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德语(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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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拉贝在中国生活近30年，对中国人民充满感情。当各方面要求他离开南京时，他回答很干脆："我已决定留在南京主持国际委员会工作，以建立中立区保护20多万平民。"他舍不得那些满怀信任、指望得到他庇护的最贫穷、最无靠的南京人。

一大清早,当我再次被空袭惊醒时,心里感到很失望。炸弹又一次冰雹般地落下。日本人在昨天晚上只攻占了几座城门,他们还没有推进到城内。到达委员会总部后,我们在10分钟内便建立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我成为该组织的理事会成员。约翰·马吉担任红十字会主席,数周以来他一直计划成立一个红十字会。委员会的3个成员乘车前往设立在外交部、军政部和铁道部的几所军医院。通过他们的巡视,我们确信了这几所医院的悲惨状况,医院的医护人员在猛烈交火的时候撇下无人照看的病人逃走了。

于是我们迅速弄来了一面红十字旗挂在外交部的上空,并召回了相当数量的人员,他们在看见外交部上空飘扬的红十字会旗后才敢回到军医院。外交部的进出口道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伤亡人员。院内和整个中山路一样满地抛撒着丢弃的武器装备。大门口停放的一辆手推车上摆放着一堆不成形的东西,仿佛是具尸体,露出的双脚表明他还没有断气。我们小心翼翼地沿着大街往前开,时时刻刻都有碾过散落在地的手榴弹而被炸飞上天的危险。我们转弯开进上海路,街道上到处躺着死亡的平民,再往前开迎面碰上了向前推进的日本兵。

日军进城。摄于美国大使馆附近的上海路

这支分队通过一名会讲德语的医生告诉我们,日本军队的指挥官要过两天才能到达。见日本人是经新街口向北挺进,所以我们的车就绕过日本人的部队,快速地开了过去。沿途我们通过缴械救下了3个分队约600名中国士兵。有些士兵不愿意执行放下武器的要求,但当他们看到不远处日本人已经逼近时,最终还是决定放下武器。我们将这批人安置在外交部和最高法院。我们委员会的另外两名成员则继续往前行驶,在铁道部碰到了另外一支约400人的中国部队。我们的人同样也要求他们放下武器。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有人朝我们射击。我们只听见子弹呼啸而过,但是不知是从哪儿射来的。最后我们终于发现,是一名中国军官骑在马上拿着一枝卡宾枪四处扫射,可能是他不同意我们的做法。必须承认,从他的立场出发,他这样做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经过考虑仍然坚持我们的做法,我们别无选择!如果在安全区的边上发生了巷战,那么逃跑的中国士兵毫无疑问会撤进安全区,这样安全区就不是一个非军事化的区域。它即使不被日本人摧毁,也会遭到日本人的猛烈射击。因此我们一直希望这些完全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除了被日本人当作战俘之外,不会有其他危险。那个朝我们射击的中国军官后来怎么样,我们无从得知,我只看见了我们的汽车专家哈茨先生夺下了他的枪。回到总部后,我发现大门口非常拥挤,这里也涌来了一大批无法渡江撤退的中国士兵。他们都接受了我们缴械的要求,然后被安置到了安全区的各个地方。施佩林站在大门口,脸色非常严峻,他手里拿着毛瑟手枪,当然子弹没有上膛。他监督武器是否排放整齐,并清点数目,因为我们打算过后将武器移交给日本人。

我们担心日本人会驱散或者以其他的方式袭扰或惩罚难民区内聚集的人群,因此发布了如下公告:

1.紧急呼吁所有的人尽可能不要在街上逗留。

2.在最危险的时候,建议躲在房子里或不会被看见的地方为好。

3.我们提请注意,难民区是专为难民设立。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难民区无权为中国士兵提供保护。

4.如果日本人来难民区检查或巡视,必须予以通行,不得向他们实施任何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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