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严复最著名的译作

本文来源：本文来自《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部分摘要转载自：鸣沙、华侨研究

黄克武| 晚清严复译与新词翻译之争作者：黄克武（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

编者注

1898年正式出版震惊世界的《天演论》后，严复又陆续翻译了多部重要著作，掀起了清末民初的阅读热潮。然而，最终，原福的翻译被许多日本学生采用的“日本中文”彻底击败。文章中，作者阐述了两家公司的竞争过程，并分析了两家公司无法与日本新术语竞争的原因。

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对从日文翻译而来的新术语进行批判和抵制，最终几乎全民灭亡，留下的遗迹所剩无几。在讨论西学东传时，熊跃济曾统计过原福译本的命运，他说：这部分是……一个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新名词……商务印书馆为8个不同的名著添加了《中西译名表》杨译的著作，共收482个字，但经调查，学术界……（包括严复的使用）以前的翻译如《哥白尼》、《美国》等只用了56个字。 ” 占比不到12%。这个统计数据实际上并不足以反映严格翻译术语的困境，因为大多数翻译列表都是由翻译列表编制的。 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不仅错误地遗漏了许多纳入中日译本的术语，而且也没有从严复自己的一些译本中摘录，错误就更多了。因此，它不能充分反映词汇整合和竞争的复杂方面。

杨轶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据学者研究，可初步概括如下：（1）清末以来，从日本翻译而来的书籍、杂志过多，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它不仅在出版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还包括上下文字，作为一个统一的语言系统，这些日语词汇一旦人们习惯了它们就会变得有吸引力。严复翻译的书刊所占的市场份额较小，同时严复又无法积极经营报业，限制了其影响力。 （2）颜译“过于文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让人难以理解，因此五四白话运动后不为人们所欢迎。 （3）严复善于用单音节词（基学、群学、新学等；也用“连”译公司，用“火”译产品），但也用“合”词。传达意义的丰富性（经济、社会、心理、企业、产品等）”是文字无法比拟的。（4）原福偏爱音译。 （5）源福负责的翻译统一工作迟迟不能有效实施。这些原因大致解释了“名词大战”造成的词汇量增减。但严复等人的中文译本是如何与日译本竞争并最终失败的呢？同时，这些“立而失10个月”、“苦思冥想、刻意创作”，但最终被遗忘和排除的翻译，确实没有任何影响，而翻译难道不值得吗？这些问题仍然值得反思和思考。

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严复直接从英文翻译西方书籍，而梁启超等人则通过日本学术界间接了解西方翻译技巧，形成了不同的学术遗产。严复对梁启超的《东方学》一直抱有强烈的不满。 1902年，他在给弟子西昂吉莲的信中表达了以下观点：

一切新学，不求西方，而求东方。东方人的子孙像鲫鱼一样来到这里，大多到高门去寻找食物。不知道领导世界、与东文结下不解之缘的张南耀这一代人，抛弃了吴景恒、孙奎道的嚣张气焰，又得到了什么。

最奇怪的事情，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是一个叫做“托度和摩尼”的中文问题。这五个字真的让我很困惑。我一愣，记不起自己写了什么、提交了什么。出场后，大家纷纷吐槽看不懂……《Takdu 和Moni》！我想现代读者能读懂如此神奇的文字的人已经很少了。但我们四川的六个人之一得到了它。 “这是总数和单位的翻译，是燕几刀的翻译。”我忘记了这个人的名字，但他是六个四川人中的第一个。他曾经读过杨子道翻译的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他说：“托度大致指的是社会，莫尼指的是个人。”天啊！这么大的问题，足以让人摸不着头脑。结果，我这个“钱”也失去了等待通知的勇气，把天津的“拓渡”抛在了身后。

离开天津后，郭慕若前往北京，寄宿在朋友家。当他告诉朋友他的语文考试题目是“托读和莫尼德”时，朋友回答说这种做法简直是“无稽之谈”。清末民初，中小学教育考试、论述题以严复译或严复译的概念十分普遍。胡适（1891-1962）说，1905年在城中书院时，曾写过一篇题为“《译余赘语》”的论文，何丙弟获得第四届钟应光奖学金。1936年，当我想起这是日本留学考试的英文题，中文和英文的试题中都有“为他人牺牲自己”这句话，何丙弟说：“这句话的中文意思是什么？”英文翻译必须取自一篇后来“流行”的短文。严复自译《小磨坊》《小雅》。 ”

无论如何，民国初年之后，“托都”、“摩尼亚”这两个音译词迅速消失了。又如，“涅槃”是严复对英文“nerve”一词的翻译，他被早期传教士翻译为“chi jin”和“nao chi”。 Jin''（《群学肄言》和谭嗣同的《天演进化论》）两者都使用）。 “聪明的”）。《庄子》说：“器官与物质世界相连，从涅槃（俗称脑筋）到大脑，大脑就开悟了，也就是意识变成了思想。” ，因为思想引发欲望，并且思想被欲望所推动。 《新民说•论私德》中还有“涅槃”（原注：俗称脑赤经），所以张惠负责意识的运动和防御。然而，其他人几乎没有使用“涅槃”这个词的人。 “。 插头。除了严复之外，鲁迅可能是唯一一个使用它并详细描述各种神经系统，例如“脑神经”的人。 “视神经”、“脊髓神经”等1911 年的《群学肆言》 也使用“神经”，并在下面列出了“脑能量”。

神经（脑气津）：动物体特有的绳状器官，主要通过媒体运动传递情绪。它还参与分泌，由细纤维组成。分布于全身，主要分布于脊柱和延髓。网状神经或树突神经被称为周围神经，将感觉传递到远近的各个器官。

从这个角度来看，《闹池经》这个词的寿命甚至可能超过《涅槃》。无论如何，民国以后，“涅槃”彻底被“神经”所取代。

“涅槃”与原福译文中的“星云”和佛教术语中的“涅槃”同音，因此常常被认为具有佛教经典的含义。这无疑源于严复对佛经的熟悉，因而也是严复音译的一个重要特征。吴建林在分析严复的翻译时，举了几个类似的例子。例如，严复将Royal Bank译为“Raiye Bank”，并注释为“Raiye，本为梵文，王嘉译”。 Laiya源自梵文“alaya”，alayavijnana（隐藏意识）。其他音译还有“利马”（利马，秘鲁首都）、“比尔”（严复自己注：“这张商业票据也叫本票。”书后的翻译清单写着“比尔”）。 ）， ETC。 ）、“喜马拉雅”（Himalaya）、“加尔各答”（Calcutta）等都有佛教术语的意思。这一特征是否影响词汇广度还有待研究。

虽然“涅槃”一词已不再被人们使用，但严复创造的一些音译仍然被人们所使用，如“Logic”，译为“逻辑”。众所周知，严复将“Logic”译为“名学”，与日译“Logic”相对立，但同时也使用了“Logic”的音译。在《新大陆游记》的开头有一个项目叫做“学习和逻辑作为技术”。 “月经”一词的日文翻译应该来自英文单词“Science of Reasoning”，严楚批评其“肤浅”。章士钊（1881-1973）曾解释“浅”字的由来，他说：“是的，很浅。推理只属于TiDa逻辑的一部分。”“TiDa”代表演绎（现代翻译）。章士钊显然认为“论学”一词不含有“指导”，因此并不理想。但章士钊也说：“经典中‘名’字的意义对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说是足够的，但对于双根之后的逻辑显然不是这样。”他批评了《名》的翻译。 「嘎库」。章士钊极力坚持“逻辑”的翻译，因为它的意思是“名字的意义”和“一切”。因此，这个译名击败了早期传教士翻译的“辩学”、严复翻译的“明学”（更支持）以及当今常用的日语译名“润学”。

例如，“官方”、“无官方”、“官方等级”、“非官方等级”（日文翻译为“有机”、“无机”）等词语，严复最初采用的是《余之死生观》。严虎在《论一》一书的序言中说道：

现代生物学家将人类、鸟类、昆虫、鱼类、植物和树木等生物赋予官方地位，并将其称为规范。然而，金属、石头、水、土等不具有官方地位，因此被称为非官方产品。无官则无死，无生也。官僚联合体中，有的死去，有的不朽。它不是不朽的灵魂，也不是精神的灵魂。 A可以死，但B不能。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这段话其实不是严复自己的话，而是从赫胥黎原著翻译的评论，而“官质”则来自于构词。梁启超对上述话深有感触，引用恩福的话“官阶级合一，有死有仙”，并与佛教的因果观相比较。 ——称为“实相”、“无明”、“无明”、“无明”之说。

当时严福可能还不知道日语中的“organism”一词被翻译为“有机”。最早将“有机”一词引入中文的是Johann Caspar Bluntschli (1808-1881) 《群学肄言》，梁启超，东宝司(1853-1917) 于1899 年在东京山林翻译图书馆出版。的中文翻译同年，梁仁恭在第15期发表文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伸其义》。在这篇文章中，在“国家涵盖生物”下，它说，“有机和无机都是化学术语。有机是指生物，如人类、动物和植物，无机是指生物，如土壤和石头。它的意思是无生命的物体。”其实这个评论的出处是东孝志的稍微修改版，但东孝子名字的原文是“在化学术语中，动物和植物被称为有机物质，金和石头被称为有机物质。”它被称为无机物。”事实证明，梁仁恭所添加的解释是非常有限的。无论如何，有机、无机、有机、无机或有机、无机这些术语很快在中国传播开来，并于1903年在《群己权界论》中对这两个术语进行了解释。这种无生命的物质称为无机物。 ”

1906年严复在上海演讲《万国公报》时，“有机体”的译名似乎流传甚广，严复将这个译名与他所用的“官品”进行比较，自信地说“有机体”的含义是： “官方产品”这个翻译比“有机”更好。根据“有机”一词，它是西方词语“有机体”在东方语言中的翻译。该词起源于希腊语，其原始含义既是容器又是器官。比如，橘子是汲水的工具，是做事的机构，而耳朵、眼睛、四肢、器官都是人体的器官，但它们在生死方面与前面的有所不同。在现代科学中，这个词被用来决定生物的命运。具有执行各种生理功能的器官的生物体称为生物体。如果步承以前翻译过书籍，当他遇到这些术语时，他就会将其翻译成正式版本。举例来说，如果你是一个政府官员，你的眼睛是用来看的，你的耳朵是用来听的，你的手是用来抓的，你的脚是用来走的，你的胃是用来消化的，你的肺是用来净化你的血液的，你的身体是用来净化你的血液的。皮肤是为了让你保持健康。牙齿是排出体液的器官，牙齿是咀嚼器官。人体五脏六腑各有其形。有形就意味着有目的，而两者中最密集、最完整的是“关”。 “官品级”一词与“官方品级”类似。术语“有机体”是指具有器官的物体。动物也和人一样，也是官，只是专长不同。因此，据说人类在几个方面与动物不同。昆虫、草、树木都是真品……本来可以用两个名字：“真品”和“生物”，但说实话，我觉得“真品”这个词更好。 “活体”。木铁的各种机器可以称为有机体，但不能称为官方产品。不过，“官方”二字是“有机”的最好翻译。鲁迅也很喜欢“official items”的翻译，1907年他在《仁学》中，在介绍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及其历史时，多次使用“official items”的译名。但即便如此，正品也难逃被淘汰的命运。

源福对自由、权利等词语以及人权、妇女权利等术语的日文翻译非常不满意。《天演论》 有以下注释： “补充说明：现代新词中最尴尬的词是权利、人权、妇女权利等名词。根据翻译和西班牙语含义，整行词都是变态的，导致所有……上面的词中，最值得深入讨论的就是“对”字。在日语中，“权利”一词被翻译为“权利”，其发展过程很复杂。福泽谕吉（1835-1901）直译为“一般意义”，但这种翻译并未被人们接受。在日语中，right被译为“右”或“正确”，但西周时期（1829-1897）1868年《群学肄言》翻译出版后，逐渐从明治时代中后期，已经确立。他查阅了威廉·亚历山大·帕森斯·马丁（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的中文译本，用“权”和“权”来翻译权利。这被人们普遍接受，并由留日学生传入中国。然而，即使到了西周，power也被译为“权力”。这说明西周并没有区分基于自然法的权利和基于人为法的权力。即使在今天，“权利”和“权力”的翻译仍然存在混乱，因为它们的发音相似。

严复反对日文将right翻译为“right”，该词翻译为一个在西方具有积极意义的词，并且“将king翻译为至高无上”（“权宜之计”或“策略”） ）。”有负面含义）。这个词有否定的意思，所以也可以译为“shi”或“shi”，如“Tenshi”或“Minshi”。在西班牙语中，“right”也有直线和直角的意思（直线和直角），而在中文中，“straight”也有“work”的意思，他觉得两者相辅相成。然而，在翻译与权利相关的词语时，我们常常根据上下文进行调整，而不是重复单一的词汇。他把这种态度称为“处处思考，无需坚持……自己实现并能够向别人解释就足够了”。例如，他将权利和利益结合起来译为“权利”，有时将利益译为“权利”，也将建构性权利译为“权利”。根据笔者的研究，如果密尔所指的权利是指自然权利或不可剥夺的权利，根富更愿意将其译为“天池”或“民权”，但当权利与利益结合使用时，出于个人权利的意思，他使用了“权利”。

上述例子表明，在与东方语言的斗争中，严焱有时创造新词，有时用日文译本进行翻译，另一方面又对翻译成日文的新词进行修改。然而，源福经过深思熟虑后翻译的“政府”、“战争”、“精神”等词，与日文的“有机体”、“组织”、“组织”等词并不一致。 ”和“对”。其他类似的例子还有严复将compromise翻译为“得到一半”，将neutrality翻译为“甔两”，这两个词都有很深的含义，但日文翻译却是Not。另外，杨译中的“evolution”一词也被日译中的“evolution”所取代，但这个过程已被香港中文大学蒋英豪教授详细研究过，所以我不再讨论。详细信息请参见此处。这说明翻译本身的质量似乎并不能决定它是否会被人们接受。

清末的新词大战在民国初后逐渐消失，新词日译取得了绝对的胜利。 《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一书，由根夫作序，展示了根夫的失败和日本人的成功。翻译。如今，很少有中国人意识到“团体”、“组织”、“扩大”、“舞台”、“代表”等词语都来自日语。《穆勒名学》 这句话我曾经说过。 “名无实实，乃由命定，俗称正，与契约不合，则不合，名无实实。”按照风俗，称呼自己的真名。名字是固。好，道易而不雕琢，这才叫好名。”上面我们已经提到了所谓的“风俗”，我可以大致解释一下翻译的成功。这些新术语反复出现在大众传媒（各种报刊杂志）、翻译书籍、教科书、百科全书、词典等出版物中，传播广泛，创造了上下文字相结合的词汇体系，正在发挥其影响力。严复的翻译作品在出版市场所占的比例比较小，而且在大众传媒方面，清末严复经商失败后，就不再进入报刊市场，最终我们不得不拼语言。战争，但我们输了。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荀子的观点，即“名有一定的性质”。对他来说，虽然语言文字的创作仍然有绝对的标准，但一个“名字”的好坏与是否“约定俗成”并无必然关系；名词翻译同样适用根夫煞费苦心地创造了一个“好名字”：“The road is easy,but intractable”（简单、明确、不矛盾）。他清楚地认识到，人名翻译需要语言学基础，必须建立在对译者双方文化背景（所谓的主语和客语）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希腊语或拉丁语单词的本义需要从中国语言学及其文化和思想背景中寻找合适的名词才能翻译西方单词。有两个词需要仔细审视。根夫创作的《乌托邦》、《知环》、《民治》等都是很好的例子。遗憾的是，颜毅的术语由于种种因素没有被人们广泛接受，但他所倡导的“逼真、表现力、优雅”的理念绝对是我们会继续追求的，是值得的。然而，民国建立后，在梁启超“东方语言论”和五四语言运动的双重夹击下，严复最喜欢的文言文就显得有些落伍了。同时，他以词汇上的挫折，用优雅的古文，结合西方新知识所传达的文化模式，在一个激进、反传统的时代，他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隐士，我无法逃脱自己的命运。