkoFatah）的小说《黑暗船》（DasdunkleSchiff,2008）、阿巴斯·基德（AbbasKhider）的小说《耳光》（Ohrfeige,2016）或者梅尔勒·克略格（MerleKr?ger）的小说《海损》（Havarie,2015）等作品中不完整的角色生活经历时，这种印象就会改变。这些小说中的角色虽然同样“在途中”，但却由于“错误的护照”而不能无视国界、在一地停留一段时间后继续前往他处，或是在不同地点间来回旅行。他们在逃亡，逃亡构成了他们的“全球化生活经历”。在他们的经历中，当今全球化进程清晰可见。为了抵达欧洲，他们穿越大陆、横渡地中海。尤其是海，在刻画这些角色的生活经历时，它作为一种复杂的、一再加密的叙述母题，作为一条虽然“流动着”但依然具有限制性的边界而获得了新的含义。在讲述人们远途旅行的小说中，历来就有大海的一席之地：奥德修斯乘帆船渡海，航海家辛巴达（SindbadderSeefahrer）、詹姆斯·库克（JamesCook）及其陪同格·福斯特（GeorgForster）也是一样。福斯特在他已被列入现代游记文学的作品《环游世界》（ReiseumdieWelt,1778/1780）中记述了他和库克的这段旅行。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欧洲人移民海外时横渡大海；1933年后，逃离德国的流亡者和难民也一样，比如其中的犹太人，他们大多是穷苦难民，当时远渡重洋去往上海。乌·克莱谢尔（UrsulaKrechel）的小说《上海，远离何方》（Shanghaifernvonwo,2008）以及洪素珊（SusanneHornfeck）的青少年小说《用筷子吃蛋糕——在上海的青春岁月》（TortemitSt?bchen.EineJugendinShanghai,2012）所刻画的，正是犹太难民的生活经历。现如今，地中海横在通向欧洲的逃亡路上，它不再是欧洲人需要跨越的障碍，而是逃往欧洲的难民必须面对的难题——如果人们手里的钱不足以帮助自己找到较为舒适的解决方法，比如买一本真正的欧盟护照并用它来预订机票，那么情况便会同屡次获奖的作家舍尔克·法塔在其小说《黑暗船》[12]中所讲述的一样。《黑暗船》的主人公克里姆成长于伊拉克北部一个阿列维派家庭。在父亲被杀后，克里姆必须早早接过家庭的重担。他被“圣战者”劫持，但随后带着从劫持者那里偷来的6000美元成功逃走。这些钱成了克里姆改变生活轨迹的资本：逃往柏林，他的叔叔很久之前就在那里生活。克里姆家乡的裁缝纳兹尔将会安排这次“旅行”，他给克里姆分析了这趟旅行（有限）的可能性：

他没有足够的钱负担一趟完整而安全的德国之行。在这种情况下，他恐怕只能等，直到组织传来信号。然后他们或许会把他塞进一架飞机，通过货运送到某个国家，比如阿根廷。在那的旅馆里他可能还得等上数周乃至数月。这是因为组织要贿赂世界各地的机场官员。不同班次的人们给出的等待时间也不一样。只有当一站又一站的转运能够顺利通向德国时，他才能真正踏上旅途。整个过程就像是一次普通的旅游，而两者间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是违法的。并且，纳兹尔这么告诉他，甚至还有一条奢华路线：假如肯出很多钱，就可以帮他弄到一本德国护照。它可不是伪造的，而是从别人手里买来的。卖护照的人是从欧洲回来的，要是他的这种情况，那这个人就是从德国回来的。这样，他就可以改头换面，变成一名正当的归国者。假如成功了，那他就是毫无疑问的德国人，永远不需要害怕在有关当局遇到什么麻烦……

纳兹尔所说的同当局的麻烦是什么，那时候的克里姆还完全无法想象。他静静地听着，压根没有去打听那个天文数字。他的旅途反正不会是那样。凭克里姆所有的钱，纳兹尔虽然能保证他可以到达柏林，然而这趟旅途只能是由一些特别危险以及一些不那么危险的段落拼凑而成了。

旅途中最危险的部分将是横渡地中海。地中海虽然是一道边界，但它没有“空间上鲜明的轮廓”，而是“各式各样相互作用的舞台”[14]，它不是一条僵硬的分界线。然而在当下，地中海的危险性及其分界性质被凸显出来。地中海是各大陆、各共同体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界线，是不均等的生存可能性之间的界线，是生与死之间的界线。这条通往欧洲的路几乎是不合法的，但很多人都必须在极艰难的处境下，冒着付出“高昂代价”的风险去征服它。

为了冒险渡过地中海，法塔小说中的克里姆成了“黑暗船”——一艘货船上的黑乘客。读者只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看完克里姆从伊拉克到地中海岸边的这一段旅途。相比之下，小说将长长的第三章献给了克里姆在船上度过的时日。这一章讲述了克里姆的不安，他因下层货舱的不明响动而感到的惊慌，以及被彻底遗弃的感觉。在这样的感觉中，只有旅途本身给予他信心，“这趟旅途，就如其他所有旅途一样，总有结束的时候”[15]。这趟旅途以克里姆的获救告终，但是另一名黑乘客却要失去生命：在一个小岛岸边发现二人的渔民，将那名黑乘客抛在了原地。

在当代德语文学里，这样的极限情境在不同的文学类型中都有叙述：除长篇小说外，还有报告文学、短篇小说、犯罪小说以及儿童（图画）书。特别是报告文学，格·史特莱姆（GregorStreim）将其称为“全球化的真正媒介”，因其“以报道者的流动性为先决条件，且传统上服务于传达新的和陌生的事物”[16]。这类作品常常刻画或说记录避难者的生活经历。例如，米·穆勒（MichaelaMariaMüller）在其报告文学作品《在海上》（AufSee,2016）中，追溯了来自索马里的阿杨和萨米尔的经历。穆勒曾在2013年前往西西里岛和兰佩杜萨岛。如她记录的那样，这是一趟舒适的旅行——“搭乘飞机、公交和渡轮”，作为欧洲公民，穆勒只需要出示一张塑料卡片就可以跨越国界。[17]在兰佩杜萨岛的边缘地带，在无数被遗弃的小船残骸中间，穆勒找到一些东西，它们是曾经的小船乘客遗留下来的：穆勒的

目光落在一个带金色扣环的黑色人造革包上。黄色粘胶纤维质地的里料翻向外面。富盐的海水严重侵蚀了里面剩下的东西。我找到一些钞票和一张厚纸板做的小卡片。当我捡起这些钞票的时候，它们碎裂开来。我可以在上面辨认出一些字。它们是利比亚第纳尔？是乍得法郎？还是索马里先令？有一点是肯定的：钱无法让人活着回来。在那张卡片上排列着一些依稀可辨的数字和字母。除此之外，在这张曾经坚固的纸片上还冲压着几个小孔。纸片上看得到两只手，它们在一个人的上方搭成一个保护式的屋顶：这是联合国难民署的标志。我手上是一张食品卡的残余。上面手写着一个名字。海水只留下了她的名：阿杨。

阿杨这个名字成为穆勒追溯的起点，穆勒（重新）构建了阿杨的人生。阿杨在索马里城市基斯马尤长大。她的阿姨早先于肯尼亚的达达布难民营入选美国移民安置计划，此后定居在明尼苏达州。在阿姨的赞助下，阿杨得以在一所寄宿学校里接受教育。在经历了父亲的长期反对后，阿杨嫁给了来自另一个部落的萨米尔。而当阿杨和萨米尔的孩子快要出生时，夫妻两人作为渔民以及翻译者的收入已无法再满足生活所需。索马里的渔民几乎不能获得足够的收入，以保证其生存——这是全球语境下法律不可靠性带来的后果。在全球语境中，“弱小”的民族国家无法再以法律保证者的身份出现：

内战使海洋也成为法律真空的地带。国际船舶公司的船只携带巨大的渔网来到索马里水域，不经许可就在这里进行捕捞。此外，从多年前开始，化学品运输船就在这里的近海海域倾倒有毒垃圾，似乎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这种行为。两年前，海啸侵袭了印度洋沿岸和海滩，数千顿有毒物质被席卷上岸，使整个海滨地带都受到了污染。

萨米尔最终接受了摩加迪沙的一份工作，但随之陷入一个组织，这个组织让他挣到了越来越多的钱。萨米尔最终变成了海盗。阿杨则继续生活在基斯马尤。伊斯兰团体索马里青年党在此期间接管了这个城市的控制权，阿杨的生活方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为了自救，阿杨最终像她的阿姨法度默一样逃往肯尼亚，来到巨大的、已建立25年的达达布难民营。在这里，阿杨生下了女儿萨加尔——意为晨星。在达达布难民营，数十万索马里人生活在沙漠之中。为了赢得一个未来，阿杨想要离开难民营。她知道，入选美国移民安置计划的比例只有0.05%，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或是挪威在数据上看起来也并不比美国更有希望，而剩下的国家甚至都没有进入统计范围。阿杨决定用阿姨寄来的钱冒险逃往欧洲。她和女儿一起乘车经崎岖小路抵达地中海岸边，最终搭上一条超载的难民小艇。我们在读阿杨的故事时，总带有这样的感觉——阿杨和女儿大概没能够活下来。因为在故事的开头，阿杨包里破碎的纸钞就像是死亡的符号。因此在故事的末尾，阿杨和她的女儿最终因意大利海岸警卫队而得救，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奇迹”。

法塔的小说《黑暗船》以及基德的小说《耳光》中所描述的那些登岸后的手续、那些在欧洲有关当局遇到的“麻烦”，在穆勒这里我们并没有看到。而这些登岸后的情形则表明，“克服社会的界限往往比克服遥远的距离更加困难，社会界限同时说明了权力等级”[20]。

清楚的是，逃亡构建了上述角色的全球化生活经历。以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的理论，这种生活经历或可解读为本地社会关系脱域背景下的去领域化（De-Territorialisierung）[21]，这些关系在空间的距离中很难重组[22]。在这些全球化生活经历里，越来越多的人被迫迁移所导致的后果，以及“去领域化动力”[23]清晰可见。[24]前文所述文学作品的主人公们是这些生活经历的行为者，他们往往“违背自身意愿卷入发展之中”,“被迫对周围环境做出反应，并且无法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塑造它”[25]。但他们在行动，为了能够活下去，他们必须行动，并且尝试获得并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

前文提到的文本以及梅尔勒·克略格的（犯罪）小说《海损》——这部作品同样基于文献调查——都将“个人生活的全球化”[26]与“全球化”明确地结合起来。与此同时，几部作品的叙述都烙印着对想象出的全球化决定论的批判态度。穆勒在《在海上》中写道，教皇在2013年圣诞节后对兰佩杜萨的一次访问中也尝试让自己藏身于这种决定论之后：

亚当，那就是我们。而亚当并不关心逃亡者的困境。我们应该提供帮助，教皇继续说道，但全球化或许使我们变得冷漠。他说。无人遵从。全球化？就是他也将它用作借口。

这些文本坚持全球化不是抽象概念。在全球化中，我们人类并非不行动不作为，也并非不能负责任地影响它的进程。因而这些文本定位在“由责任心概念、由文学的现实关联构建的张力环境”中；从“强调贴近当代的文学”产生出期望的、看起来可能的“对现有关系的干涉”[28]。除了热切追求可靠性之外，在这些文本中还可见到明显的政治责任心印记。在时下德语文学中，政治责任心似乎正是在较年轻的作家们笔下经历着一场复兴。[29]恰恰是在一种以全球化和生态为导向的文学[30]背景下，一种批判性的、有责任心的文学近年来重新建立起来。作为整体话语的一部分，它同样代表着“德国社会”——尽管只是最近以来——“不仅被看作经济全球化下后殖民世界的一部分，同时也被看作全球移民现象的一部分”[31]。在德语文学中，关于逃亡和移民的记叙数百年来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作者简介：阿尔穆特·希勒（AlmutHille），柏林自由大学德语系教授，代表作：《身份建构——德语20世纪文学中的“吉普赛人”》（德文版），维尔茨堡，2005年。

译者简介：李夏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近现代德语文学。

[1]参见AdalbertStifter,DerNachsommer2,in:StiftersWerkeinvierB?nden,Band4,BerlinundWeimar:AufbauVerlag,1981,S.81.

[4]文中所引施蒂弗特的小说《晚夏》中那位贵族领主的幻想同样以对世界历史的思考为出发点。（参见AdalbertStifter,DerNachsommer2,S.79）。

[5]参见BerndHausberger（Hg.）,GlobaleLebensl?ufe.MenschenalsAkteureimweltgeschichtli-chenGeschehen,Wien:Mandelbaum,2006,S.20.

[6]BarbaraPotthast,ElisaAliciaLynch（1831—1886）:einweiblicherLebenslaufzwischendenKontinenten,in:GlobaleLebensl?ufe.MenschenalsAkteureimweltgeschichtlichenGeschehen,BerndHausberger（Hg.）,Wien:Mandelbaum,2006,p.169.

[7]参见BerndHausberger（Hg.）,GlobaleLebensl?ufe.MenschenalsAkteureimweltgeschichtli-chenGeschehen,S.11,13.

[10]HartmutB?hme,ZurGegenstandsfragederGermanistikundKulturwissenschaft,in:Jahr-buchderDeutschenSchillergesellschaft,Bd.42,Stuttgart:Kr?ner,1998,S.482.

[11]参见BerndHausberger（Hg.）,GlobaleLebensl?ufe.MenschenalsAkteureimweltgeschichtli-chenGeschehen,S.22—23.

[12]这部小说2008年入围德国图书奖最终提名名单。

[13]SherkoFatah,DasdunkleSchiff,SalzburgundWien:JungundJungVerlag,2008,S.172—173.

[14]BerndHausberger（Hg.）,GlobaleLebensl?ufe.MenschenalsAkteureimweltgeschichtlichenGeschehen,S.20.

[15]SherkoFatah,DasdunkleSchiff,SalzburgundWien:JungundJungVerlag,S.213.

[16]GregorStreim,DifferenteWeltoderdiverseWelten?ZurhistorischenPerspektivierungderGlobalisierunginIlijaTrojanowsRomanDerWeltensammler,in:GlobalisierungundGegenwartslitera-tur.Konstellationen—Konzepte—Perspektiven,WilhelmAmann（Hg.）,Heidelberg:Synchron,2010,S.74.

[17]参见MichaelaMariaMüller,AufSee,Berlin:FrohmannVerlag,2016,S.9.

[19]MichaelaMariaMüller,AufSee,Berlin:FrohmannVerlag,2016,S.27.

[20]BerndHausberger（Hg.）,GlobaleLebensl?ufe.MenschenalsAkteureimweltgeschichtlichenGeschehen,S.15.

[21]社会关系脱域（disembeddingofsocialrelations）是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概念，指社会关系脱离原本的地域性关联，在广阔的时空地带中进行再重组。去领域化（De-Territorialisierung，也作Deterritorialisierung）是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吉尔·德勒兹与菲利克斯·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1972）中提出的概念，初指当代资本主义文化中，人的主体性的流散与分裂。现被广泛应用于与全球化相关的各类研究之中，并在广义上指社会、政治、文化实践脱离原生地及人群。——译注

[22]AnthonyGiddens,ModernityandSelf-Identity.SelfandSocietyintheLateModernAge,Cambridge:PolityPress,1991,p.242.

[23]ArjunAppadurai,GlobaleethnischeR?ume.BemerkungenundFragenzurEntwicklungeinertransnationalenAnthropologie,in:PerspektivenderWeltgesellschaft,UlrichBeck（Hg.）,Frankfurt/Main:Suhrkamp,1998,S.13.

[24]印裔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认为，去领域化动力是现代化的主要动力，可以从以下五个文化维度上进行考量：人种景观（Ethnoscapes）、媒体景观（Mediascapes）、科技景观（Technoscapes）、金融景观（Financescapes）、意识形态景观（Ideoscapes），这五个维度上的去领域化也是使全球文化形态呈现断裂与差异的主要动因。——译注

[25]BerndHausberger（Hg.）,GlobaleLebensl?ufe.MenschenalsAkteureimweltgeschichtlichenGeschehen,S.17—18.

[27]MichaelaMariaMüller,AufSee,S.27.

[28]JürgenBrokoffu.a.（Hg.）,Engagement.KonzeptevonGegenwartundGegenwartsliteratur,G?ttingen:V&R,2016,S.9.

[30]关于此概念参见AlmutHille,Eineglobalund?kologischorientierteLiteraturimKontextvonBildungsprozessenimUnterrichtDeutschalsFremdsprache,in:ZielspracheDeutsch40,1（2013）,S.3—15.

[31]CarlottavonMaltzan,ZumWertvonKulturundLiteraturimFremdsprachenunterricht:BeispielSüdafrika,in:LiteraturinDeutschalsFremdspracheundinternationalerGermanistik.Konz-epte—Themen—Forschungsperspektiven,ClausAltmayer（Hg.）,Tübingen:Stauffenburg,2014,S.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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